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深究起來,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變態惡魔,只不過,在正常境遇中,種種變態思想被外界的法律和倫理以及內化了的社會規範所約束罷了,有了想法多半不會去實施,很多想法在潛意識中就被自我壓抑下去了。在戰爭等狂熱環境裡,像虐囚、殺人比賽,甚至人吃人那樣的事情就會幽靈般抬頭。而犯下如此獸行的人往往並不是天生“壞人”,是外界的放任喚醒了他們內心的惡魔。當然,說每個人都會如此蛻變也許誇張,但反觀中外歷史,很多人完全可能從“人”滑落到“獸”的地步。

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總攬6項大獎,這部劇在豆瓣的評分有9.5分,長久以來少見的高分了。內容上,相比於國內一撥兒又一撥兒的垃圾劇,這個電視劇的檔次確實高了幾個段位。

故事這樣說起。

李曉明說,我想做大事情?

於是開始蓄謀一場無差別殺人案,準備充足後,他攜帶自制槍支,找到一家人數密集的電影院,向無辜觀眾隨機掃射,9死21傷。這也造成幾十個家庭的遇難,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品味電視臺副總監宋喬安的兒子。故事從她的角度來講在案發後對被害者以及加害者家屬這些無辜人生活的影響。不論證該怪誰,而是該如何治癒。

自從這件事情發生後,李曉明每天都會遭到外界的唾罵和指責,就連他的家人都不能正常生活,有時還會受到恐嚇。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就像是過街老鼠一樣,只能到處躲避,出門的時候都要戴口罩。受害者的家屬都十分怨恨李曉明,還有他的家人,可錯的是李曉明,難道他的家人也要受到牽連嗎?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其實在這部劇中,沒有真正的好人和壞人,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問題,李曉明確實做錯了事情,但他的家人是無辜的,他們是自由的,應該正常生活,可卻恰恰相反,而通過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人類的“另一副面孔”。

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受害者的家屬一心想讓法律處死李曉明,但這些仍舊不能滿足於他們,因為他們還想讓李曉明的家人受到懲罰。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被害者家屬的陰影

宋喬安的兒子死在她帶他去看電影那天,因為宋席間離場出去喝咖啡,所以在兒子被殺時她不在場。

也因為這個不在場的巧合,她活在自責裡,一直認為如果當時喝完了咖啡就能回去,兒子可能就不會死了。

宋喬安揹著嚴重的倖存者內疚,帶著道德上的譴責生活,她不敢忘記兒子天彥,所以瘋狂工作、酗酒,也帶來了家庭的一系列問題。

倖存者內疚:指的是一個人認為從創傷事件中倖存下來的自己犯下了某種過錯的心理狀態,屬於PTSD的症狀之一。

比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從戰場上回來的士兵,他們作為倖存者受到舉國上下的歡迎,但在和平的世界裡卻不能如意,承受著生理記憶和精神記憶的痛苦。

在家人的暖心幫助下宋喬安最終走出來,她是成熟的,也希望別人能走出來。

她說“我不想一輩子當受害者家屬”,“李大芝要自己擺脫加害者家屬的陰影”。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李曉文一家人身上。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加害者家屬的救贖之路

李曉文一家人因為哥哥造成的9條人命而成為“罪人”,即便他們什麼都沒有做,但他們還是要承擔,下跪道歉、賣房子賣飯館還錢、帶“口罩”蒙面賣粽子為生,窗戶紙幾乎不敢揭開、父親幾乎酗酒無法振作,李曉文需要隱姓埋名去找工作,他們沒有錯,並沒有想要把兒子李曉明教壞。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但是他們要用後半輩子來贖罪,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犯下的罪。

殺一個人,判處死刑,很簡單!然而,治標不治本。

王赦要做的,是尋找出本源,去根治它。

因王赦早年的特殊經歷,致力於做法扶律師,為了不要再有類似案件發生而奔走,忍受著網民的辱罵,和家人的不解。

他認為,比起一殺了之,更重要的是探究其出現非常態行為的根源,以及探尋有沒有可能避免此類事件發生。

所以他會在李曉明突然被執行槍決後,崩潰發出質問:

“他殺人,他是應該要死。他就算生病了,如果真的罪證確鑿,也可以判死刑沒有關係。但為什麼要(在真相被發現之前)這麼粗暴地奪走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

這個社會需要這樣的人、這樣的思維來幫助更多的人,避免潛在加害者害人,避免潛在被害者被害。

勿以善小而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責任去盡到一點點善意。

為什麼我們這些正常人,

不願意多用一點心,

多用一點我們擁有的能力,

去幫助那些生病的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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