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匈牙利]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出版機構：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仁慈的關係》是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中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包括其代表作《茹茲的陷阱》《理髮師的手》在內的八個故事。他的作品晦澀艱深，主題陰鬱，常常被歸入後現代派小說。故事中的句型結構怪異，地點含糊，意思難以捉摸，情節跳躍性極強，結構常常呈放射性，敘事者總是模糊不清，結局充滿神秘意味。除此之外，餘澤民老師為作品所作的序也十分精彩，不僅詳細講述了作者的創作歷程，也用基於自身經歷的第一手資料剖析了拉斯洛那近乎瘋狂的“中國情結”，毫無疑問，這將拉近讀者和作品之間的距離。
他看透了人與人隔絕式的依存
《仁慈的關係》是我在匈牙利用匈語閱讀的第一本小說，至今大約有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裡，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多變故，積攢了很多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跟這本書有關，跟它的作者有關。對我來說，拉斯洛的重要並不在於他後來獲得了國際布克獎，也不在於他寫的《撒旦探戈》和《戰爭與戰爭》受到蘇珊·桑塔格毫不吝嗇的褒獎；拉斯洛的重要性於我，在於他二十五年前在我生活中的出現，並意外地把我引上了文學翻譯之路。
拉斯洛的匈牙利全名很長——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中國讀者念起來會覺得拗口、難記，即使深吸一口氣後讀也感覺能被噎死。匈牙利人的姓名結構跟我們的相似——姓在先，名在後，這在歐洲國家裡屬於異類，也可視為他們的先民來自亞洲的證據之一。匈牙利人在喀爾巴阡盆地定居已經一千多年，逐漸融入了歐洲文化，“拉斯洛”就是一個典型的斯拉夫男名，意為“巨大的榮耀”。歷史上第一個取這個名字的匈牙利人是11 世紀的一位國王，由於死後被教廷封聖，故稱“聖拉斯洛”。至於“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這個姓氏，背後的故事就更多了。
據作家本人講，他的家姓來自一個地名——克拉斯諾霍爾卡，位於現在的斯洛伐克境內，那裡有座著名的城堡，始建於13 世紀，曾是匈牙利大貴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領地。通常來講，大凡用地名做姓的匈牙利人，意味著其祖先來自那裡，但拉斯洛不然，他生在離羅馬尼亞不遠的久拉市，祖上也沒有人在克拉斯諾霍爾卡住過。他之所以姓了這個地名，只是因為他爺爺年輕時的一次心血來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解體，匈牙利成了《特里亞農條約》的犧牲品，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劃入了周邊國家版圖，克拉斯諾霍爾卡連同山上的城堡一起被割給了斯洛伐克。於是，這座古老的城堡有了象徵的意義，象徵歷史上匈牙利人的苦難。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寫了一首關於它的歌曲，在匈牙利全國都很流行，隨著時間的流逝，作詞和作曲者都已經佚名，那首歌慢慢變成了民歌。歌詞是：
昏暗的夜幕籠罩了克拉斯諾霍爾卡驕傲的城堡
秋風呼嘯，講述著往日的榮耀
拉庫茨的光榮歲月一去不復返
大公匿名藏身，勇士們也都休憩
深夜裡的箭樓寂靜無聲
那般死寂，那般孤獨，克拉斯諾霍爾卡驕傲的城堡
用拉斯洛自己的話講：“這不過是首很糟糕的小調，我每次聽到，身上都會起雞皮疙瘩。可是我爺爺很喜歡那首歌，有一次，他在小酒館裡唱了整整一天，並且做出決定，將這個地名用作自己的家姓。”有一次，拉斯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克拉斯諾霍爾卡城堡在2013年3月被一場“由兩個男孩抽菸引發的大火”燒成廢墟，顯然意在強調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與自己作品之間存在著的歷史、文化、命運上的秘通暗連。想來人類的災難，是他小說永遠的主題，從《撒旦探戈》到《戰爭與戰爭》，從《烏蘭巴托的囚徒》到《天空下的廢墟與哀愁》，核心都是如此，寫人類走不出自己畫的怪圈。 至於他祖父在改姓之前姓什麼，拉斯洛從來沒提起過。我想，他不大可能沒有追問過自己祖上的姓氏，他只是不說，想保持某種神秘性，願意讓自己的姓也成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總之，他繼承了祖父多愁善感的文藝細胞，少年時代彈琴，青年時代寫作，29歲就完成了《撒旦探戈》，兌現了“拉斯洛”的寓意。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93 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那時候我出國已經有一年多了，當時我住在匈牙利朋友海爾奈·亞諾什家裡。亞諾什是當地的文化名人，家裡總是高朋滿座，許多詩人、作家、藝術家都是常客。有一天，亞諾什家來了一位客人，戴一頂黑色的呢子禮帽，身穿一件藍灰色外套，感覺像是老照片裡的人。他就是拉斯洛，應亞諾什邀請來塞格德跟讀者見面，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拉斯洛的身材瘦高，略有駝背，臉膛黝紅，窄面孔，高額頭，棕發齊肩，留一副修剪整齊的絡腮鬍，唇須下掛著友善的微笑。說話的語調柔緩，紳士風度。雖然對一位已近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大適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確實長了一副兼飄逸、敏感、成熟於一體的漂亮面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雙藍眼睛，那種藍是在別人的臉上沒見過的，是正午陽光下死海淺灘的那種藍，清澈透亮，不含雜質，說話時他會目不轉睛地帶著那副裘德·洛式的微笑盯著你看；棕黑色的瞳孔邊界清晰，不像波斯貓的那樣嵌在裡面，而像從外面投上去的，一個浮著的影，或一個神秘的旋渦，無波無瀾，就能把你吸引住，捲進去。
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當時我29 歲，他39 歲，《撒旦探戈》已出版了9 年，不僅出了德語版，而且獲得了德國出版界頒發的年度最佳文學圖書大獎。要知道，拉斯洛在29 歲時就寫成了這本書！一個29 歲的年輕人就已對文學和世界有了自己標誌性語言和堅定的看法，實在令人歎服。亞諾什的家離蒂薩河不遠，灰色水泥板樓，“一張圖紙蓋無數座”的那種社會主義包豪斯。在窄長的廚房裡，由於不能圍坐，五六個人面對窗戶坐成一排，每人手裡攥一瓶啤酒，交談的時候要側過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一年多前的中國之行。
1991年，他以記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國，從而迷上了中國文化，他稱中國是“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那次旅行對他來說是一種震撼。回到布達佩斯後，拉斯洛染上了“中國病”，不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飯，而且無論走到哪兒，都不忘蒐集與中國相關的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聊天，不自覺地會提到中國，尤其迷戀古代中國，讀《道德經》，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多李白，他說李白是他最喜愛的中國詩人。他說，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熱、大詩人沃洛什·山多爾、普利策獎得主法魯迪·久爾吉和小說家伊雷什·貝拉等20世紀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翻譯過李白的詩，他驚訝於在唐代的中國，怎麼會出現一位歐洲人眼裡的“現代派詩人”？
他還說，他讀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個亞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國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我想，他對我初次見面的好感和套磁，也是“中國病”的小小發作。我們聊得投機，他索性邀我隨他一起回家小住幾日，連夜開了兩百多公里的車，把我帶到布達佩斯北邊的一個小山鄉，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我跟拉斯洛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從那之後，我們經常見面，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在那裡遇到過導演《撒旦探戈》的電影大師塔爾·貝拉、後來的諾獎得主凱爾泰斯、大貴族後裔艾斯特哈茲、《垃圾日》的作者馬利亞什。當然我還認識了他的前妻和兩個女兒，他與伊娃分手後，我又結識了他那位學漢語和日語的現任妻子朵爾卡。朵爾卡很年輕，只比拉斯洛的大女兒年長一
歲。可以想象，對於中國文化的熱衷，也是他倆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拉斯洛喜歡李白，從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說，他有一個願望，想找一個機會請我陪著他到中國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一圈。1998年5月，他終於實現了這個夢想，在一家國際新聞基金會的贊助下，我陪他到中國旅行了一個月，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近十座城市。對於這次旅行，拉斯洛做了充分的準備。五一節那天，我倆從北京出發，乘火車，搭長途車，在一個月裡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好幾座古城，然後乘輪船遊長江，穿三峽，抵達武漢，那時候三峽大壩還沒有合龍。一路上，我給他做翻譯，當助手，聯絡處理各種瑣事，朝夕相處，從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話沒話都會聊上幾個小時，聊我們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話題。
我們做了大量的採訪，有作家、學者，也有平頭百姓。不管遇到誰，話題總是離不開李白。試想一位藍眼睛的老外和一個長髮的中國年輕人攔住一位過路的老農、商客、軍人或年輕情侶，然後冒昧地提問：你知道李白是誰嗎？你能背李白的詩嗎？你為什麼喜歡李白？你聽說過什麼有關李白的傳說嗎？有沒有探討過李白的遺蹟？李白對你有什麼意義？假設現在李白坐在旁邊，你最想跟他說什麼？最後還要加上歐洲式的浪漫：“你認為李白和楊貴妃做過情人嗎？”
你一定能夠想象出被訪者們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的表情，不知所云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忍不住問：“如果你在布達佩斯街頭被一箇中國人攔住問：你知道裴多菲嗎？裴多菲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你肯定也會發愣，然後尷尬地發笑。不是嗎？”
拉斯洛說：“沒錯，但只要你追問下去，我總會說出點什麼的，即使說‘不知道’，也是一種回答。”他有一個小錄音機，只要想起什麼，就會自言自語地隨時錄下來，後來我們花了兩週時間整理錄下的十四盤磁帶，我才發現他的過人之處：作為外國作家，他要捕捉的並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尋找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 唯一的遺憾是我們順長江而下時，遊輪臨時更改線路，在白帝城沒停，而是去了豐都鬼城。他激動地跟船長吵了起來，要求遊船立即掉頭，因為他很喜歡《早發白帝城》那首詩，因為他怕這輩子再沒機會來這裡了。拉斯洛真的很喜歡李白，一路上心裡都在想，“萬一能夠遇到他呢”。他說：“我喜歡他的豪放，我喜歡他談醉酒，談月亮，談生活，談分離，談朋友——我喜歡他的律動，他無盡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歡李白，喜歡這個人。當然，我只能在譯文的基礎上揣測詩歌，但是揣測的結果總是告訴我，天哪，這該是多麼美妙的詩歌。”
那次，我還陪他去過兩家出版社，推薦他的《撒旦探戈》，但是沒有結果，當時還沒有編輯聽說過他。在北京，拉斯洛跟我一起住在我母親家中，他總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看到我弟弟的吉他絃斷了，就叫我陪他到樂器行買一副裝上，調好；他發現我媽媽床頭有一張外公外婆結婚的老照片，便在逛街時特意挑了一個鏡框買回來，將那張發黃了的相片裝進去，掛在牆上；他知道我偏愛歐洲文學，就抽空跟我逛書店，一邊聽我翻譯一本本書名，一邊向我介紹作家和作品，他的腦袋就是一座圖書館。回到匈牙利後，他把這次經歷寫成了一篇遊記《只有星空》，收在《天空下的廢墟與哀愁》一書裡；在那本書裡他還寫了一篇《媽媽》，寫的則是我的母親。那一個多月，我跟他朝夕相處，每天會聊許多個小時，聊我們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話題。他給我講了他年輕時的經歷。拉斯洛比我年長十歲，1954年1月5日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父親是位律師，血緣裡混合了法蘭西和猶太人的歷史記憶，母親則是純正的馬扎爾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工作。少年時代，拉斯洛曾是小有名氣的爵士鋼琴手，或許因為音樂，他身心充滿了浪漫氣息。在久洛市，他讀完了職高的拉丁語專業，而後在塞格德和布達佩斯學習了兩年法律，準備子承父業。
拉斯洛迷戀文學由來已久，據他自己講述，梅爾維爾曾對他影響最大，他在十三歲那年就讀了《白鯨》。不過，小說裡引發他興趣的並不是鯨魚，而是亞哈船長。拉斯洛說：“我將自己想象成他，將自己置身於他的處境，好多天，好幾個星期，我一個人在後院站很長時間，在那裡我見不到任何人，就像亞哈船長站在海上暴風中的船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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