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升：美國外交史學轉型研究（1970—2018）
書名：美國外交史學轉型研究（1970—2018）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1月
曲升，1971年11月出生，山東省萊州市人，歷史學博士，現為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教授，渤海大學海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美國外交史和世界海洋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美國研究》等專業雜誌發表論文數十篇。
內容簡介
在回顧傳統美國外交史學，挖掘其中國際史取向和文化轉向“基因”的基礎上，“外緣”研究和“內緣”分析相結合，系統考察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進程加速，後工業化時代來臨，激進社會運動興起和後現代主義思潮氾濫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外交史學界主動順應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史學新潮流，實現由傳統外交史到“美國全球史、美國跨國史和跨文化史”轉型的歷史進程。本書認為，美國外交史學轉型主要體現在國際化和文化轉向兩種取向上，二者既相對獨立，又相輔相成、彼此交融，共同促成了創新性成果的湧現，在帶來美國外交史學科“復興”的同時，也造就了一種多元共存的學科文化。在當前全球國際政治大變局和“數字人文”興起的背景下，“外交史回擺”、“數字化轉向”來臨、長時段歷史迴歸和介入公共生活的普遍追求，將成為美國外交史學主要發展趨勢。
目 錄
緒 論
一、研究之緣起
二、概念和定義
三、觀點和結構
四、價值和意義
第一章 現實主義範式及其國際史遺產
一、現實主義派的美國外交史解釋
二、文化分析的缺失
三、國際史的遺產
第二章 進步主義範式及其文化分析遺產
一、查爾斯·比爾德的美國外交史解釋
二、進步主義傳統的開創者
三、威廉·A.威廉斯的美國外交史解釋
四、“門戶開放”範式的文化分析遺產
第三章 新社會史學的衝擊和影響
一、最初衝擊與外交史研究社會學化主張的提出
二、“合作主義”綜合範式的理論探蹟
三、國際社會史領域的新突破
四、社會史的侷限及文化轉向的開始
第四章 冷戰史學的變遷
一、理論構建的反面參照：冷戰修正派
二、後修正主義冷戰史學的理論探索與研究實踐
三、“新冷戰史”倡議及其實踐
四、“新冷戰史”的多元競爭與共存
五、對歷史方法的推崇與實踐
第五章 學術共同體與美國外交史學的創新轉型
一、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學會
二、專業期刊
三、網絡空間
四、學科轉型的意義
第六章 國際化轉向的興起與演進
一、“國際史”取向的提出
二、國際史取向的理論框架
三、組織層面的國際化轉向
四、跨國轉向的歷程
五、跨國轉向的意義、不足和前景
第七章 文化轉向的軌跡、路徑及影響
一、文化轉向的緣起與初步發展
二、文化轉向的快速發展
三、文化轉向的路徑、領域和範疇
四、文化轉向的特徵與影響
第八章 後現代主義與美國外交史研究
一、後現代理論的引入
二、解構主義與美國外交史研究
三、後殖民理論與美國外交史研究
四、後現代主義與學科認同爭論
第九章 個案：新世紀以來的宗教範疇
一、世紀初的討論
二、個案研究與外交史宗教分析範疇的確立
三、“文化傳換”範式中的宗教範疇
四、後現代理論在宗教範疇中的運用
五、持續不斷的學術爭鳴
結束語 多元共存學科文化下學科發展趨勢前瞻
主要參考文獻
一、英文著作
二、英文論文
三、中文著作
四、中文論文
後 記
內容節選·緒論
二、概念和定義
為便於後面論述的展開，也出於方便讀者理解本書的考慮，對一些宏觀概念預先加以界定和介紹是必要的。
（一）學科轉型
創新和變革是一切學術研究的不竭動力和正常狀態，美國外交史學概莫能外。1983年，傑拉德·A.庫姆斯（Jerald A. Combs）出版了第一本也是截止目前唯一系統考察美國外交史書寫歷史的著作——《美國外交史：兩個世紀的常變闡釋》，揭示了這樣一種學術現象：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過後，美國外交史學家總會根據新的現實關切和個人立場，對先前的史學觀點進行重新評估和修正；對於每一個重大事件的評述和歷史人物的臧否，否定—否定之否定—再否定的循環往復運動是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外交史寫作的常態。此書奠定了庫姆斯一流美國外交史學史專家的地位，不過，他所揭示的美國外交史“闡釋”（interpretations）週期律，並不能完全涵蓋本研究所說的學科“轉型”（transformation）之意涵，而只是學科變革諸多形態之一。一般而言，史學研究領域的創新和變革包括三種形式，即修正（revision）、拓展（expansion）和轉型。
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修正”即通過解讀和運用新史料，或基於新視角和立場對通常性材料進行重新解讀，從而改進或推翻關於某一歷史現象或問題的流行觀點或命題。庫姆斯所揭示的美國外交史“闡釋”的變動，就是這一意義層面上的修正。美國外交史研究中“修正”性變革的案例不勝枚舉，在此，僅以關於共和國早期外交政策性質的經久不息的爭論為例予以說明。1961年，菲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出版著作《告別辭研究：早期美國外交史政策的觀念》，基於對華盛頓告別辭的解讀，把美國早期外交定性為“理想化的國際主義”（idealistic internationalism）。十五年之後，詹姆斯·H.哈特森（James H. Hutson）考察了1776年大陸會議代表們的信件，並未從中發現支持他們持理想主義外交政策的任何證據。據此，哈特森對吉爾伯特的論斷提出嚴厲挑戰，認為開國元勳們並不熱衷於構建世界自由貿易體系，他們的外交思想與同時代歐洲政治家的思路如出一轍，均屬保守主義，基於維護作為共和制度根基的公民美德的考慮，對國際貿易充滿了恐懼。哈特森對吉爾伯特的反駁儘管有理有據，卻並未終止關於美國早期外交性質的爭論。進入90年代，戴維·M.費茨西蒙斯（David M. Fitzsimons）對潘恩的“新世界秩序”觀進行了考察，重新肯定了吉爾伯特的觀點；詹姆斯·R.索福卡（James R. Sofka）對傑斐遜國家安全觀念的考察，則支持了哈特森的基本論斷。這兩項成果不是對傳統觀點的簡單重複，在研究視角、材料運用上和觀點的平衡性上，都有了巨大的改觀。可見，“修正”能夠為老問題提供新穎的或更精確的見解，卻不會打破既存的研究領域框架、語境和概念範式。再比如，在冷戰根源問題上，美國外交史學界相繼出現了正統主義、修正主義和後從修正主義的更替，在觀點層面推動了人們關於冷戰起源問題的認識，卻沒能從根本上重構冷戰史解釋框架。
“拓展”是把新的分析維度添加於某一研究領域，或者把研究視野擴大到先前被忽略的領域，進而帶動新主題、新範疇（category）和新資料的開拓和運用。拓展能夠揭示先前未能揭示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和因果性，從而豐富相關研究。作為本課題研究範疇之一的“文化轉向”在其最初階段——“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概念領域，所發揮的就是一種學科拓展作用。在傳統外交史學的分析框架中，政府外交手段基本被限定為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和軍事手段三大類。而文化外交研究的開創者弗蘭克·寧科維奇則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把它定義為“一國政府為達到其外交目的而運用的一種特殊政策工具”，從而為“文化手段”分析維度添加到外交政策分析框架之內開闢了道路。由此，美國政府海外推廣美國文化外交的努力、美國文化形式和文化產品的世界影響等問題，逐漸引起學者的關注，成為美國外交史研究新的學術增長點。寧科維奇《觀念的外交》和弗蘭克·科斯蒂廖拉（Frank Costigliola）《棘手的統治》是文化外交研究的拓荒之作，考察了從“凡爾賽和約”到冷戰早期年代，美國政府如何以觀念和文化產品的海外傳播為手段，推動了美國在歐洲影響力的上升。文化外交範疇的史學意義是它讓史家意識到，文化與地緣政策和經濟利益一樣，也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和目的，理應作為外交史分析的一個重要維度受到重視。從哲學的角度看，“拓展”雖則僅為量變，卻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量變的積累必然引起質變的發生。“文化外交”範疇進一步拓展的結果，是學者們開始從文化的視角解釋美國對外關係，把國家看作是廣義的文化建構的產物，認為國家間關係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關係，進而強調對意識形態、種族(race)、性別 (gender) 以及宗教話語等文化因素在美國對外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這樣，“文化外交”分析範疇質變為“文化轉向”。埃米莉·羅森堡（Emily S. Rosenberg）1982年出版著作《傳播美國夢》，論述了1890年到1945年期間美國對外擴張過程中經濟與文化之間的聯繫，認為它們與“美國思想體系中的自由發展觀密切相關”。這是文化轉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著作，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轉型”由拓展發展而來，卻具有相對於後者更大的思想衝擊性。因為“轉型”涉及學科形態和學科自性（identity）的根本性轉變。或者借用科學哲學的術語，學科轉型即“範式革命”（paradigm shift/revolution）——一種學術範式對傳統範式的揚棄和超越。“範式”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提出來的。庫恩指出，範式是一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空前地吸引一批擁護者組成為一個科學共同體，併為新實踐者從事新研究提供可借鑑和運用的模型、符號概括和具有統治力的範例。所謂“模型”指為科學共同體所共有的一組信念和本體論承諾，包括世界觀、價值觀以及認識論等哲學層面的認識。哲學層面的差別或不可通約性，是區分學派或範式的根本所在。所謂 “符號概括”，指理解和解決問題的認知定向工具或“概括綱要”。所謂“範例”是將一個科學共同體共有的世界觀及價值觀前提、方法論標準和認知定向工具輸入共同體成員頭腦中的“媒介”。範式革命就是新範式取代舊範式的過程。範式轉變遠遠超越了拓展和修正所能達到的程度，涉及學科邊界、學科認同以及知識論層面（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的全方位變革，大致包括三個階段：（1）反常和意外現象的累加引起舊範式的信任危機；（2）新範式得以提出；（3）新舊範式之間、新範式之間的長期競爭並最終確立新範式的合法地位。
本書所說的外交史學轉型便是一種“範式革命”，即新的外交史學範式取代傳統範式的過程。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轉型過程，有必要進一步對美國外交史學傳統範式的概念、轉型的基本動力和總體進程做些初步介紹，以便於讀者從宏觀上把握本書的結構和主旨。
（二）美國外交史學傳統範式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外交史學確立了作為大學歷史學科中相對獨立科目的地位。從那時起，隨著流派更替，學術興趣轉移，研究領域擴大和方法更新，美國外交史學就始終處在一個不斷定義自身的過程中。最初，外交史被定義為“國與國之間通過談判建立關係的政治行動的研究”。以塞繆爾·比米斯為代表的第一代專業美國外交史學家，雖然一開始就把美國外交史研究置於國際視角之下，但利用官方檔案、研究外交活動則是他們的興趣所在。進入五、六十年代，現實主義派和新左派先後興起，從國際環境和國家內部尋找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源與動力，成為新的學術關注點，於是“美國外交政策史”取代“美國外交史”，成為通行的提法。60年代中後期，國家間關係研究和外交政策國內根源研究開始結合起來，美國外交史學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1967年“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學會”成立。在學會成立過程中，學者們曾就“外交”、“對外關係”的含義以及專業組織的命名，展開爭論，並最終以“美國對外關係”（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作為本專業的主要定義。
實際上，到70年代，美國外交史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開拓和發展，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和學科身份認同。不過，“傳統”是相對於“現代”而言的，而所謂“範式”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很大程度上是後人總結的產物；或者用後現代的說法，傳統是“建構的”、“被髮明的”和“被確認的”。概言之，美國外交史學界確認自己學科傳統的進程，始於上世紀70年代初，終於21世紀第一個十年，與學科轉型的軌跡若合符契。
20世紀70年代初，以“新左派”（New Left）為中堅的激進史學走向沉寂，而新社會史蓬勃興起，在此反襯下，外交史學存在的種種弊端日益凸顯， 亟待破局突圍，尋求新的發展路向。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外交史學界開始了第一次大範圍的學科史回顧活動，總結和歸納學術傳統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之一。其中，戴維·F.杜拉斯克（David F. Trask）指出，美國外交史學有兩種解釋模式傳統：保守主義的均勢傳統和激進的經濟解釋。他把這兩種傳統的根源追溯到了蘭克和馬克思那兒，並把戰後50年代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和60年代的威廉·A.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分別作為兩種傳統的代表人物。查爾斯·內烏（Charles E. Neu）指出，美國外交史學在誕生之初就存在著兩個學派或傳統：保守主義進化論者（conservative evolutionists）和進步主義歷史學家（progress historians）；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塞繆爾·F.比米斯（Samuel F. Bemis）；後者以朱利葉斯·W. 普拉特(Julius W. Pratt)、托馬斯·貝利（Thomas A. Bailey）和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為代表。亞歷山大·德康德（Alexander DeConde）把1960年代早期之前看作美國外交史學的傳統時期，認為傳統時期主要存在兩種解釋模式：民族主義（nationalist）和修正主義（revisionist）。前者由賈雷德·斯帕克斯（Jered Sparks）和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奠基，戰後以比米斯為代表；後者由比爾德奠基，戰後由威廉斯發揚光大。總之，學科內已經形成兩大學術傳統，這是70年代美國外交史學界的共識，但在如何稱謂兩大傳統的問題上，卻眾說紛紜，見仁見智。
進入90年代後，學科轉型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鋪展開來。在此背景之下，1992年，韓德（Michael Hunt）發表長文回顧學科發展史，根據研究範圍的不同，把美國外交史學劃分為三大“領域”（domain）及相應的歷史學家群體，此即研究精英決策的現實主義派（realist）、研究外交政策之國內根源的進步主義派（progressives）以及把美國外交置於國際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國際史學派（internationalists）。韓德指出，現實主義派“最為古老和流行”，進步主義外交史學“直接根源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年代查爾斯·比爾德的著作”，相對而言，國際史學派則是新興學派。換言之，現實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學科傳統地位，在韓德這裡得到了初步確認。2006年，文化論者弗蘭克·寧科維奇發表《範式失落：文化轉向和美國外交史的全球化》一文，立足於後現代主義立場，對美國外交史學傳統範式的產生背景、過程及其衰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他界定的傳統範式有兩個，一是現實主義，二是激進主義；他還認為，激進主義的代表是威廉斯開創的“門戶開放”學派，而“該學派植根於進步主義傳統”。可見，在寧科維奇這裡，激進主義即進步主義。這樣，新世紀初年，美國外交史學界認定：現實主義學派和進步主義學派，是他們自己學科領域內的傳統學派或傳統範式。
不過，美國外交史學界雖然“劃分”了兩大傳統範式，卻未能清晰地總結它們的學術特徵，亦未進一步全面界定二者之間的通約之處。這項工作主要是由中國學者王立新完成的。他在《試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與文化轉向》一文中指出，現實主義範式和進步主義範式在研究進路和要問答的基本問題上存在不同；現實主義範式走外向分析的路徑，即主要從國際環境因素尋找塑造美國外交政策的力量，其關注的問題包括：美國政府制定了什麼樣的政策？這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由誰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響？政策是如何實施的？進步主義走內向分析的路徑，即相信美國對外政策的根本動因植根於美國社會之中，其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是：美國國家外交政策與更廣泛的國內社會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國內經濟制度、階級結構、文化價值、政治組織等等是如何塑造政策決定的？政策決定對國內產生什麼樣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更深刻的是，王立新指出了兩大傳統具有的共同特徵，主要包括：在學科範圍上，大致把自己界定在美國國史分支學科，並賦予它很強的政治史色彩和蘭克史學風格；在本體論上堅持國家中心論、美國中心論和精英史觀；在方法論上，主要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強調外交政策動力中的物質性因素（權力和利益的追求）；在認識論上，持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和反映論，堅持檔案實證分析的基本分方法，以還原歷史、尋求因果關係為目的。
現實主義和進步主義的這些共同特徵，也可視為他們共享的學科認同（特性），所以，儘管兩大學派史觀截然對立，會為如何評價美國外交的問題論戰不休，甚至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卻從未對自己的學科特性產生根本分歧。然而，隨著8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史研究國際化取向，尤其是文化轉向的發展，這種局面被完全改觀了。圍繞美國外交史學的核心特徵、研究路向、研究方法以及認識論等問題，傳統主義者和激進“文化主義者”針鋒相對、聚訟不已，這成為美國外交史學轉型進程中的一道引人側目的風景線，預示和反映了一種新的學科身份和學科文化的逐漸形成和浮現。
（三）“範式失落”與“新外交史”
如果說現實主義範式和進步主義範式是支撐起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外交史研究大廈的兩根巨柱的話 ，那麼，轉型後的美國外交史學則呈現出“範式失落”的狀態。“範式失落”說最早由戴維·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於2001年提出。在對邁克爾·霍根（Michael J. Hogan）主編的展示學科進展的論文集《強權之路：1941年前的美國對外關係史學》進行評論時，大衛·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指出，文集收錄的文章儘管所涉歷史時段各不相同，卻無一不在共同表達著四個方面的主題：第一，現實主義（對美國外交的）批判已經死亡；第二，新左派（對美國外交的）批判面臨重重爭議；第三，社會史學的、激進的、文化分析等新方法論受到青睞，但在何者更具優先地位的問題上，沒能達成共識；第四，研究者希望進一步推進學科的國際化。由此，安德森得出結論：現實主義範式已經日薄西山，而新範式能否確立尚不明朗。此即所謂“範式失落”之含義。
2006年，寧科維奇發表《範式失落：文化轉向和美國外交史的全球化》一文，進一步發揮了安德森的“範式失落”說。通讀全文可見，寧科維奇所謂的“範式失落”實際上表達了兩層含義：第一，現實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思路都是落後於時代發展的觀念，其學科主導範式地位的喪失乃時代必然；第二，全球化是反範式的，即便是大行其道的文化分析也不足成為替代任何其他範式的獨立範式，綜合範式的想法實為無稽之談。應該說，“範式失落”一詞，既是對美國外交史學轉型後學科形態的一種宏觀描述，也表達了深受後現代思潮薰染的新生代外交史學家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學發展的一種價值期待，即反中心、反權威，崇尚多元開放、平等寬容的人文主義精神。
那麼，該如何界定“範式失落”之後的美國外交史學的呢？對此，美國外交史學界進行了一些嘗試，並提出了一些關於學科概念的新界定。其中，廣為使用的一個界定是“新外交史學”。其實，“新外交史學”的概念早在1971年便由托馬斯·G. 帕特森（Thomas G. Paterson）提了出來。不過，帕特森的“新外交史學”指稱的是那種從國內社會層面探尋美國外交政策根源的學術取向， 而非指經歷學科轉型後出現的新學科形態。從後一層面最早提出新學科稱謂的，是冷戰史研究領軍人之一約翰·L.加迪斯。1996年2月，在天普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加迪斯做了題為《新冷戰史：一些最初感想》的主題發言，提出了“新冷戰史”的概念並探討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強調對多邊檔案的運用。1997年，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後起之秀伊麗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 Hoffman）發表文章，把“新冷戰史”的提法拓展至整個美國外交史研究領域，宣稱她這一代外交史學家在過去年間經歷了“新外交史學”的繁盛。她理解的“新外交史學”實際所指為“全球美國史”（global American History），主張擯棄美國中心論和美國例外論的迂腐之見，把美國及其歷史放在全球背景和世界歷史中加以考察。可見，無論是加迪斯的“新冷戰史”概念，還是霍夫曼的“新外交史學”提法，立論的基礎均是對於國際化取向的推崇和重視，卻忽略了對作為學科轉型另一大動力和內容的“文化轉向”的涵括，因此難以稱為全面的概念。
筆者認為，對轉型中美國外交史學形態最恰當的描述和界定，當來自著名外交史學家入江昭。在2003年《美國曆史雜誌》舉辦的一次旨在梳理歸納美國史學新趨勢的內部交流中，入江昭用“美國全球史、美國跨國史和跨文化史”（a global, transnational, cross-cultu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詞描述正在出現的美國外交史學新形態。這一說法雖稍顯繁瑣，卻是他在檢視文化轉向和國際史轉向新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僅較為全面和準確地反映了當前美國外交史學科的新形態，而且同時包含著這位倡導“文化國際主義”的史學大師對於外交史學發展的期望。儘管在一般場合，美國外交史學界仍約定俗成地稱呼他們的學科為“美國外交史”、“美國外交政策史”、“美國對外關係史”，我們也不必咬文嚼字、鑽牛角尖，指摘這些提法不確切，但必須瞭然於胸的是：經歷了重大學科轉型後的美國外交史學，顯然已不是原初意義上的美國外交史學，而是入江昭所描述的跨國性、跨文化的美國外交史研究，具有了煥然一新的方法論指導、更加廣闊的研究領域和豐富多彩的研究主題。
（四）學科轉型動力與大致進程
以上相關介紹已經顯示：美國外交史學科轉型是多種動力綜合作用的結果；若從整個美國史學和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層面看，包括新社會史、國際關係理論（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後現代理論、國際史和文化轉向等大的潮流的衝擊和影響；其中，國際化取向和文化轉向是兩大基本動力和核心內容。
關於“美國外交史學國際化”的概念，王立新教授的界定十分到位。他說：“所謂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不僅是指熟悉其他國家語言和使用多國檔案，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國的視野，打破美國對外關係史研究中的美國中心論和文化中心主義，將美國置於全球環境中來考察，並把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置於重要的位置，將美國外交史發展成為全面研究美國國家和人民與其他國家和人民之間直接或間接互動的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 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補充說，國際化既表現在學理層面，也表現在組織層面，在這一進程中，美國外交史學家學術共同體也“國際化”了。兩種“國際化”齊頭並進，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共同推進和構成了美國外交史學的國際化轉向。
根據入江昭的論述，所謂“美國外交史研究文化轉向”，簡單地說，就是從文化的視角闡釋美國對外關係，把國家看作是廣義的文化建構的產物，認為國家間關係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關係。在研究實踐中，學者一般是從兩個層面上理解和運用文化：一是通常意義上把文化理解為人類社會的產物，即作為藝術產品的文化（又有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分），開拓了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研究主題，引發了圍繞“文化帝國主義”的爭論；二是文化人類學或結構主義層面的文化，即作為意義系統、符號系統和象徵系統的文化，包括語言、情感、信仰、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以它們作為“分析範疇”（analytical category）,挖掘外交決策和外交行為背後的複雜文化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國際化和文化轉向並非兩條彼此毫不相干的平行線，而是彼此交叉融合、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美國外交史學的轉型。大致而言，美國外交史學轉型始於70年代，每十年一個臺階，步步為營，紮實推進，其進程大致可分為這麼幾個階段：70年代發軔，80年代初步發展，90年代快速推進，新世紀以來全面深化。
1969年12月，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學會年會上，學會首任主席亞歷山大·德康德發表演講，開啟了美國外交史學自我批判運動的序幕。這篇演講的意義不僅限於對學科的“自我鞭撻”，更在於指明學科發展的方向，堪稱學科轉向的先導。德康德指出，目前美國外交史學之所以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反應遲鈍，被指責為“沉悶和狹隘”，根本原因在於外交史學家與政府過從甚密。這一“病根”是學科草創時期落下的，卻貽害至今。其具體表現，一是研究方法上理論化不足，解釋力匱乏；二是意識形態上的精英史觀和自滿的愛國主義，輕視底層民眾、少數群體和弱小國家。在德康德看來，外交史學的中心任務是分析、解釋和客觀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把自己的發現和觀點傳播給潛在受眾。
基於這種學科概念，德康德認為，外交史學的變革和發展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第一進行“國際史”轉向，把美國對外關係史視為國際史的一部分，而非純粹國家史的一部分；培育精神氣質和研究實踐上的“國際主義”，即學會對其他文化的優良品質的欣賞以及對其他民族和本民族弱點的寬容；第二從事“文化轉向”，承認並分析文化力量（cultural forces）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內部政治、社會環境及其對外交政策、對美國的反應的影響；第三，教學上注重開拓學生眼界，大膽涉足對非歐洲文化區域的研究，並大膽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
可見，在八九十年代成為推動外交史學科轉向根本動力的“文化轉向”和國際化轉向，德康德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已經比較明確地提出來了。但總體而言，70年代僅是“國際化”和“文化轉型”的發軔期。換言之，美國外交史學家在國際化和文化轉向上進行了一些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覺的方法論上的探討還沒有展開。在這一時期，美國外交史學界的主要任務，一是應對新社會史學的批評，嘗試把外交史研究社會學化，二是籌建自己的學會、創辦自己的學術期刊，為學科創新搭建平臺。這兩方面工作的意義不言而喻，為文化轉向和大規模創新運動奠定了學術基礎和組織基礎。
80年代學科轉型初步發展，其基本動因是大規模學科批評運動的展開，基本表現有四：一是方法論探索的自覺，關於文化轉向和國際史取向的概念理論和具體路徑得到了重視和闡發；二是文化外交研究領域得以開拓，豐富了人們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和行為的認識；三是冷戰後修正派開始崛起，有力推動了冷戰史研究的轉型；四是國際史轉向發展迅猛，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以致90年代初，已有學者開始把它確認為一個“學派”。但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美國外交史學轉型尚處於初啟階段，呈現出新舊交替、政治史取向主導的總體風貌。這點在1991年出版的《解釋美國對外關係史》一書有著清晰的反映。該書所介紹的創新性概念路徑和分析方法，主要借鑑了政治科學的理論模式，包括官僚政治、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合作主義和國家安全等，帶有明顯文化轉向色彩的僅有艾米莉·S. 羅森堡（Emily S. Rosenberg）《行走在邊界地帶》一例，而語言分析等後現代概念則尚未引入美國外交史研究。 此外，國際史取向儘管取得較大進展，但其考察時段主要集中在20世紀以來的美國外交史，尚未實現對通史寫作的全面覆蓋。國際史的限度、美國中心論的頑固，在1993年出版的四卷本《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有明顯體現。
進入90年代後，美國外交史學科轉型進程加快，力度增強。這與冷戰終結的時代大背景有關，也是外交史學家重拾信心、銳意進取的結果。加快態勢的基本表現，除了國際史取向持續繁榮之外，還有兩大方面引人矚目：一是文化轉向從文化外交研究發展到文化人類學和後現代主義文化分析階段，理論色彩更加濃厚，創新型成果呈“井噴”之勢；二是冷戰史研究領域實現了從後修正派到“新冷戰史”的跨越，國際史取向和文化轉向在“新冷戰史”研究中交叉融合、輝映成趣。2004年出版的第二版《解釋美國對外關係史》反映了這種學科轉型態勢。該書介紹了17種概念路徑，其中，意識形態、文化與國際關係、文化傳播、社會性別、種族、記憶等篇什反映了新文化史的影響；而思考邊界、全球邊疆、語言分析等篇什則反映了後殖民理論、批判理論以及國際史取向的交互影響，“在一個日益跨國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重新界定美國國際史，催生新研究方向，鼓勵跨學科思考”的旨趣十分明顯。
進入21世紀以來，學科轉型態勢可用“全面深化”一詞加以概括和形容。其基本表現有三：一是在國際化方面，在國際史轉向的基礎上，“跨國史”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國際史取向和文化轉向深度融合，展現了廣闊的發展前景；二是在文化轉向方面，文化分析在整個史學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已成為不爭事實，新文化分析範疇不斷擴張，文化範疇交叉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三是在學科認同方面，經過三十年的理論探索和研究實踐，一種以多元、包容和開放為核心價值和特徵的新學科認同和學科文化逐漸形成。2011年，反映美國史學最新成果和發展趨勢的《美國史學現狀》一書出版。
其中，關於美國外交史學現狀的篇章由新銳學者埃雷茲·馬尼拉（Erez Manela）執筆，把學科定義為“世界中的美國”，對其從業人員，也不再以“外交史學家”相稱，而是確定為“研究美國與廣闊世界互動的歷史學家”。顯然，這種新的學科定位和從業者身份認同，反映了國際史取向的深刻影響。2016年出版的第三版《解釋美國對外關係史》則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學科最近12年的變化，尤其是文化轉向的彌散性影響。正如該書導言所說，該文集推介的21種概念路徑表明：當前的對外關係史研究領域較之以往更為多元和多樣化了；但同時顯而易見的是，撰稿人都分享並實踐著作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文化轉向和語言轉向之遺產、並在第二個十年風行於整個人文學科的一些觀念和假設；這些觀念認為，為了與占主導地位的文化規範和實踐保持一致，個體、群體和國家均具有對觀念、行為和發展進行意義建構的天性；同時，社會建構的觀念並不排除意義之間的競爭、對某些行為體的邊遠化以及越軌等現象，也不迴避人作為生理個體（physical body）的重要性，但認為生理個體的思想和行為儘管並非完全決定於文化環境，卻無疑處在文化環境的影響之下。正如圍繞該文集展開的一場圓桌討論所指出的，把握文化轉向對美國對外關係史學顯而易見的重大影響，是該文集所付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Frank Costigliola and Michael J. Hoga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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