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元年丁丑，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晋阳。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资治通鉴·隋纪八》
以上文字讲述的是一则发生在隋朝末年的“小事”：唐高祖在起兵之前，为了获得突厥汗国的支持，曾手书一封亲笔信向突厥可汗示好，不但言辞卑屈，所备礼物也甚是丰厚，并且主动提出和亲，愿与突厥可汗结两姓之好。
山西太原，李渊起兵塑像
收到突厥可汗肯定的回复后，为表诚意，李渊集团甚至改旗易帜，把原本代表隋朝的红旗改成颇具突厥色彩的红白相间旗。
其后，在突厥遣使送来战马等物资时，李渊等人表现得十分恭敬，盛情款待了突厥使臣，《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
（李渊）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李渊集团在突厥汗国面前，姿态放得很低，两者虽无君臣之名，却有君臣之实。
事实上，隋末年间，对突厥称臣的也不止李渊一人，比如刘武周、李子和梁师都等各方势力，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有的甚至接受了突厥可汗的授封，成为什么“定杨天子”、“解事天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原群雄为何纷纷向突厥投诚？即便是李渊父子也不例外？
突厥的崛起
其实，自公元六世纪中期突厥崛起之后，中原王朝，尤其是北方政权就已开始认突厥做“父”了。
据《周书》记载，突厥起源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公元546年前后，统一了铁勒各部，然后迅速崛起，取代宗主柔然成为新一任草原霸主。
至木杆可汗即位（公元553-572年），突厥汗国迎来它的全盛期，其铁骑所及之处，无处不是疆土：
东自辽海（辽河）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突厥传》）
突厥疆域图
与草原帝国的强盛相反，当时的中国腹地，正属于南北分裂时期，尤其是北方，在北魏灭亡后进一步分裂东魏、西魏，以及之后的北齐、北周。
想当年，即便强大如西汉，对待匈奴也是小心谨慎、时战时和，若没有足够的国力与军力作支撑，汉朝统治者也不敢与匈奴硬碰硬。
更何况此时的中原已是三分天下，无论是谁，单个拎出来，都无法与突厥抗衡，若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无疑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汗国，北齐与北周既担心突厥人侵扰自己，又害怕突厥人被敌国拉拢过去，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于是想尽办法竭力讨好突厥。
和亲队伍
突厥可汗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以“和亲”为饵，以“武力”为威胁，将北朝众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比如，于公元564年，木杆可汗先与北周结盟，围攻北齐，在北齐境内大肆搜刮了一把，不久之后，北齐迫于无奈，不得不主动向突厥示好，木杆可汗坦然受之。
突厥人通过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方式，占尽了便宜、捞尽了好处：
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之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北史》）
北齐与北周却是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
突厥人对此颇为得意，把北朝两国的统治者蔑称为“儿子”，并取笑说：“有了南边那两儿子的孝顺，我们可谓衣食无忧、吃喝不愁啊！”
可以说，在隋朝以前，北方几个政权过得十分憋屈，俨然就是一幅拼命赚钱孝顺“老爹”的“好儿子”模样。
所幸，这种形势在六世纪末，有了新的变化。
突厥的分裂
隋文帝代周以后，由于中国北方已经全面统一，隋朝有了精力也有了底气对付突厥——对内，隋文帝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策从内部分化对方；对外，隋朝通过几次胜仗有效地打击了对方势力，终于迫使突厥一分为二。
隋朝时的东、西突厥疆域图
可惜好景不长，隋朝不过二世就走向灭亡，东突厥趁着隋末天下大乱发展壮大，地方割据势力为求得军事援助，不得不再次向突厥低头，于是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李渊众人向突厥可汗示好的诸多举动。
此番情形一直延续到李渊登基立国也未彻底改善，《旧唐书·突厥传》载：
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
突厥人的野心也逐渐滋生，侵扰大唐的举动愈加频繁：
公元619年，颉利可汗率兵南下侵扰唐朝边境；622年，突厥围攻并州（今山西太原），接着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625年，突厥再次集结十数万兵马，对朔州进行大肆掠夺；次年，再度入侵，逼迫唐太宗结下便桥之盟……
东突厥的覆灭与天可汗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受天灾与内乱等影响，突厥实力大损，唐太宗借此时机大败东突厥，擒获颉利可汗，东突厥就此覆灭 ，草原诸部大受震动，纷纷表示对大唐的臣服，并给太宗皇帝奉上了“天可汗”的称号，至此，蒙古高原正式被纳入大唐的版图。
唐太宗像-阎立本《步辇图》
从公元六世纪到七世纪，中原政权在突厥的眼中，完成了“儿子”到“天可汗”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这场百年博弈里，由弱转强，由败转胜，最终赢得了对方的彻底臣服。
除此以外，这场百年之争，还带来了一种观念的重要转变——也许是因为曾经多次“俯首称臣”，也许因为长时期的胡汉融合，唐朝统治阶层终于不再像此前的朝代一般，视四方民族为夷狄。
“天可汗”之称，不仅意味着草原民族对大唐的认可，也蕴含了大唐对外族文化的认可，正如唐太宗所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与心胸，才使得大唐能海纳百川、包罗万象，最终成长为无数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盛世帝国的吧。
-司马光（北宋），《资治通鉴》；
-李延寿（唐），《北史》；
-令狐德棻（唐），《周书》；
-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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