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本书是一部微观历史，在以雷明远为中心的故事中，我力图也向读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可以负责任地对读者说，虽然我在本书中注入了文学式的深描，但是所有的故事和描写，都是有出处的。对自然生态的描述，更多来自我 自己亲身的体验。成都周围的许多乡场，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去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在成都平原的乡村安家落户，在竹林下的茅屋中，在煤油灯下，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没有想到，这些亲身的经验，在几十年后，居然成 为我撰写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在本书中，我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的同时，我尽量详细地给出资料的来源。读者朋友从本书的注释中，不但可以找到资料出处，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阅读书目或知识背景。

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甚至更细的划分，例如中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过去我们讨论 1949 年“大转折”的时候，基本都局限在解放军对大城市的接管，对新政权怎样控制乡村并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权来到四川之前，几乎控制了农村社会，本书从袍哥的覆灭展示了共产党如何深入乡村的过程。

我对袍哥的兴趣，开始于 1980 年代，并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 1993 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中， 我对这个组织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一书中， 我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 “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

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 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见附录 3）。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 1946 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 20 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2014 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 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 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 该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 学术讨论会。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 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 来考察和使用的。

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 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在指导研究生阅读这 些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 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或许有几本书可以算是初具微观史的研究取向， 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 700 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 的生活。另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开微观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该书写于 1970 年代。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于资料，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还不算真正的微观史。

微观历史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讨论“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认为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了。因此，我们今天试图重建过去的基层社会和生活，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当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感觉到，我可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参阅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 资料等，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把开展多年的关于袍哥 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这便是目前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由于袍哥问题已经在我心里面酝酿了 30 多年，因此这个微观史的计划进展非常顺利。英文书稿给斯坦福大学出 版社后，首轮便通过了外审，几乎不需要任何大的修改，这是我所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最顺利的一本。

为了更有效地将沈宝媛的报告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我希望对调查者和所调查的地方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她文中的“望镇”实际是什么 地方，是我最关切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她本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迎刃而解，说不定还可以了解到没有写入报告的关于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细节。不过我对此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2014 年夏天，我开始了寻找沈宝媛的努力。当然，搜寻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我发现她竟然是中国图书馆学奠基人沈祖荣先生的女儿，她的家族还在中山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媒体报道中沈宝媛最后的露面是 2012 年出席奖学金的颁奖仪式。后来，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沈祖荣先生传记的作者程焕文教授的博客里，了解到他和沈宝媛有联系，还在 2001 年访问过沈祖荣的故居。通过程教授博客上留下的地址，我给程教授前后发了两封电邮，但是两个星期没有回音。我心里面有一种紧迫感，按年龄算，沈宝媛应该至少 90 岁了，我觉得不能消极等待。

我立刻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麻国庆教授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复。7 月 27 日，程教授发来电邮，告诉我沈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经历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东莞，并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7 月 28 日上午9 点左右，我打电话到东莞，终于能够有机会和沈女士直接交谈，我怀着很大的期盼，也有一点紧张。但结果令人失望，整个通话时间可能最多两三分钟，在我表明致电的意图后，从口气上看，老人并不愿意就此事被打扰：“我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完全记不得 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强 求。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撰写本书，情况将 完全不同，我将有可能直接听到沈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无疑将使这本书更全面、丰满，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为本书赋予更鲜活的色彩。

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死心。8 月 13 日，我又打电话给沈宝媛的女儿，希望了解她的妈妈是否讲过当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够有所斩获，也多少能弥补沈老太太记忆力衰退的遗憾。……也就是说，1945 年夏天，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才 21岁。我又请她帮忙向沈老太太请教：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 1949 年以后的情况？另外，关于这次调查的任何其他资料或事情我都有兴趣。但均无下文。

看来，无法通过沈宝媛及其家属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不要说 90 岁的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年龄，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于从文本——也就是沈宝媛于七十年前写下的报告——出发，展开对雷明远其人、他的家庭和 1940 年代川西袍哥组织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