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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經濟發展的今天，如果我們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那麼，貿易保護主義一定是站不住的，經濟好的時候站不住，經濟壞的時候更站不住。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語言大學區域和國別研究院學術院長黃靖接受“觀察者網”記者採訪的內容整理，文章來源於“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在此次新冠疫情席捲多個發達國家，並且已經在歐洲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傳播以及死亡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似乎患上某種“拖延症”，您認為這其中的主客觀因素分別是什麼樣的？結合最近美股的連續大跌，是否特朗普政府懼怕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超過了疫情本身？
黃靖：這次新冠病毒是一個新型的病毒。因此，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一樣，對疫情都會有一個客觀的認識過程。作為一個流感的高發國，美國政府確實有些疏忽大意，認為可以像防流感那樣控制病毒的發展。並且，由於總統大選前的兩黨惡鬥、特朗普執政後美國社會的高度分裂，尤其是特朗普本人的愚昧和自大，都使美國政府一開始沒有認真對待這次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
但是，美國政府抗擊疫情的舉動之所以遲滯且說法和措施前後不一、朝令夕改，更重要的原因是當疫情在中國爆發時，特朗普政府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將疫情政治化：利用疫情來攻擊中國政府，汙名中國的政治制度，攻擊中國政府隱瞞疫情、統計不實等等。甚至幸災樂禍地宣稱病毒的傳播和蔓延是中國政府的責任，凸顯了中國政治制度的“不正確”。這樣一來，美國政府全然不顧新冠病毒是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體人類的敵人，把本來應該是世界各國一起合作來抗擊的疫情高度政治化了。
時至今日，疫情在美國的爆發使特朗普政府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可笑的是，美國政府至今仍然企圖將自己的失誤和拖延甩鍋中國。特朗普本人和美國國務卿等仍然以種族主義的口吻，稱已被世衛組織命名為2019-nCoV的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並因此要中國政府“負責”。同時，美國不僅沒有表現出任何世界第一大國所應有的擔當，與世界各國一起抗擊疫情，而是“美國優先”，單方面地宣佈和其長期的盟友歐洲斷航。
更令特朗普頭疼的，是這次疫情觸發了美國的經濟恐慌。我們知道，中國抗擊疫情的一個成功經驗——也是被各國在不同程度上效仿的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要隔離，嚴格控制人員的流動。這就給現代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
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流通：人員的流通，技術的流通，金融的流通，生產的流通（產業鏈），物資的流通，消費的流通。而人員一旦不能流通，其他流通都會受到阻礙甚至停滯。儘管美國經濟發達，但由於種種原因，美國迄今沒有將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廣泛地運用於各個流通領域，尤其是在消費、物流和支付方面，美國沒有建立起像中國這麼發達的、深入社會各個角落的互聯網消費、物流和支付系統。
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鬥爭中，儘管中國採取了最嚴格的封堵隔離措施，但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最基本的經濟活動仍然能夠正常運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在支付、物流和消費領域的互聯網運用確確實實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使得中國在人員流通因隔離而中斷時，消費、物流和支付仍然可以有效地流通運轉，這在抗疫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儘管美國政府利用疫情大肆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的政治制度，但在疫情爆發後卻只能採取中國的做法，就是最大限度地阻斷人員的交流——隔離。我們沒有必要像美國政府那樣也去妖魔化美國的制度，但美國政府確實做不到中國那樣挨家挨戶的精細管理和有效隔離。這倒不完全是美國的政治制度所致，而是因為美國在消費、物流和支付的流通方面確實沒有中國這樣發達。
這樣一來，隨著疫情的發展，特朗普和美國經濟界都認識到如果美國要採用——也不得不採用——隔離的辦法來控制疫情，美國經濟必然大受打擊：因為在美國一旦人員的流通被“隔離”切斷，其他領域的流通也要大受打擊。可見，由於美國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和在物流與支付方面的發展滯後，其抗擊疫情所付出的代價和壓力要比中國大得多。
事實上，伴隨著疫情發作的搶購狂潮，恰恰表明美國人民對被“隔離”後的消費、物流和支付的運作毫無信心；而股票市場因“疫情”的發作而出現前所未有的暴跌和頻繁的“熔斷”，更加說明美國經濟和金融界對抗擊疫情所帶來的“流通中斷”的極度恐慌。
面對這樣的局面，儘管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臉，採取了“全國緊急狀態”來抗擊疫情，卻不敢、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國採取“果斷措施”來封城隔離。因為一旦這樣做，經濟必然出大問題，而他的連任大選也就結束了。而且，不僅大選沒戲，也會暴露所謂的美國政治的不正確性。因此，他只能選擇能拖就拖，而現在又企圖撒錢消災。但美國輿論界普遍認為，由於特朗普的愚昧和自詡，美國抗擊疫情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美國將疫情政治化攻擊中國，損人不利己，最終將為此付出本來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的巨大代價。
有意思的是，美國作為一個兩黨政治國家，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有所失誤，民主黨照理會批評他，攻擊他，督促他，更何況今年又是大選年。但民主黨並沒有這樣做。這除了因為民主黨也同樣將疫情政治化來攻擊中國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民主黨自己也拿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抗擊疫情。
簡言之，由於自身的錯誤導致了抗擊疫情的延誤和失措，由此造成的恐慌是最近美股暴跌並頻繁熔斷的根本原因。其他因素諸如石油降價僅僅是一個催化劑。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美國政府不僅是應對疫情慢了不止半拍，最近還比較愛給中國“甩黑鍋”，國務卿蓬佩奧，甚至特朗普總統本人都公開把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中國病毒”，您認為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
黃靖：現在的美國政府，以及它的“深層政權”（Deep State）將中國看成了它的“競爭對手”，進而把中美關係看成了一種零和遊戲，這樣對他們來說只要是中國的困難，都是他們的機會，不管中國遭受什麼困難，他們都認為機會來了。因此，當它看到中國的疫情爆發，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是在他們打擊、削弱中國的機會。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的把疫情給政治化了，說疫情是中國共產黨把事情辦砸了，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導致了疫情的爆發。第二，他們覺得也是一個社會文化機會，藉機凸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落後。所以特朗普、蓬佩奧反覆強調這是“中國病毒”、“武漢病毒”，除了甩鍋中國外，也包含了種族歧視。表現出他們在所謂“人權”上的雙重標準，一方面說平等、人權，一方面在骨子裡視中國人為“病夫”。
更惡劣的是，有美國議員甚至在電視訪談中公開說新冠病毒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到現在，隨著新冠病毒擴散開來，全世界都深受其害，大家應該合作對抗疫情的時候，他們還在那裡堅持自己的錯誤立場。而且自己越是不對，越是要用更大、貌似更強硬的“理由”——其實是謊言和偏見——來證明自己是對的，把責任推給他人。
特朗普，彭佩奧之流利用病毒，趁人之危，對中國落井下石，是非常典型的狹隘、敵視的態度。在這次疫情恰恰揭示了全世界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時候，這群人卻為了自己的利益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僅想利用疫情攻擊中國，破壞中美關係，妄圖通過妖魔化中國來凸顯他們心目中的美國的偉大。但隨著疫情的爆發，最終買單的還是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
事實上，這些將疫情政治化、汙名化以致甩鍋他人的言行都是非常low且愚蠢的，最後都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首先，把疫情政治化並沒有使美國擺脫新冠病毒的攻擊，疫情也在美國爆發了；
第二，美國應對疫情的辦法其實也和中國一樣：一方面通過隔離控制疫情的傳播，另一方面加強治療護理降低致死率，同時大力研發疫苗。並沒有因為美國“偉大的政治制度”而採取什麼更高明的辦法；
第三，新冠病毒並沒有因為被稱為“中國病毒”而只攻擊中國人，一樣會去攻擊美國人。而且，由於特朗普政府的愚昧和自大，浪費了中國抗擊疫情為美國人民贏得的寶貴時間和經驗，使美國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特朗普自己也受到廣泛的指責和批評，選情大跌。
在這個情勢下，我認為中國應該站得更高，充分表現出自己的大國擔當和中國人民“與人為善”的品德。首先，中國願意並且已經做出了和美國合作的姿態，分享我們的抗疫經驗和對新冠病毒的研究結果；第二，我們不因為美國人這樣“惡”待我們而同樣“惡”待美國人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人數千年來堅持的本分；第三，新冠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因而要靠人類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擊敗它。
正因如此，中國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合作，奉行利人利己的多邊主義，推動在防止病害、促進人類健康這個關鍵問題上確實需要的、基於多邊機制之上的全球治理體系。世衛組織在抗擊疫情中對中國積極正面評價表明，中國得道多助。而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則凸顯出其自私與霸道，損人不利己，失道寡助。
觀察者網：近期，美國豁免了中國出口美國口罩及相關原材料的關稅，結合疫情爆發前中國剛剛達成了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您認為這次疫情是否會改變中美貿易摩擦的既定格局？
黃靖：剛才我們說過疫情突出顯示了人類合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夠共同對抗新冠病毒。然而美國政府和一些不友好的組織一開始卻覺得中國受到新冠病毒攻擊了，機會來了，要撤出中國。所有才有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的那種說法，說“疫情給美國經濟創造了機會”，有一些專家學者也因此認為疫情會導致中國經濟“被脫鉤”甚至“逆全球化”的發生。
但形勢的發展卻不是這樣。我始終認為“脫鉤”只是一個政治議題；就經濟而言，這是一個假議題。疫情發生後，人可以撤、也應該撤，畢竟健康為大。但後來你看到當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之後，口罩製造、銷售和流通這個很簡單的“經濟運作”就脫鉤不了，因為口罩一夜間成了“戰略物資”，而這個戰略物資的最大生產者是中國，中國已經佔有全世界口罩百分之八十的產能，不僅是成品，還包含了原材料。而且很多消毒用品和很多藥物的基礎材料生產基地也在中國。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要和中國脫鉤實際上是和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脫鉤。
這次全球範圍內抗擊疫情，再次表明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個潮流就是整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一體化之所以會發生而且難以逆轉，就在於它是人類努力優化生產能力的結果，是無法斬斷和逆轉的。除非你要逆潮流而動，退回到落後的生產方式，結果只能是被歷史拋棄。
但特朗普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搞“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搞貿易保護，挑起貿易戰。按照正常的思維，其實疫情突出顯示了人類合作的必要性，應該對中美合作和中美貿易是一個促進。但是正好趕上了美國的大選年，由於特朗普政府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堅持美國優先政策，加之國內政治的需要，所以我的預判是很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情況，即隨著選情的告急和經濟的滑坡，以及對手的攻擊，特朗普會把所有的責任進一步推到中國身上，甚至可能出爾反爾，撕毀之前已經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我們對此要有所準備。
歷史事實表明，特朗普不會知錯就改，反而會將錯就錯，不守信用，一錯到底。不僅在疫情上，在經濟貿易上特朗普也會拿中國當替罪羊，成為美國經濟滑坡的責任方。比如他可能會汙衊中國操控貨幣、“國家資本主義”、不公平貿易等等，或者說中國和俄羅斯聯手操控石油市場等等，慾加之罪何患無詞，找出各種理由來甩鍋中國。
觀察者網：但是我們普通人會有一種感覺，美國現在需要什麼就對我們豁免什麼，顯得中國有點被動，我們有沒有可能借機對美國提出一些條件，例如讓他們放開一些我們需要的，例如高科技產品的出口？
黃靖：這樣的想法有道理，但實際是不可取的。首先，中國人民是有品德堅守的，是與人為善的。這個時候如果“談條件”顯得有點趁人之危，不是中國人所應為之；
第二，從實際利益上來說，通過這次疫情，我們的經濟要復甦，如果可以擴大口罩和其他商品出口，振興我們的產業，何樂而不為呢。其實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價格是可以、也應該有浮動空間的；
第三，這也進一步顯示出了世界經濟的不可“脫鉤”。我們不要有那種想法，你卡過我，現在我就要卡你。別人做得不對不代表我們也要做得不對。並且，在經濟利益上我們是有好處的。為什麼不做呢？我們恰恰是取之有道的，中國人是很聰明的，我們完全可以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情況下既賺到錢又堅守住自己的品德。
其實，口罩問題給我們提供了增長“軟實力”的機遇：我們要以實際行動表明中國絕不趁人之危。事實上，中國自己還在抗擊疫情的過程當中，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其它成員也受到疫情的危害，我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將盡力向全世界出口口罩。
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堅守，用正確的語言和行為彰顯我們的正確和與人為善，同時維護好我們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我說的“可以讓利但絕不讓理”，作為大國，要有大國的擔當和道德的堅守。得道多助是恆古不變的道理。
觀察者網：我們在疫情中也看到了全球經濟和貿易及其脆弱的一面，各國紛紛限制了特定物資的出口，近期的美國股市也帶動全球股市一瀉千里。您認為這次的疫情是否會助長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以至於演變成一場新的全球大蕭條？
黃靖：這是一個客觀的可能性。我們知道，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一直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我之前說過2008年以來最根本的問題是世界金融體制和信貸的不確定性。從1971年美國單方面廢除金本位以來，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實際上是為整個世界經濟提供信用擔保。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實質是美元的信用危機。
作為全世界經濟信用貨幣，一旦美元信用產生危機，整個世界經濟都會失去“信用”這個支撐點。美國利用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斷剪全世界的羊毛，卻不願意、也沒有能力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做必要的改革、付出應付的代價，而是掩蓋危機，治標不治本，通過降利率、多印錢等貨幣寬鬆手段，將危機的爆發不斷延後。
而且，我認為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從來沒有真正恢復過。加上美國到處打仗，為了打壓歐元又採取了許多最終損人不利己的做法。事實上，2008年以來只有中國的經濟因不斷地改革而保持了持續發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美國都維持在一種虛假復甦的狀態。
特朗普上臺之後減稅等一系列措施其實是給美國經濟打雞血，但是美國經濟根本性的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所以這次疫情只是把以前結構性的矛盾充分暴露出來，觸發了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危機。就像新冠病毒一樣，它本身並不致死，是通過引起各種併發症奪走了人們的生命。經濟也是這樣，疫情引發了原本世界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再加上特朗普倒行逆施，大搞貿易保護主義，打貿易戰，就加速了整個世界經濟問題的暴露和危機的爆發。所以我們對於世界經濟由於疫情所導致的併發症——經濟的大蕭條要有充分的準備。
但是，我認為經濟危機可能會帶來蕭條，但蕭條不會帶來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恰恰相反，經濟越是有危機感，人們越是要給自己的經濟找出路，找機會。機會在哪裡呢，肯定在經濟發展好的地方。經濟全球化中，金融的全球化是最深刻、也是最不可逆的。畢竟資本是哪裡可以賺到錢就往哪裡走。事實上，儘管中國的疫情導致目前經濟發展減緩，進出口雙雙下滑，但外資的投入卻沒有下滑。這表明資本對於中國經濟的看好。
疫情必將給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但只要我們自己站得住，堅持改革開放——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優勢，就一定能夠“栽得梧桐樹，自有鳳凰來”。
我不相信經濟蕭條會帶來貿易保護主義。恰恰相反，歷史證明經濟蕭條會敲響貿易保護主義的喪鐘。美國總統胡弗在1920年代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結果引發大蕭條。而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以及二戰後的重建，導致世界經濟（在蘇東陣營以外）的全球化。羅斯福新政其實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凱恩斯主義，政府大量投資搞基礎建設；另一條腿就是自由貿易，開發國際市場。
我的看法是，在世界經濟發展的今天，如果我們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那麼，貿易保護主義一定是站不住的，經濟好的時候站不住，經濟壞的時候更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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