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博士，商務部CECBC區塊鏈專委會副主任、數字經濟商學院院長，數字資產研究院研究員，區塊鏈和數字經濟領域資深專家，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青年研究員，精益數字經濟應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研智庫特邀區塊鏈專家，北方工業大學MBA校外導師，中財龍馬學院導師，獲第十七屆中國數交會數字技術與區塊鏈傑出學術專家獎，以第一作者發表了15篇區塊鏈經濟和數字貨幣領域學術論文（7篇CSSCI），深度參與了若干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金融科技和區塊鏈經濟的課題和內參，具有豐富的區塊鏈諮詢和投資經驗，著有《鏈改：重塑社會結構與經濟格局》、《鏈政經濟：區塊鏈和政務系統的融合》。
歷史不會重複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貨幣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複雜神秘之物，於個人而言，沒有貨幣，我們的衣食住行會舉步維艱，於社會而言，沒有貨幣，整個經濟和社會系統趨於崩潰。一種如此重要之物，對其真正瞭解的人卻少之又少，我們每個人只獲得了貨幣使用的“說明書”，卻對整個貨幣系統的運行如同“盲人摸象”。我們都知道貨幣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至關重要，在我們的利義觀教育中卻對貨幣遮遮掩掩，忽略了其重要價值。甚至在貨幣學領域，
“貨幣中性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佔據了統治地位，至今仍具有一定影響，但現實已反覆證明了“貨幣中性論”的侷限性，貨幣對於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已成為越來越堅固的共識。貨幣作為最重要的經濟基礎設施和金融核心變量，其運行包含一系列複雜問題，在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糅合下，貨幣數字化的複雜程度進一步增加，其面紗對於社會大眾而言更為神秘。在數字經濟的發展範式下，相比“貨幣”，“貨幣性”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貨幣性”即實現貨幣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等的屬性，貨幣職能實現的越充分，貨幣性就越強。為什麼貨幣性比貨幣本身更重要呢？因為進入現代社會後，只有法定貨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但很多國家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嚴重，難以行使價值尺度功能；一些國家的資本金融賬戶沒有完全放開，流通手段等職能受到影響。有些通證雖然不是法定貨幣，但其貨幣性卻非常強，比如Libra。Libra完全放棄了價值尺度職能，卻更有利於發揮流通手段職能，一旦發行具有改變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潛能，不得不說這種套路有其高明之處。
在這些數字技術中，區塊鏈技術對貨幣領域的“新社會啟蒙運動”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基於區塊鏈的以比特幣、以太坊為代表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以Libra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Global Stable Coins，GSCs）以及以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為代表的法定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極大地豐富了貨幣金融的實踐。比特幣誕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反映了中本聰對中心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反對，在為世界帶來區塊鏈技術的同時，也為很多技術人員提供了新的發展道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一個趨勢是很多大公司的技術人員紛紛自己創業當老闆，這一點在中國尤其突出，也誕生了中國互聯網創業的“黃金時代”。而Libra白皮書的發佈更是激發了全球科技公司對貨幣金融業務的熱情，“不想做金融的科技公司，不是好的科技公司” 一度蔚然成風。但必須要指出的是，科技公司目前仍未能觸及貨幣金融的核心區域，區塊鏈原教旨主義者更是難以撼動貨幣金融的雕欄玉砌，相反，區塊鏈被貨幣金融巨頭作為一種工具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在其業務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的發展加大了科技巨頭染指貨幣金融中樞的難度。這就需要新的貨幣金融理論適應新的實踐發展，這也是我致力於實現的目標。除了深感數字貨幣金融領域大有可為之外，也為這個領域的人才匱乏深感擔憂。
儘管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貨幣的形態和內涵注入了新元素，但貨幣的本質和職能是較為穩定的，更好地實現貨幣職能始終是貨幣發展的方向，數字貨幣也不例外。但與此同時，數字技術也為貨幣帶來了漸變，貨幣職能分離的趨勢日益明顯，主要表現為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職能的分離。從貴金屬貨幣時代進入信用貨幣時代後，貨幣的貯藏手段基本消失殆盡。放棄價值尺度職能，強化流通手段職能的全球穩定幣“挾天子以令諸侯”，將會成為21世紀第三個十年非常常見的現象。數字貨幣的傳承與創新也契合了馬克吐溫的那句話，“歷史不會重複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區塊鏈行業經歷幾年後觀察下來，大量充斥的是“短平快”的低價值信息和依附於流俗、服務於特定項目的“偽理論”，完全經不起實踐和時間的考驗。具有構建數字貨幣金融理論能力的人少之又少，龍白滔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從這個層面而言，吾道不孤，龍博士與我是志同道合者。而且龍博士本碩博均就讀於清華大學計算機學院，其轉型到貨幣金融領域的努力和付出的努力都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龍博士系1994年四川省高考理科榜眼，妥妥的是“別人家的孩子”，彼時重慶並未直轄，仍屬於四川，四川省人口在1994年就超過一億，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考取榜眼難度之大可以想象。新冠疫情的出現給我們生活和工作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提供了難得可以靜心思考和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會。從2020年1月底至今，我完成了三篇學術論文和三本專著的主要內容，完成了一本國外區塊鏈專著的部分翻譯工作，完成了超過50萬字的閱讀和10萬字的讀書筆記，其中包括龍博士的新作《數字貨幣:從石板經濟到數字經濟的傳承與創新》。龍博士邀請我為其新書寫一篇書評，欣然應允，並以此文與龍博士和諸位交流。
《數字貨幣:從石板經濟到數字經濟的傳承與創新》在探討了貨幣起源和貨幣金融體系後，對以加密貨幣為基礎的現有市場生態進行分析與展望，隨之對具有改變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兩大分野——全球穩定幣和法定數字貨幣進行分析，最後對全球主要央行的官員關於數字貨幣的言論進行評論。全書的重要價值在於拋棄了數字貨幣的“唯技術論”，迴歸貨幣金融的本質，同時具有較為廣闊的全球視野和一定的前瞻性，這在現有的數字貨幣書籍中是難能可貴的。
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正如王巍老師所言，“龍白滔博士便是這樣一個新金融人，或者說是主流金融的門外漢，野蠻人”，書中存在一些鋒芒畢露的觀點直指大部人的慣性認知，龍博士認為這些觀點的對立面是由於政治經濟學原因刻意隱瞞事實。不可否認，有這方面的因素，但是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共同造成了這一局面。究其原因，貨幣金融學本質上屬於社會學範疇，由於社會之廣闊、構成之複雜，除了個別的歷史時期，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幾乎難以採取“一邊倒”的政策，“中庸之道”才是大部分時刻我們在社會學領域秉承的態度，也是政策制定的原則之一 。
比如，龍博士用了相當大的筆墨在書的最開始論述了貨幣起源問題上的“物物交換說”和“公共信貸說”之爭，認為貨幣的雙重屬性——紀律性和彈性分別對應國家貨幣論和商品論，最後旗幟鮮明地支持了“公共信貸說”。相信很多讀者朋友並沒有理解這一問題為何如此重要。“物物交換說”代表了貨幣起源於市場的自然演化，而“公共信貸說”意味著貨幣起源於公共權力。我國文化歷來強調法統、血統、道統，貨幣起源的問題意義重大。往大了說，這涉及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爭；往中間說，涉及商品貨幣和信用貨幣之爭；往小了說，涉及代表數字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利益的全球穩定幣和代表主權意志和大眾利益的法定數字貨幣之爭。
在十年前“物物交換說”幾乎佔據了統治地位。但近十年來，“公共信貸說”得到了考古學上的佐證，在中國金融決策層具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社會公眾也逐步從“物物交換說”的壟斷中重新迴歸自己理性的判斷。但這並不意味著“公共信貸說”是絕對真理，全面否定“物物交換說”，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可取的。原因為何？我在2018年發表於《廣義虛擬經濟研究》第四期的《廣義通證經濟的內涵、邏輯及框架》詳細論述了這一問題。
彼時，全球原生區塊鏈金融項目進入全面下行週期，市場上充斥著泡沫、謊言與恐懼，中國區塊鏈向何處發展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通證經濟體系存在巨大的漏洞與缺陷。在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國航空學會理事長林左鳴教授深入交流之後，在林教授廣義虛擬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我構建了廣義通證經濟學的框架，並將不可全面否定“物物交換說”的原因總結如下：
第一，公共信貸的形成需要較高的共識和文明程度，這種文明程度的到達很可能與文字形成的時間較為接近，因而更容易被記載，而物物交換的方式較為原始，當時並沒有文字記載，而在文字發明之後，已出現商品貨幣或信用貨幣。這可能造成了考古上更支持“公共信貸說”。
第二，公共信貸作為貨幣起源證據的社群往往具有“小國寡民”的特點，共識的形成深刻依賴於社會倫理和熟人圈子，一旦國家疆域擴大，囿於記賬能力的限制，僅靠公共信貸難以提供充裕的流動性。比如，秦始皇統一後廢除六國貨幣，強制流通“秦半兩”是貨幣層面導致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秦半兩”的鑄幣材料是銅鐵，雖然形式上還是商品貨幣，但由於通過公共權力強制使用，貨幣的價值遠大於其使用價值，已具有非常強的信用貨幣屬性。由於在公共信貸體系下僅有“秦半兩”這一種通證行使貨幣職能，社會流動性驟然緊縮，這也加速了秦王朝的覆滅。秦始皇統一幣制本沒有錯，但如果過於急促，又沒有充分的輔助性流動創設機制，不給經濟社會平穩過渡的時間，將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因此，在一統的和平年代，漸進式改革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我黨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需要更多基於市場的流動性創設機制，這也就是著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教授提出的“貨幣疊加”效應。“物物交換說”代表市場的自我演化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則代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不可全盤否定，走向另一個極端。
事實上，當前法定數字貨幣的推出也面臨相似的問題。法定數字貨幣對外可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創造基礎性工具，對內可極大地降低貨幣發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全週期數據記錄、追蹤，提高貨幣投放的精準度和可監管性，進而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法定數字貨幣的信用等級高於商業銀行存款，有可能大規模擠兌銀行存款，使得槓桿率驟然降低。這也是我國發行法定數字貨幣需要重點關注的風險，這個問題在當前疫情沒有完全控制、市場恐慌情緒仍然存在的時候尤其需要注意。
第三，由於“人性不耐”等原因，公共信貸體系的跨期資源配置比物物交換的跨界資源配置更加難以實現，物物交換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更簡單易行。貨幣起源不管是哪種形式，其形成時期都在奴隸社會之前，當時人民生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對抗自然的能力較弱，不知何時就會因意外而死亡，令其忍受變現的時滯需要強大的公權力作為支撐。這在邏輯上是更為晦澀和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貨幣的起源除“物物交換說”和“公共信貸說”，還有一種學說——“禮品贈送說”。“禮品贈送說”同樣是在“小國寡民”且社會成員相對固定、社群基礎比較牢固的情況下，從古典人情社會（或禮俗社會）的禮物邏輯逐步向現代契約社會（或法理社會）的貨幣邏輯過渡。在當代中國，紅白之事等禮俗活動中的經濟行為仍然非常顯著，比如，在很多地區，仍然保留結婚男方需要買房的習俗，這也被戲稱為“丈母孃經濟”。戰爭、自然災害和社會動盪以及社會組織方式的變更等方式對禮物贈送造成的巨大破壞致使在社會層面禮物邏輯逐步讓位於貨幣邏輯。但禮俗社會作為重要的傳統保留了下來，並仍在經濟活動中發揮巨大作用。當前區塊鏈生態中社群內“空投”等行為對於生態系統具有重要作用。如果禮品贈送作為貨幣誕生的一個重要源頭，那麼當前的區塊鏈社群建設可以說是一個“返祖現象”。技術的發展使得在大社會的基礎上的小社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價值，發展與道德、倫理、習俗、法律等因素密切相關，在經濟實踐中起著關鍵作用。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於任何書籍都是如此。正如朱嘉明教授所言，“現在到了將貨幣置於一個歷史大視野下考察，尋找數字貨幣與傳統貨幣的全方位差別，展現人類貨幣演變的趨勢的歷史時刻，需要引進新的思想資源，用以啟發、詮釋和認知貨幣的演變、現狀與趨勢。”可以預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數字貨幣將扮演重要角色，數字貨幣理論將呈現百家爭鳴之勢，新的數字貨幣理論體系將深刻影響數字貨幣實踐的發展，而數字貨幣實踐的發展也將不斷修正數字貨幣理論體系的演進。貨幣這一古老的事物，也將在數字技術的浸潤下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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