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清華八年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華園裡度過。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在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回想已經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凸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有人說，人在開始喜歡回憶的時候便是開始老的時候。我現在開始回憶了。

民國四年，我十四歲，在北京新鮮衚衕京師公立第三小學畢業，我的父親接受朋友的勸告要我投考清華學校。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我是一個古老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街頭闖蕩過，這時候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離鄉背井到新大陸去負笈求學，更是難以設想的事。所以父親這一決定下來，母親急得直哭。

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學校的創立乃是由於民國紀元前四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於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帶著深刻的國恥的意味。所以這學校的學制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縣，本應到杭州去應試，往返太費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為了取得法定的根據起見，我父親特赴京兆大興縣署辨入籍手續，得到准許備案，我才到天津（當時直隸省會）省長公署報名。我的籍貫從此確定為京兆大興縣，即北京。北京東城屬大興，西城屬宛平。

那一年直隸省分配名額為五名，報名應試的大概是三十幾個人，初試結果取十名，複試再進選五名。複試由省長朱家寶親自主持，此公夙來喜歡事必躬親，不願假手他人，居恆有一顆閒章，文日：“官要自作”。我獲得初試人選的通知以後就到天津去謁見省長。十四歲的孩子幾曾到過官署？大門口的站班的衙役一聲吆喝，嚇我一大跳，只見門內左右站著幾個穿寬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肅立，我逡巡走近二門，又是一聲吆喝，然後進入大廳。十個孩子都到齊，有人出來點名。靜靜的等了一刻鐘，一位面團團的老者微笑著踱了出來，從容不迫的抽起水菸袋，逐個的盤問我們幾句話，無非是姓甚、名誰、幾歲、什麼屬性之類的談話。然後我們圍桌而坐，各有毛筆紙張放在面前，寫一篇作文，題目是“孝弟為人之本”。這個題目我好像從前作過，於是不加思索援筆立就，總之是一些陳詞濫調。

過後不久榜發，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吳卓、安紹芸、梅貽寶、及一位未及入學即行病逝的應某。考取學校總是幸運的事，雖然那時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並不怎樣珍視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我和清華結下了八年的緣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氣，我帶著鋪蓋到清華去報到，出家門時母親直哭，我心裡也很難過。我以後讀英詩人Cowper的傳記時之特別同情他，即是因為我自己深切體驗到一個幼小的心靈在離開父母出外讀書時的那種滋味——說是“第二次斷奶”實在不為過。第一次斷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時代，尚不懂事，沒有人能回憶自己斷奶時的懊惱，第二次斷奶就不然了，從父母身邊把自己扯開，在心裡需要一點氣力，而且少不了一陣辛酸。

清華園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東北。出西直門走上一條漫長的馬路，沿途有 幾處步兵統領衙門的“堆子”，清道夫一鏟一鏟的在道上灑黃土，一勺一勺的在 道上潑清水。路的兩旁是鋪石的路專給套馬的大敞車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邊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楊柳，好幾丈高的椏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鵝黃，真是柳眼挑金，更動人的時節是在秋後，柳絲飄拂到人的臉上，一陣陣的蟬噪，夕陽古道，情景幽絕。我初上這條大道，離開溫暖的家，走上一個新的環境，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

海淀是一小鄉鎮，過仁和酒店微聞酒香，那一家的茵陳酒蓮花白是有名的，再過去不遠有一個小石橋，左轉趨頤和園，右轉經圓明園遺址，再過去就是清華園了。清華園原是清室某親貴的花園，大門上“清華園”三字是大學士那桐題的，門並不大，有兩扇鐵柵，門內左邊有一棵狀如華蓋的老松，斜倚有態，門前小橋流水，橋頭上經常繫著幾匹小毛驢。

園裡談不到什麼景緻，不過非常整潔，綠草如茵，校舍十分簡樸但是一塵不染。原來的一點點中國式的園林點綴保存在“工字廳”、“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廳後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風來荷氣，人在木陰”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鍾為報時之用。池畔松柏參天，廳後匾額上的“水木清華”四字確是當之無愧。又有長聯一副：“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雲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盪，洵是仙居。”（祁嶲藻書）我在這個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黃昏。

西園榛莽未除，一片蘆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圓明園的斷垣殘石歷歷可見，俯仰蒼茫，別饒野趣。我記得有一次郁達夫特來訪問，央我陪他到圓明園去恁吊遺蹟，除了那一堆石頭什麼也看不見了，所謂“萬園之園”的四十美景只好參考後人畫圖於想像中得之。

三

清華分高等科、中等科兩部分．剛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級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畢業後送到美國去，這兩部分是隔離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學生們是來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著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聽到，我不相信除了清華之外有任何一個學校其學生籍貫是如此的複雜。有些從廣東、福建來的，方言特殊，起初與外人交談不無困難，不過年輕的人學語迅速，稍後亦可適應。由於方言不同，同鄉的觀念容易加強，雖無同鄉會的組織，事實上一省的同鄉自成一個集團。我是北京人，我說國語，大家都學著說國語，所以我沒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沒有同鄉觀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這樣的土著，清華一共沒有幾個。（原籍滿族的陶世傑，原籍蒙族的楊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語，但是從這時候起我就和各個不同省籍的同學交往，我只好拋棄了我的土語的成分，養成使用較為普通的國語的習慣。我一向不參加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同時我也沒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有過八年的薰陶，凡是中國人都是我的同鄉。

一天夜裡下大雪。黎明時同屋的一位廣東同學大驚小怪的叫了起來，“下雪啦！下雪啦！”別的寢室的廣東同學也出來奔走相告，一個個從箱裡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裡面穿的是單布褲子！

有一位從廈門來的同學，因為言語不通沒人可以交談，孤獨鬱悶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語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鄉，但是不能時常來陪伴他。結果這位可憐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每逢星期日我繳上一封家長的信便可獲准出校返家，騎驢抄小徑，經過大鐘寺，到西直門，或是坐一小時的人力車遵大道進城。在家裡吃一頓午飯，不大功夫夕陽西下又該回學校去了。回家的手續是在星期六晚辦妥的，領一個寫著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門的一位張姓老頭兒的手裡，才得出門。平常是不準越大門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學們，和張老頭打個招呼，也可以出門走走，買點什麼鴨梨柿子烤白薯之類的東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這一班裡以項君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隻大尿桶裡幾乎淹死。二三十年後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經任一個銀行的經理，還是那麼高，想起往事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嚴格的。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說話乾脆而尖刻，精神飽滿，認真負責。學生都編有學號，我在中等科時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時是一四九，我畢業後十幾年在南京車站偶然遇到他，他還能隨口說出我的學號。每天早晨七點打起床鍾，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臉盆都寫上號碼，髒了要罰。七點二十分吃早飯，四碟鹹菜如蘿蔔乾八寶菜之類，每人三個饅頭，稀飯不限。飯桌上，也有各人的學號，缺席就要記下處罰。臉可以不洗，早飯不能不去吃。陳先生常常躲在門後，拿著紙筆把遲到的—一記下，專寫學號，一個也漏不掉。我從小就有早起的習慣，永遠在打鐘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從不誤吃早飯。

學生有久久不寫平安家信以致家長向學校查詢者，因此學校規定每兩星期 必須寫家信一封，交齋務室登記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應免此一舉，但格於規定仍須照辦。我父親說這是很好的練習小楷的機會，特為我在榮寶齋印製了宣紙的信箋，要我恭楷寫信，年終匯訂成冊，留作紀念。

學生身上不許帶錢，錢要存在學校銀行裡，平常的零用錢可以存少許在身上，但一角錢一分錢都要記賬，而且是新式簿記，有明細賬，有資產負債對照表，月底結算完竣要呈送齋務室備核蓋印然後發還。在學校用錢的機會很少，伙食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開始收半費，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後就是交全費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這都是在開學時交清了的。理髮每次一角，技術不高明，設備也簡陋，有一樣好處——快，十分鐘連揪帶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張心一來自甘肅，認為一角錢太貴，總是自剃光頭，青白油亮，只是偶帶刀痕。）所以花錢只是買零食。校內有一個地方賣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為嘉華公司，後改稱為售品所，賣豆漿、點心、冰淇凌、花生、栗子之類。只有在寢室裡可以吃東西，在路上走的時候吃東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設備很簡單，用的是鉛鐵桶，由工友擔冷熱水。孩子們很多不喜歡親近水和肥皂，於是洗澡便需要簽名，以備查核。規定一星期洗澡至少兩次，這要求並不過分，可是還是有人只簽名而不洗澡。照規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則在星期五下午四時週會（名為倫理演講）時公佈姓名，若仍不洗澡則強制執行派員監視。以我所知，這規則尚不曾實行過。

看小說也在禁止之列，小說是所謂“閒書”，據說是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誨淫就是誨盜，年青人血氣未定，看了要出亂子的。可是像水滸、紅樓之類我早就在家裡看過，也是偷著看的，看到妙處心裡確是怦怦然。

我到清華之後，經朋友指點，海淀有一家小書店可以買到石印小字的各種小說。我順便去了一看，琳琅滿目，如入寶山，於是買了一部《綠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紙光，燈暗，倦極拋卷而眠，翌晨起來就忘記從枕下檢起，齋務先生查寢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當天就有條子送來，要我去回話，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只見陳先生鐵青著臉，把那本《綠牡丹》往我面前一丟，說：“這是嘛？”“嘛”者天津話“什麼”也。我的熱血湧到臉上，無話可說，準備接受打擊。也許是因為我是初犯，而且並無其他前科，也許是因為我誠惶誠恐俯首認罪，使得懲罰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幾聲叱責及查獲禁書沒收之外沒有受到懲罰。依法，這種罪過是要處分的，應於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動之際被罰禁閉，地點在“思過室”，這種處分是最輕微的處分，在思過室裡靜坐幾小時，屋裡壁上滿掛著格言，所謂“閉門思過”。凡是受過此等處分的，就算是有了紀錄，休想再能獲得品行優良獎的大銅墨盒。我沒進過思過室，可是也從來沒有得過大銅墨盒，可能是受了綠牡丹事件的影響。我們對於得過墨盒的同學們既不嫉妒亦不羨慕，因為人人心裡明白那個墨盒的代價是什麼，並且事後證明墨盒的得主將來都變成了什麼樣的角色。

思過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過等於記一小過，三小過為一大過，三大過則惡貫滿盈實行開除。記過開除之事在清華隨時有之，有時候一向品學兼優的學生亦不能免於記過。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訴我他就被記小過一次，事由是他在嚴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廁．就在寢室門外便宜行事，事有湊巧，陳齋務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當場查獲，當時未交一語，翌日掛牌記過。光旦認為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從不諱言。中等科的廁所（綽號九間樓）在夜晚是沒有人敢去的，面臨操場，一片寂寥，加上狂風怒吼，孩子們是有一點怕。最嚴重的罪過是偷竊，一經破獲，立刻開除，有時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嚴重的處分，趁上課時關扃寢室通路，翻箱倒篋實行突檢，大概沒有竊案不被破獲的，雖然用重典，總還有人要蹈法網。有些學生被當做“線民”使用，負責打小報告，這種間諜制度後來大受外國教員指責，不久就廢棄了，作線民的大概都是得過墨盒的。

清華對於年幼的學生還有過一陣的另一訓導制度，三五個年幼的學生配給一個導師，導師由高等科的大學生擔任之，每星期聚會一次，在生活卜予以指導。指導我的是一位沈雋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歲，道貌岸然，不苟言笑。這制度用意頗佳，但滯礙難行，因為硬性配給，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廢，沈雋淇先生畢業後我也從來沒聽見過他的消息。

嚴格的生活管理只限於中等科，我們事後想想像陳筱田先生所執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許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來是應該在幼小的時候就要認識。許多自然主義的教育信仰者，以為兒童的個性應該任其自由發展，否則受了摧殘以後，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於以後不能充分發展。我從來不相信“樹大自直”。等我們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鬆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的氣焰萬丈，誰還能管學生？

四

清華是預備留美的學校，所以課程的安排與眾不同，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國的公民）、 數學、地理、歷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都一律用英語講授，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地理、修身、哲學史、倫理學、修辭、中國文學史……部一律用國語，用中國的教科書。這樣劃分的目的，顯然的要加強英語教學，使學生多得聽說英語的機會。上午的教師一部分是美國人，一部分是能說英語的中國人。下午的教師是一些中國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過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點放在上午，下午的課就顯得稀鬆。尤其是在畢業的時候，上午的成績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因此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的課程。這是清華在教育上最大的缺點，不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顧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顧中文，這困難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學校沒有想出更合理的辦法，同時對待中文教師之差別待遇也令學生生出很奇異的感想，薪給特別低，集中住在比較簡陋的古月堂，顯然中文教師是不受尊重的。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使學生蔑視本國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對於洋人偏偏不肯低頭。我個人的心理反應即屬於後者，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裡就常不馴順。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想起慶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想使我慚愧憤怒。我愛我的母校，但這些聯想如何能使我對我母校毫無保留的感覺驕傲呢？

清華特別注重英文一課，由於分配的鐘點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課亦用英語講授，所以平均成績可能較一般的學校略勝。使用的教本開始時是《鮑爾文讀本》，以後就由淺而深的選讀文學作品，如《阿麗斯異鄉遊記》《陶姆伯朗就學記》《柴斯菲德訓子書》《金銀島》《歐文雜記》阿迪生的《洛傑爵士雜記》霍桑的《七山牆之屋》《塊肉餘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後八年教過我英文的老師有馬國驥先生、林語堂先生、孟憲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當時比較年輕的教師，不但學問好，教法好，而且熱心教學，是難得的好教師。巢先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極好，我很慚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屢次無理搗亂反抗，使他很生氣，但是我來臺灣後他從香港寄信給我，要我到香港大學去教中文，我感謝這位老師尚未忘記幾十年前的一個頑皮的學生。兩位美籍的女教師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訓練，而在她們教導我們練習使用“議會法”，這一套如何主持會議，如何進行討論，如何交付表決等等的藝術，以後證明十分有用，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初步”。在民主社會里到處隨時有集會，怎麼可以不懂集會的藝術？我幸而從小就學會了這一套，以後受用不淺，以後每逢我來主持任何大小會議，我知道如何控制會場秩序，如何迅速的處理案件的討論。她們還教了我們作文的方法，題目到手之後，怎樣先作大綱，怎樣寫提綱挈領的句子，有時還要把別人的文章縮寫成為大綱，有時從一個大綱擴展成為一篇文章，這一切其實就是思想訓練，所以不僅對英文作文有用，對國文也一樣的有用。我的文章寫得不好、但如果層次不太紊亂，思路不太糊塗，其得力處在此。美國的高等學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種教學方法，清華在此等處模仿美國，是有益的。

1933年，時任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助教的金希武與妻子李穎卓、長子金竟銘合影。

上午的所有課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課之前學生必須作充分準備，先生指定閱覽的資料必須事先讀過，否則上課即無從聽講或應付。上課時間用在練習討論者多，用在講解者少，同時鼓勵學生髮問。我們中國學生素來沒有當眾發問的習慣，美籍教師常常感覺困惑，有時指名發問令其回答，造成討論的氣氛。美國大學裡在課外指定閱讀的資料分量甚重，所以清華先有此種準備，免得到了美國頓覺不勝負荷。我記得到了高等科之後，先生指定要讀許多參考書，某書某章必須閱讀，我們在圖書館末開門之前就排了長龍，搶著閱讀參考書架上的資料，遲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國文老師中使我獲益最多的是徐鏡澄先生，我曾為文紀念過他（見《秋室雜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課業大勾大抹，有時全頁都是大墨槓子，我幾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刪削得體無完膚，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惱，繼而覺得經他勾改之後確實是另有一副面貌，終乃接受了他的“割愛主義”，寫文章少說費話，開門見山；拐彎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闒。

午後的課程大致不能令學生滿意。學校聘請教員只知道注意其有無舉人進士的頭銜，而不問其是否為優良教師。尤其是五四以後的幾年，學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對於中國舊學問也要求用新眼光來處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聽去了。清華午後上課情形簡直是荒唐！先生點名，一個學生可以代替許多學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後就開溜，留在課室者可以寫信看小說甚至打睦睡，而先生高踞講壇視若無睹。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一位葉先生年老而無須，有一位學生髮問了：“先生，你為什麼不生鬍鬚？”先生急忙用手遮蓋他的下巴，縮頸俯首而不答，全班鬨笑。這一類不成體統的事不止一端。

圖為20世紀20年代，在清華學校就讀的同學在討論問題。左二為周培源，左三為孫立人，右側戴眼鏡者為梁思成。

於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畢業前一年，我們幾個學生集議想請他來演講。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所以我們經過思成的關係一約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學問事業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開朗，思想趕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後嚴然是學術重鎮。他身體不高、頭禿、雙目炯炯有光，走起路來昂首闊步，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鐘。他講演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他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有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口沫四濺涕泗滂沱，頻頻的從口袋裡掏出一塊大毛巾來揩眼睛。這篇演講分數次講完，有異常的成功，我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以前讀曾毅《中國文學史》，因為授課的先生只是照著書本讀一遍，毫無發揮，所以我越讀越不感興趣、任公先生以後由學校聘請住在工字廳主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更以後清華大學成立，他被聘為研究所教授，那是後話了。

還有些位老師我也是不能忘記的。教音樂的Miss Seeley和教圖畫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啟迪了我對藝術的愛好。我本來喉音不壞，被選為“少年歌詠團”的團員，一共十二個人，除了我之外有趙敏恆、梅暘春、項愕、吳去非、李先聞、熊式一、吳魯強、胡光澄、杜鍾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裡青年會表演過一次Human Piano“人造鋼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後我倒了嗓子，同時Seeley女士離校後也沒有替人指導，我對音樂便失去了興趣，沒有繼續修習，以至於如今對於音樂幾乎完全是個聾子，中國音樂不懂，外國音樂也不通，變成了一個“內心沒有音樂的人”，想起來實在可怕。講到圖畫，我從小就喜歡，塗抹幾筆是可以的，但無天才，清華的這兩位教師給我的鼓勵太多了，要我畫炭畫，描石膏像，記得最初是畫院裡的一棵松樹，從基本上學習，但我沒有能持續用功。我妄以為在小學時即已臨摹王石谷、惲南田，如今還要回過頭來畫這些死東西？自以為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實只是狂傲無知。到如今一點基本的功夫都沒有，還談得到什麼用筆用墨？幼年時對藝術有一點點愛好，不值什麼，沒加上苦功，便毫無可觀，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歡的課是數學。在小學時“雞兔同籠”就已經把我攪昏了頭，到清華習代數、幾何、三角，更格格不入，從心裡厭煩，開始時不用功，以後就很難跟上去，因此視數學課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學孫筱孟比我更怕數學，每回遇到數學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題目就好像是“賈寶玉神遊大虛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寢室換褲子，歷次不爽。我那時有一種奇異的想法，我將來不預備習理工，要這撈什子作什麼？以“興趣不合”四個字掩飾自己的懶惰愚蠢。數學是人人要學的，人人可以學的，那是一種紀律，無所謂興趣之合與不合，後來我和趙敏恆兩個人同在美國一個大學讀書，清華的分數單上數學一項都是勉強及格六十分，需要補修三角與立體幾何，我們一方面懊惱，一方面引為恥辱，於是我們兩個拼命用功，結果我們兩個在全班上佔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參加，以甲上成績論。這證明什麼？這證明沒有人的興趣是不近數學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師誘導，就會發覺裡面的趣味，萬萬不可任性，在學校裡讀書時萬萬不可相信什麼“趣味主義”。

20世紀30年代，時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的張申府

生物、物理、化學三門並非全是必修，預備習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這一規定也害我不淺。我選了比較輕鬆的生物，教我們生物的陳雋人先生，他對我們很寬，我在實驗室裡完全把時間浪費了，我怕觸及蚯蚓田雞之類的活東西，聞到珂羅芳的味道就頭痛，把蛤蟆四肢釘在木板上開刀取心臟是我最怵的事，所以總是請同學代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學根本沒有選修，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時候手工一向很壞，編紙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績向來羞於見人。清華亦有手工一課，教師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們每人作一個木質的方錐體，我實在作不好，就借用同學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繳上。宗涑的手是靈巧的，他的方錐體作得方方正正有稜有角，周先生給他打了個九十分。我拿同一個作品繳上去，他對我有偏見，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應，我自己把真象說穿。周先生大怒，說我不該借用別人的作品。我說：“我情願受罰，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麼辦呢？”先生也笑了。

1928年，清華的年輕教授在清華北院7號葉企孫寓所前合影。左起：陳岱孫、施嘉煬、金嶽霖、薩本棟、蕭遽、葉企孫、薩本鐵、周培源

五

清華對於體育特別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與第三堂之間有十五分鐘的柔軟操。鐘聲一響大家湧到一個廣場上，地上有寫著號碼的木樁，各按號碼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馬約翰先生領導活動，由助教過來點名。這十五分鐘操，如果認真作，也能混身冒汗。這是很好的調劑身心的辦法。

下午四時至五時有一小時的強迫運動，屆時所有的寢室課室房門一律上鎖，非到戶外運動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別人運動。我是個懶人，處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雙球鞋，打爛了三五隻網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塊。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強迫了。經常運動有助於健康，不，是健康之絕對的必需的條件。而且身體的健康，也必有助於心理的健康，年輕時所獲致的健康也是後來求學作事的一筆資本。那時清華的一般的學生比較活潑一些，少老氣橫秋的態度，也許是運動比較多一點的緣。

學生們之普遍的愛好運動的習慣之養成是一件事，選拔代表與別的學校競賽則是又一件事。清華對於選手的選拔培養與愛護也是作得很充分的。選手要勤練習，體力耗損多，食物需要較高的熱量，於是在食堂旁邊另設“訓練桌”，大魚大肉，四盤四碗，同學為之側目。運動員中之德智體三育均優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體育方面畸形發展的亦非絕無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將就是功課不夠理想，但還是設法留在校內以便為校立功，這種惡劣的作風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華的運動員給清華帶來不少的榮譽，在各種運動比賽中總是佔在領導的位置。在最初的幾次遠東運動會中清華的選手贏得不少錦標，為國家爭取光榮。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場足球賽和一場籃球賽。上海南洋大學的足球隊在華中稱雄，遠征華北以清華為對象，大家都覺得勝敗未可逆料，不無惴惴。清華的陣容是前鋒徐仲良、姚醒黃、關頌韜、華秀升、鄺ＸＸ。後衛之一是李汝棋，守門是董大酋。這一戰打得好精采，徐仲良腳頭有勁，射門準而急，關頌韜最會盤球，三兩個人奈何不得他，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結果清華以逸待勞，僥倖大勝。這是在星期六下午舉行的，星期一補放假一天以資慶祝，這是什麼事！另一場籃球賽是對北師大。北師大在體育方面也是人才輩出，籃球隊中一位魏先生尤負盛名。北師大和清華在籃球不相上下，可說勢均力敵。清華的陣客是前鋒有時昭涵、陳崇武，後衛有孫立人、王國華，以這一陣容為基本的籃球隊曾打垮菲律賓、日本的代表隊。鏖戰的結果清華佔地利因而險勝，孫立人、王國華的截球之穩練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附帶提起，現在臺灣的程樹仁先生也是清華的運動健將，他繼曹懋德為足球守門，舉臂擊球，比用腳踢還打得遠些，他現在年近七十而強健猶昔，是清華的體育精神的代表。

清華畢業時照例要考體育，包括田徑、爬繩、游泳等項。我平常不加練習，臨考大為緊張，馬約翰先生對於我的體育成績只是搖頭嘆息。我記得我跑四百碼的成績是九十六秒，人幾乎暈過去。一百碼是十九秒。其他如鐵球、鐵餅、標槍、跳高、跳遠都還可以勉強及格，游泳一關最難過。清華有那樣好的游泳池，按說有好幾年的準備應該沒有問題，可惜是這好幾年的準備都是在陸地上，並未下過水裡，臨考只得捨命一試。我約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兩邊，以備萬一。我腳踏池邊猛然向池心一撲，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開外，衝力停止之後，情形就不對了，原來水裡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線下沉。喝了一口大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尚未來得及喊救命，已經再度下沉。這時節兩根竹竿把我挑了起來，成績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這一個月我可天天練習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幾位陪伴我。補考的時候也許是太緊張，老毛病又發了，身體又往下沉，據同學告訴我，我當時在水裡撲騰得好厲害，水珠四濺，翻江搗海一般，否則也不會往下沉。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出膩的。我心裡明白，這一回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便在池底連爬帶泳的前進，喝了幾口水之後，頭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於是從從容容來了幾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躍登彼岸。馬約翰先生笑得彎了腰，揮手叫我走，說：“好啦，算你及格了。”這是我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我現在非常悔恨，年輕時太不知道重視體育了。

清華的體育活動也並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謂國術，如打拳擊劍之類．教師是李劍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路，急而勁，據說很有功夫。有時也開會表演，邀來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槍劍戟陳列在籃球場上，主人先墊墊腳，然後一十八般武藝一樣一樣的表演上場，其中包括空手奪刀之類。對於這種玩藝，同學中也有樂此不疲者，分頭在鑽研太極八卦少林石頭的奧秘。

六

五四運動發生在民國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級，十八歲，是當時學生群中比較年輕的一員。清華遠在郊外，在五四過後第二三天才和城裡的學生聯絡上。清華學生的領導者是陳長桐．他的領導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嚴肅而又和藹，冷靜而又熱情，如果他以後不走進銀行而走進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領導能力使得清華學生在這次運動裡盡了應盡的責任，雖然以後沒有人以“五四健將”而聞名於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北京學生開始街道演講。我隨同大隊進城，在前門外珠市口我們一小隊人從店鋪裡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的搗毀了一部汽車。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車是冤枉的，可是後來細想也許不冤枉，因為至少那個時候坐汽車而不該捱打的人究竟為數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學生千餘人在天安門被捕，清華的隊伍最整齊，所以集體被捕，所佔人數也最多。

清華因為繼續參加學生運動而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校長張俊全先生也許是用人不當，也許是他自已過分慌張，竟乘學生晚間開會之際切斷了電線，他以為這一著可以迫使學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學生，當時點起蠟燭繼續開會，這是對當局之公然反抗。事有湊巧，會場外忽然發現了三五個衣裳詭異打著紙燈籠的鄉巴佬，經盤問後，原來是由學校當局請來的鄉間的“小鑼會”來彈壓學生的。所謂小鑼會，即是鄉村農民組織的自衛團體，遇有盜警之類的事變就以敲鑼為號，群起抵抗，是維持地方治安的一種組織。糊塗的學校當局竟把這種人請進學校來對付學生，真是自尋煩惱。學生們把小鑼會團團圍住，讓他們具結之後便把他們驅逐出校。但是驅逐校長的風潮也因此而爆發了。

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清華的風潮是趕校長。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著被學生列隊歡送迫出校外，其後是羅忠詒根本未能到差。這一段時期學生領導人之最傑出者為羅隆基，他私下裡常說‘九年清華， 三趕校長”是實有其事。清華的傳統的管理學生的方式崩潰了，學生會的堅強組織變成學生生活的中心。學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不過罷課次數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有人譏笑我們是怕考試，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辯，不過罷課這個武器用得次數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則確是事實。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很快的就過去了。可是年青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登時表現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好象是蘊藏壓抑多年的情緒與生活力，一旦獲得了逬發奔放的機會，一發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當時以我個人所感到的而言，這一股力量在兩點上有明顯的表現：一是學生的組織，一是廣泛的求知慾。

在這以前，學生們都是聽話的乖孩子，對權威表示服從，對教師表示尊敬，對職員表示畏懼。我剛到清華的時候，見到校長周寄梅先生真覺得戰戰兢兢，他自有一種威儀使人懾服，至今我仍然覺得他有極好的風度，在我所知道的幾任清華校長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個。學校的組織與規程，儘管有不合理處，學生們不敢批評，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舉動。除了對於國文教師常有輕慢的舉動以外，學生對一般教師是恭順的。無論教師多麼不稱職，從沒有被學生驅逐的。在中等科時，一位國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學生的手心，教務長來搶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這事情若發生在今天那還了得！清華管理嚴格，記過開除是經常有的事，一紙開除的佈告貼出，學生乖乖的捲鋪蓋，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萬同學，因故被開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蓮花白，紅頭漲臉的跑回來，正值齋務主任李鬍子在飯廳和學生們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廣眾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犯上作亂的精采表演。

五四以後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說起學校當局之顢頇無能，當局糊塗到用關滅電燈的方法來防止學生開會，召進鄉間的“小鑼會”打著燈籠拿著棍棒到學校裡來彈壓學生，這如何能令學生心服？周校長以後的幾任校長，都是外交部派來的閒散的外交官，在作官方面也許是內行的，但是平素學問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這動盪時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當然是治絲益紊，使事態惡化。數年之內，清華數易校長，每一位都是在極狼狽的情形之下離去的。學生的武器便是他們的組織──學生會。從前的班長級長都是些當局屬意的‘墨合”持有人，現在的學生會的領導者是些有組織能力的有擔當的份子。所謂“團結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錯的。原來為了遂行愛國運動而組織起來的學生會，性質逐漸擴大，目標也逐漸轉移了。學生要求自治，學生也要過問學校的事。清華的學生會組織是相當健全的，分評議會與幹事會兩部份，評議會是決議機關，幹事會是執行機關，評議員是選舉的，我在清華最後幾年一直是參加評議會的。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麼人傳出了消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譁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不過清華的罷課當初也不是沒有遠大目標的。十一年三月間羅隆基寫了一篇《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發表在北京晨報，翌年三月間由學生會印成小冊，並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贊成清華應有一健全的董事會，可見清華革命之說確是合乎當時各方的要求。

囂張是不須諱言的，但是求知的慾望也同時變得非常旺盛，對於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擇的吸收進去。我每次進城在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等處書攤旁邊不知消磨多少時光流連不肯去，幾乎凡有新刊必定購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育年學生都是如此。

我記得仔細閱讀過的書刊包括有：胡適的實驗主義，嘗試集，短篇小說集，中國哲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域外小說集，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潘家洵譯的易卜生戲劇，少年中國的叢書，共學社的叢書、晨報叢書等等。新潮、新青年等雜誌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讀的。當然，那時候學力未充，鑑別無力，自己並無堅定的見地，但是擴充眼界，充實腹笥，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時看的東西很雜，進化論與互助論，資本論與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與肖伯納，羅索與柏格森，太戈耳與王爾德，兼收幷蓄，雜糅無章。沒有人指導，沒有人講解，暗中摸索，有時自以為發掘到寶藏而沾沾自喜，有時全然失去比例與透視。幸而，由於我的天生的性格，由於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麼是穩健的康莊大道，什麼是行險僥倖的邪惡小徑。三十歲以後，自己知道發奮讀書，從來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熱狂在五四以後的那一段期間仍然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探求新知過於熱心，對於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基本的科學，不感興趣，敷敷衍衍的讀完一年生物學之後對於物理化學即不再問津，這—缺憾至今無法補償。對於數學我更沒有耐心，自己給自己製造了一個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創“趣味說”，我認為正中下懷，我對數學不感興趣，因此數學的成績僅能勉強維持及格，而並不覺得慚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讀些文學名著，也覺得枯燥無味，莎土比亞的戲劇亦不能充分賞識，他的文字雖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時人翻譯出來的現代作品那樣輕鬆？於是有人談高爾華綏、肖伯納、王爾德、易卜生，亦從而附和之；有人談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從而附和之。如響斯應，如影斯隨，追逐時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後之一窩蜂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於淺薄幼稚。

七

清華學生全體住校，自成一個社團．故課外活動也就比較多些。我初進清華，對音樂圖畫都很熱心。教音樂的教師Miss Seeley循循善誘，儀態萬千，是頗受學生歡迎的一個人。她令學生唱校歌（清華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測驗學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試便引起她的注意，因為我聲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兩闋的全部歌詞，後來我就當選為清華幼年歌詠團的團員。不知為什麼這位教師回國後就一直沒有替人，同時我的嗓音倒了之後亦未能復元，於是從此我和音樂絕緣。教圖畫的教師先是一位Miss Starr，後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們白描，教我們寫生，炭畫、水彩畫，可惜的是我所喜歡的是中國畫，並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級也就沒有圖畫一課了。

我在圖畫音樂上都不得發展，興趣轉到了寫字上面去。在小學的時候老師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們寫草書千字文，這是白摺子九宮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課外作業，我的父親又鼓勵我塗鴉，因此我一直把寫字當作一種享受。我在清華八年所寫的家信，都是寫在特製的宣紙信箋上，每年裝訂為一冊，全是墨筆恭楷，這習慣一直維持到留學回國為止。有一天我和同學吳卓（鵠飛）張嘉鑄（禹九）商量，想組織一個練習寫字的團體，吳卓寫得一筆好趙字，張嘉鑄寫得一筆鵠似張廉卿的魏碑體，眾謀僉同，於是我就著手組織，徵求同好。我的父親給我們起了一個名字，曰：“清華戲墨社”。大字，小楷，同時並進。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成了我的手邊常備的參考書。我本來有早起的習慣，七點打起床鍾，我六點就盥洗完畢，天矇矇亮我和幾位同學就走進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紙，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從未間斷，舉行過幾次展覽。我最初看吳卓臨趙孟頫《天冠山圖詠》，見獵心喜，但是我父親不准我寫，認為應先骨格而後嫵媚，要我寫顏真卿《爭座位》和柳公權的《玄秘塔》，同時供給我大量的珂羅版的漢碑，主要的是張遷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後。這樣臨摹了兩年，孤芳自賞，但愧未能持久，本無才力，終鮮功夫，至今拿起筆桿不能運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華不是教會學校，所以並沒有什麼宗教氣氛，但是有些外國教師及一些熱心的中國人仍然不忘傳教，例如查經班青年會之類均應有盡有，可是同時也有一批國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為對抗。我對於宗教沒有興趣，不過於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須作一選擇，我寧取後者，所以我當時便參加了一些孔教會的活動，例如在孔教會附設的貧民補習班和工友補習班裡授課之類。不過孔子的學說根本不能構成宗教，所謂國教運動尤其討厭。

五四以後，心情丕變。任何人在青春時期都會“怨黃鶯兒作對，怪粉蝶兒成雙”，都會變成為一個詩人。我也在荷花池畔開始吟詩了，有一首詩就題為《荷花池畔》，後來發表在《創造季刊》第四期上。我從事文藝寫作是在我進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幾個朋友（顧毓琇、張忠紱、翟桓等）在校慶日之前湊熱鬧翻譯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這是一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書，不知為何選中了它。我們的組織定名為“小說研究社”，向學校借佔了一間空的寢室作為會所。後來我們認識了比我們高兩級的聞一多，是他提議把小說研究社改為“清華文學社”，添了不少新會員，包括朱湘、孫大雨、聞一多、謝文炳、饒子離、楊子惠等。聞一多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年紀比我們大兩歲，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學識修養方面，都比我們不只大兩歲，我們都把他當作老大哥看待。他長於圖畫，而國文根抵也很堅實，作詩仿韓昌黎，硬語盤空，雄渾恣肆，而情感豐富，正直無私。這時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寫白話詩，朝夕觀摩，引為樂事。我們對於當時的幾部詩集頗有一些意見，《冬夜》裡有“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之句，《草兒》裡有‘旗呀，旗呀，紅、黃、藍、白、黑的旗呀！”這樣的一首，還有“如廁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之句，我們都認為俗惡不堪，就詩論詩倒是《女神》的評價最高，基於這一點意見，一多寫了一篇長文《冬夜評論》，由我寄給北京晨報副刊（孫伏園編）。我們很天真，以為報紙是公開的園地，我們以為文藝是可以批評的，但事實不如此。稿寄走之後，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幾番函詢亦不得覆音，幸虧尚留底稿。我決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寫了一篇《草兒評論》，合為《冬夜草兒評論》，薄薄的一百多頁，用去印刷費百餘元，是我父親供給我的。這一小冊的出版引起兩個反響，一個是努力週報署名“哈”的一段短評，當然是冷嘲熱罵，一個是創造社《女神》作者的來信讚美。由於此一契機我認識了創造社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鬱、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的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的生活的頹廢，尤以鬱為最。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於裡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後來郁達夫到清華來看我，要求我兩件事，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前者我欣然承諾，後者則清華學生夙無此等經驗，未敢奉陪（後來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車伕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為滿意雲）。

差不多同時我也由於通信而認識了南京高師的胡昭佐（夢華），由於他而認識了吳宓（雨僧）．後來又認識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驌（步青）諸位。對於南京一派比較守舊的思潮，我也有一點同情，並不想把他們一筆抹煞。

我的父親總是擔心我的國文根抵不夠，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補習國文，我的老師是儀徵陳止（孝起）先生，他的別號是大鐙，是一位純舊式的名士，詩詞文章無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裡滿目琳琅。我隔幾天送一篇文章請他批改，偶然也作一點舊詩。但是舊文學雖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賞，卻無模擬的興致，受過五四洗禮的人是不能再回復到以前的那個境界裡去了。

八

臨畢業前一年是最舒適的一年，搬到嚮往已久的大樓裡面去住，別是一番滋味。這一部份的宿舍有較好的設備，床是鋼絲的．屋裡有暖氣爐，廁所裡面有淋浴有抽水馬桶。不過也有人不能適應抽水馬桶，以為做這種事而不採取蹲的姿勢是無法達成任務的（我知道顧德銘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顧那九間樓），可見吸收西方文化也並不簡單，雖然絕大多數的人是樂於接受的。

和我同寢室的是顧毓琇、吳景超、王化成，四個少年意氣揚揚共居一室，曾經合照過一張像片，坐在一條長凳上，四副近視眼鏡，四件大長袍，四雙大皮鞋，四條翹起來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樣。過了二十年，我們四個人在重慶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張，當時大家就意識到這樣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幾張。當時約定再過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張，現在拍照第三張的時期已過，而顧毓琇定居在美國，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後病歿在美國，吳景超在大陸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蹤飄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憶四十年前的景況，恍如昨日：顧毓琇以“一樵”的筆名忙著寫他的《芝蘭與茉莉》，寄給文學研究會出版，我和景起每星期都要給《清華週刊》寫社論和編稿。提起《清華週刊》，那也是值得回憶的事。我不知哪一個學校可以維持出版一種百八十頁的週刊，歷久而不停，裡面有社論有專文有新聞有通訊有文藝。我們寫社論常常批評校政，有一次我寫了一段短評鼓吹男女同校，當然不是為私人謀，不過措詞激烈了一點，對校長之庸弱無能大肆抨擊，那時的校長是曹雲祥先生（好像是作過丹麥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學問道德如何則我不大清楚）大為不悅，召吳景超去談話，表示要給我記大過一次，景超告訴他：“你要處分是可以的，請同時處分我們兩個，因為我們負共同責任。”結果是採官僚作風，不了了之。我喜歡文學，清華文藝社的社員經常有作品產生，不知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有那樣大的膽量，單憑一點點熱情，就能振筆直書從事創作，這些作品經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週刊上發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藝一欄自不待言，每逢節日還有特刊副刊之類，一時文風甚盛。這卻激怒了一位同學（梅汝璈），他投來一篇文章《闢文風》，我當然給他登出來，然後再辭而闢之。我之喜歡和人辯駁問難，蓋自此時始，我對於寫稿和編輯刊物也都在此際得到初步練習的機會。週刊在經濟方面是由學校支持的，這項支出有其教育的價值。

我以清華週刊編者的名義．到城裡陟山門大街去訪問胡適之先生．緣因是梁任公先生應清華週刊之請寫了一個《國學必讀書目》，胡先生不以為然，公開的批評了一番。於是我逕去訪問胡先生，請他也開一個書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張藤椅上見我，滿屋裡堆的是線裝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藹而嚴肅，他很高興的應了我們的請求。後來我們就把他開的書目發表在清華週刊上了。這兩個書目引出吳稚暉先生的一句名言：“線裝書應該丟到茅廁坑裡去！”

我必須承認，在最後兩年實在沒有能好好的讀書，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這時候經人介紹認識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績溪人，剛從女子師範畢業，在女師附小教書。我初次和她會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職業學校裡。那時候男女社交尚未公開，雙方家庭也是相當守舊的。我和季淑來往是秘密進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園北海等地約期會晤。我的父親知道我有女友，不時的給我接濟，對我幫助不少。我的三妹亞紫在女師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戀期間誰都會神魂顛倒，睡時，醒時，行時，坐時，無時不有一個倩影盤據在心頭，無時不感覺熱血在沸騰，坐臥不寧，寢饋難安，如何能沉下心讀書？“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更何況要等到星期日才能進得城去謀片刻的歡會？清華的學生有異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極少數特殊幸運的一個。因為我們每星期日都風雨無阻的進城去會女友，李迪俊曾譏笑我們為“主日派”。

對於畢業出國，我一向視為畏途。在清華有讀不完的書，有住不膩的環境，在國內有捨不得離開的人，那麼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聞一多層次商討，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對於我們這樣的人有無必要？會不會到了美國被汽車撞死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國，頭一封來信劈頭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我出國去開開眼界。事實上清華也還沒有過畢業而拒絕出國的學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猶豫的勸我就道，雖然我們知道那別離的滋味是很難熬的。這時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應她，三年為期，期滿即行歸來。於是我準備出國。季淑繡了一幅《平潮秋月圖》給我，這幅繡圖至今在我身邊。

出國就要治裝，我不明白為什麼外國人到中國來不需治中裝，而中國人到外國去就要治西裝。清華學生平素沒有穿西裝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陣還外加布襪布鞋。畢業期近，學校發一筆治裝費，每人約三五百元之數，統籌辦理，由上海恆康西服莊派人來承辦。不匝月而新裝成，大家紛紛試新裝，有人缺領巾，有人缺襯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戲衣，真可說得上是“沐猴而冠”。這時節我懷想紅頂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國的李鴻章，他有那一份膽量不穿西裝，雖然翎頂袍褂也並非是我們原來的上國衣冠。我有一點厭惡西裝，但是不能不跟著大家走。在治裝之餘我特製了一面長約一丈的綢質大國旗──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這在後來派了很大的用場，在美國好多次集會（包括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紐約中國人的追悼會）都借用了我這一面特大號的國旗。

到了畢業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紡綢長袍黑紗馬褂，在校園裡穿梭般走來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畢業還不是毫無問題的，我和趙敏恆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幾乎不得畢業，我們臨時苦練，豁出去喝兩口水，連爬帶泳，湊合著也補考及格了，體育教員馬約翰先生望著我們兩個人只是搖頭。行畢業禮那天，我還是代表全班的三個登臺致詞者之一，我的講詞規定是預言若干年後同學們的狀況，現在我可以說，我當年的預言沒有一句是應驗了的！例如：謝奮程之被日軍刺殺，齊學啟之殉國，孔繁祁之被汽車撞死，盛斯民之瘋狂以終，這些倒黴的事固然沒有料到，比較體面的事如孫立人之於軍事，李先聞之於農業，李方桂之於語言學，應尚能之於音樂，徐宗涑之於水泥工業，吳卓之於糖業，顧毓琇之於電機工程，施嘉煬之於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於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當時也並未窺見端倪。至於區區我自己，最多是小時了了，到如今一事無成，徒傷老大，更不在話下了。畢業那一天有晚會，演話劇助興，劇本是顧一樵臨時趕編的三幕劇《張約翰》。劇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誰也不願擔任，最後由我和吳文藻承乏。我的服裝有季淑給我縫製的一條短褲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則尺寸不合無法穿著，最後向Miss Lyggate借來一試，還累嫌松一點點。演出時我特請季淑到校參觀，當晚下榻學生會辦公室，事後我問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著說：“我不敢仰視。”事實上這不是我第一次演戲，前一年我已經演過陳大悲編的《良心》，導演人即是陳大悲先生。不過申演女角，這是生平僅有的一次。

拿了一紙文憑便離開了清華園，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哀傷。兩輛人力車，一輛拉行李，一輛坐人，在驕陽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門。心裡只覺得空虛悵。此後兩個月中酒食徵逐，意亂情迷，緊張過度，遂患甲狀腺腫，眼珠突出，雙手抖顫，積年始愈。

家父給了我同文書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國課餘之暇隨便翻翻，因為他始終擔心我的國文根抵太差。這十四函線裝書足足佔我大鐵箱的一半空問，這原是吳雅暉先生認為應該丟進茅廁坑裡去的東西，我帶過了太平洋，又帶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動繳還給家父，實在好生慚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繼，又給了我一千元錢，半數買了美金硬幣，半數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帶了一具景泰藍的香爐，一些檀香木和粉，因為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中最好的一項代表性的藝術品，我一向響往“焚香默坐”的那種境界。這一具香爐，頂上有一銅獅，形狀瑰麗，聞一多甚為欣賞，後來我在珂羅拉多和他分手時便舉以相贈。我又帶了一對景泰藍花瓶，後來為了進哈佛大學的原故在暑期中趕補拉丁文，就把這對花瓶賣了五十元美金充學費了。此外我還在家裡搜尋了許多繡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後來都成了最受人歡迎的禮物。

民國十二年八月裡，在悽風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裡走廊上和弟妹們吹了一陣胰子泡，隨後就噙著淚拜別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館裡寫了一篇紀實的短篇小說，題為《苦雨悽風》，刊在創造週報上。我這一班，在清華是最大的一班，入學時有九十多人，上船時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傑克遜總統號》的那一天，船靠在浦東，創造社的幾位到碼頭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來一面旗子，上面親自繡了‘乘風破浪”四個字。其實我哪裡有宗愨的志向？我愧對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華八年的生涯就這樣的結束了。

1958年，陳可忠（後排左二）與胡適（前排坐者左三）、羅家倫（前排坐者左一）、梁實秋（後排左一）、錢思亮（後排右二）等合影。

梁實秋，

1923年8月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先後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東南大學前身）、國立青島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前身）並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師範學院英語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於臺北，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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