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各國足球職業聯賽停擺。在職業化程度較高的歐洲職業足壇，俱樂部沒有比賽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將導致破產。於是，德甲、西甲和意甲的不少俱樂部宣佈降薪，其中包括巴塞羅那、拜仁慕尼黑等歐洲豪門。
中超球隊同樣受到疫情重創，至今沒有比賽可踢、沒有一分錢收入，而球員、教練的高額薪水卻還在那裡。中超聯賽是否需要仿效歐洲聯賽，也開始推行降薪政策呢？
筆者認為，降是大方向，職業球員更需要和俱樂部、聯賽乃至整個社會共克時艱。
降薪，不是隻為跟風歐洲足球，而是因為中超聯賽虧損太嚴重。中國足協公佈的2016賽季財務分析顯示，該年16支俱樂部總收入70.82億元，虧損超過39億元。四年後，中超軍備競賽愈演愈烈，2019賽季中超燒錢引發的虧損數據可能更為驚人。
降薪，更因中超聯賽收入畸高，降薪是提前釋放風險。在歐洲足壇，球員、教練薪酬待遇有一條紅線，一般不超過俱樂部年度收入的60%。而由於金元足球盛行，中超2016賽季的人工成本高達67%，同期英超是58%、法甲56%、德甲42%、日本J聯賽45%。有媒體報道，2019年中超球員平均年薪120.7萬美元，排名世界第六。這和中國足球的整體水平並不相配，超過了公眾接受的底線，一如對流量明星們的批評。120.7萬美元平均年薪的背後，也不是中國本土球員賺大頭，真正在中超聯賽賺大錢的，是保利尼奧、奧斯卡、胡爾克等超級明星外援，外援和外籍教練的收入，佔據了中超俱樂部開銷的大頭。
中超應該怎麼降薪？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協調溝通必不可少。在成熟的歐洲職業足壇，職業聯盟本身就是一個“公司”，會根據市場調節溝通各方意見、落實各項政策，最終目的是共贏。相比之下，中國職業足球發展並不完善，職業意識不強，缺乏一個協調各方利益關係的機構。寫入《中國足球改革方案》的中超職業聯盟至今難產，表明改革前行之路並不平坦。
外援遠比中超本土球員更應該被限薪。然而，外援相比中國本土球員，維權意識更強，限薪難度更大。大牌外援都配備大牌律師和經紀人團隊，一旦產生勞資糾紛就能上訴國際足聯，中超俱樂部一般不敢對外援“下刀”。
如果中超真要推行降薪，在筆者看來，更不能忘卻一個特殊群體：歸化入籍球員。這批球員雖然加入了中國國籍，但享受的依舊是外援們千萬美元的級別。對歸化球員如何降薪，其實十分考驗智慧。眾所周知，這些歸化球員的背後，就是高薪吸引，更豐厚的合同讓他們做出入籍決定。如果真要對非血緣歸化球員推行降薪，理論上存在著不小的違約風險。
中超是否應該降薪這一話題，之所以能引發諸多爭論，暴露出的依然是中國職業足球的老問題：職業程度不足、市場意識不強、造血能力不夠、青訓人才匱乏、職業聯盟難產等。 當下，只有腳踏實地推動足球改革，培育更多高水平足球人才入市，從供給側真正解決問題，市場這隻大手才能實現自然“降薪”，從而真正平抑中超物價水平、平息社會各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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