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君憂臣辱，君辱臣死”為人臣者，本該為君分憂，為國綢繆。但在明末清初這段歷史上，卻有這樣一位將軍，他坐擁80萬大軍，在國破家亡，社稷傾覆，君王自剄煤山之際，非但沒有率軍勤王，拯救天下蒼生於水火倒懸，反而固城自守，做起了割據一方的封建軍閥；而在清軍南下之時，他又棄民族大義於不顧，棄城而逃，打著“清君側”的旗號，一路狂奔去攻打苟延殘喘的南明朝廷。幫助不幸在半路上就病死了，而他的兒子左夢庚則毫不遲疑的投降了清朝，做了漢奸，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名將”——左良玉。
家國社稷覆亡在即，南寧伯左良玉卻拒不出師
“百戰百勝不如能忍，成名成功不如有財“。左良玉的為官之道，為將之道即在於此。公元1642年，李自成再次圍攻開封城，河北大同一帶戰事吃緊，形勢危急，百般無奈的崇禎帝不得不放出拘押在獄的孫傳庭，命其率所部秦軍剿滅農民軍起義，此外，又命戶部尚書侯恂攜帶自己化緣得來的五十萬兩白銀來到左良玉所部，希望左良玉能夠看在侯恂的提攜之恩和白晃晃的黃金白銀的面孔上，率軍抗擊李自成。
“有錢能使鬼推磨”左良玉對侯恂有沒有感恩侯我們不得而知，但當金光四射的真金白銀堆積如山的時候，向來油滑的左良玉馬上慨然許諾，答應出師剿賊。所謂“逃跑將軍”果然名不虛傳，當左部軍隊和李自成的烏合之眾在朱仙鎮會戰之際，左部大軍一觸而潰，平生“擅長疾走”的左良玉一路狂奔千里，直抵湖北襄陽才敢稍稍歇息。但顯然李自成並不準備就此罷休，一路追亡逐北殺到襄陽，肝膽俱裂的左良玉不得不再次狂奔到武昌，並順勢逼迫封駐此地的楚王，向他要錢、要糧、要兵馬。而在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又縱兵大掠，燒殺搶奪，姦淫擄掠，喪盡天良。至此，縱然是瞎子也對該左良玉的兵痞本質有所認知了，更何況是庸而不昏的崇禎呢，雖然心中怒極，無奈鞭長莫及，只能好言撫慰，暫行羈縻之策。
公元1644年一月，一路上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的李自成在攻破潼關，擊殺督師孫傳庭，奄有陝西全境後，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正式與明朝分庭抗禮。隨後，即祭天犒師，率軍東征，直本北京而來。形勢危殆如此，生性桀驁的崇禎不得不委曲求全，數次敦促左良玉率部勤王，但左氏卻始終消極以待，作壁上觀。
公元1644年三月，連破數關的李自成兵臨城下，困獸猶鬥的崇禎在被合圍之前，詔封左良玉為寧南伯，賜其子左夢庚平賊將軍印綬，許其世襲罔替，永鎮武昌。素善迎風使舵的左良玉貌做惶恐之狀，坦然接受封賞，卻以“拖刀之計”從容形勢。所以在他慢工出細活的擬定作戰計劃送往北京之時，無力迴天的崇禎帝已在煤山殉國。
憑什麼左良玉就敢無視君命，坐觀成敗？
“槍桿子裡出政權”話說左良玉之所以敢無視君命，坐觀成敗，其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因為他手上有軍隊。明代自李成梁以公費養私軍開始，國家軍隊私有化就逐漸成為趨勢，軍隊士卒往往只知有將帥而不知有君王。而隨著建州女真的強勢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倚任遼東軍來鞏固邊防，抵禦外辱。所以，對這種惡劣風氣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行為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領軍的將帥，促使他們更加桀驁不馴、驕縱不法。到了崇禎年間，遼東之地的人事安排已不是朝廷所能插手的。期中祖大壽、吳三桂等即是典型的遼東的軍閥世家。
“明亡於黨爭”這在如今幾乎已成史學界的共識，但所謂的“黨爭”卻指的並不僅僅是“東林黨和閹黨的爭端”他還涉及到“軍隊之間的派系之爭”。由於太祖皇帝對軍隊建制的規劃，有所謂的“衛所軍（地方特色鮮明）”和“營哨軍（主要徵募而來，是作戰主力）”。此外還有負責拱衛京都的“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至於其他將帥因地制宜而就地徵募，以地方（白桿兵）和個人命名（戚家軍）的軍隊就更加數不勝數了。
所謂“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生性善斗的明朝文官集團自然深諳軍隊的重要性，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以或拉攏、或打壓、或合作、或培植親信等方式，竭盡所能將保家衛國的軍隊變成一黨一派的護衛，這種內外纏鬥，遙相呼應的局面致使舉國上下，朝廷內外盡皆糜爛不堪，永無寧日。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發生堂堂一國之君卻苦苦哀求做將帥的出兵勤王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或許，剛愎自用，過河拆橋的崇禎也是左良玉不願勤王的原因
崇禎皇帝是出了名的“矜憫百姓，體恤蒼生”但同時也是出了名的“剛愎自用，過河拆橋”。自他繼位以來，死在他手上的文臣武將不計其數，他的喜怒無常、剛愎自用常常使在朝為官的文武百官戰戰兢兢，惶恐不安。
至於那些臨危受命，為國分憂的名臣良將更是因為一著不慎而被殘酷好猜、生性多疑的崇禎下獄處死，袁崇煥和陳新甲就是個中典範，貴為一國之君卻無君人之量。
深明於此的左良玉對崇禎的德性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擁兵自重盤踞地方對他而言反而是上上之選，一旦猛虎下山，龍困淺灘，那無疑就是自去爪牙，任其宰割。屆時，以崇禎的英睿果敢，自然不會手下留情。所以說“愛自己甚過愛天下”的左良玉自然不會“自投羅網”的去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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