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武器”:中世紀的耶穌受難圖像與符號化

在現代社會中,宗教信仰似乎是一項非常私人的事務,除了部分設立有“國教”的國家之外,宗教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微乎其微。但在世俗化的世界中,仍然留有許多宗教生活的影子。比如,在歐美的大學當中,學期的設置基本上是按照基督教節日設立的,因此就有了“復活節假期”(現在為了政治正確,又常常稱為“春假”)和“聖誕假期”等。

雖然與聖誕節同為四大瞻禮之一,但從神學上來說,復活節才是一年中所有的禮儀節慶裡最隆重的。因為按照基督宗教的教義,耶穌基督作為天主之子的核心標誌便是他戰勝了死亡。在《信經》和《聖經》的福音書中,都特別強調基督的死而復活。一個無法從墓穴中復活的耶穌就不可能是戰勝死亡的神子,因此這個信仰也就變成了“這個世界上最荒誕的事情”。按照傳統的教會要求,在復活節之前的四十天要禁絕肉食,守齋祈禱。因此,對於這個慶日的準備要遠比其他任何慶節都要嚴格。

從古代晚期到近代早期,復活節的神學意義是每個大神學家都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復活節日子的測算甚至還成了正統與異端的劃分標誌。然而,在整個中世紀時期,大多數的基督徒甚至相當一部分神職人員都難以準確、全面地把握基督復活的深刻神學內涵,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信仰。

在中國,清明時節是追思的時候,而在西方中世紀曆史上也有類似的傳統。在中國文化中,追思的象徵元素包括奠酒、香燭和紙錢、柳枝等等。而在中世紀歐洲,追思的圖像符號體系都集中在耶穌的受難與復活之上。在每一個物件背後都帶有《聖經》文本的指涉,從而形成了一個系統、繁複而令人頗有興味的象徵符號體系。

“基督的武器(Arma Christi)”的基本元素

中世紀時期的宗教象徵符號體系極為複雜。在復活節期間,最重要的符號組合就是被稱為“基督的武器”的一系列象徵。因為耶穌的痛苦、受難與上十字架前後的折磨具有極強的衝擊力和戲劇性,所以這些曾經用於折磨耶穌的刑具被轉化成代表基督征服死亡、戰勝魔鬼的武器。

隨著教會禮儀的發展,復活節成了教會年曆中的一個特殊時期。在復活節前的一週被稱為基督苦難主日,也叫“聖枝主日”,描繪的是耶穌在猶太教逾越節前進入耶路撒冷的場景。到復活節前的週四,則被稱為“主的晚餐”,週五則是要守大小齋(除禁絕熱血動物肉外,一天只能吃一頓飽飯)的“基督受難紀念”,週六則是“耶穌安眠墓中”,當天晚上舉行祝聖聖火的儀式,故而又被稱為“望復活”,直到週日則是“復活主日”,之後是連續七天的慶日。

“基督的武器”就是根據《聖經》經文的記載和教會禮儀年的設置逐漸發展起來的。至少在9世紀前後,就出現了這樣的符號系統。堪稱荷蘭國寶的《烏特勒支詩篇》(The Utrecht Psalter)中就有類似的圖像,但似乎並沒有形成一種普遍的共識,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同時期更多相關的文字或圖像證據。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烏特勒支詩篇》中以簡筆畫形式勾勒出的十字架、鞭子、長矛等。

到了中世紀晚期,這種符號系統在天主教中變得極為普遍,不過仍沒有一套完整的規矩。總體來說,“基督的武器”至少包括十字架、苦鞭(鞭打耶穌的刑具)、羞辱耶穌用的荊棘冠、刺穿耶穌肋旁的長槍以及給耶穌緩解口渴的醋膽等。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苦人形象的耶穌被四個天使圍繞著。約1460年由德國著名畫家Meister E. S.所作。

一般來說,這些刑具或是堆在十字架上,或者由耶穌身邊的天使扛著。比如在1460年左右的一幅木刻畫中,基督以“苦人”(man of sorrow)的形象出現,周邊的四個天使分別抱著十字架、鞭柱、苦鞭和長矛、醋膽等物。

在更抽象的描繪中,會以十字架的形式標明耶穌的身份,而沒有了耶穌自身的形象。我們常看到的十字架上的“INRI”是耶穌的罪名牌,是拉丁語“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的縮寫,十字架底部的骷髏頭骨象徵著耶穌的受難戰勝了死亡。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現代天主教會中在追思禮儀中使用的“基督的武器”圖像,有十字架、鞭子和錘子、荊棘冠、長矛、釘子、梯子、罪名牌等。

在對“基督的武器”的描繪中,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出現的藝術表現形式多有差異,刑具種類在最多的時候甚至能達到20餘種。在中世紀到近代早期關於“基督的武器”描繪中,其中每一個元素都能在《聖經》中找到明確的記載,這些圖像元素也在中世紀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增加並變得更加系統化。

圖像元素的增加與系統化

在中世紀的傳說中,耶穌受難時期的實物大多是由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從耶路撒冷帶來的。據說,海倫娜親自前往耶路撒冷尋找耶穌受難時的十字架。在這個過程中,她除了找到了“真實的十字架”之外,還找到了耶穌的墓地、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點以及其他許多同耶穌的受難與復活相關的神聖物品。

據說,當年聖海倫娜從耶路撒冷尋回的耶穌受難真跡目前保存在梵蒂岡博物館的秘密倉庫中。其中包括十字架的部分木片、耶穌受難時頭上戴的荊棘冠、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三個鐵釘、耶穌在上加爾瓦略山時曾經擦過血汗的維羅妮卡面紗、耶穌受鞭打時捆綁住他的石柱、給十字架上的耶穌喂醋的海綿以及刺穿了耶穌肋旁的羅馬士兵所用的長矛(也就是後世赫赫有名的朗基努斯之矛)。這些和耶穌受難直接相關的物品構成了“基督的武器”的主要元素。除此之外,較為常見的元素還包括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使用過的聖盃(Holy Chalice)等。

中世紀人對於聖人遺物和骨殖的慾望非常強烈。英國著名中世紀史學者理查德·威廉·索森就曾經說過,如果想要理解中世紀人的信仰世界,應當畫一幅歐洲各地珍藏聖髑之處的地圖,而非標明重要政治中心或軍事要塞的地圖。在今天羅馬城中,幾乎每一座教堂中都存有許多聖人的聖髑。

這種對聖髑和聖物的狂熱追求,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拉丁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的劫掠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隨著十字軍的發展,西方教會對於聖物和聖髑的崇拜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現存歐洲的許多聖髑,尤其是和耶穌受難相關的,相當一部分都是來自拜占庭帝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城。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羅馬的耶路撒冷十字架大殿的聖髑收藏櫃

羅馬的耶路撒冷十字架大殿(Basilica of the Holy Cross in Jerusalem)收藏著據說是聖海倫娜帶回來的基督聖髑。包括耶穌罪名牌上的一塊鐵板、耶穌荊棘冠冕中的兩根荊棘刺、一根釘在十字架上的釘子還有三小片真十字架上的殘片。

到了13—14世紀時期,隨著騎士文學、民間文學中對於獵奇情節和神聖事物的需要,“基督的武器”這個概念及其圖像化符號在教會生活和牧靈實踐中也就變得越發普遍。因此,在聖海倫娜所帶回來的刑具之外,人們開始在“基督的武器”庫中添加了更多的品種。藝術家和工匠們將《聖經》記載中的許多故事情節進行抽象化,甚至將一些原先並不顯眼的事物凝練成圖像,形成了越加完備的“基督的武器”體系。

這些逐漸添加的元素可以按照耶穌受難的時間線進行分類。首先是在最後的晚餐時出現的聖爵,以及叛徒猶大偷偷攥著的錢袋。其次是在晚餐後的山園祈禱時,有猶大親吻耶穌的動作、士兵逮捕耶穌時使用的火把和刀劍棍棒,還有捆綁耶穌的鎖鏈和繩索。當時伯多祿為了保護耶穌,砍掉了猶太人大祭司僕人的耳朵,所以有耳朵或者匕首的象徵。再次是在耶穌受審判的時候,彼拉多為了擺脫自己的罪責進行洗手,也被做成了洗手的圖像,還包括羅馬士兵抽耶穌耳光的手以及抽打耶穌的鞭子和捆綁耶穌的石柱。在耶穌受審判的過程中,他的門徒伯多祿曾去旁聽,這位宗徒之長在天亮之前三次對人否認認識耶穌,更不承認是他的門徒。一直到雞叫的時候,他想起耶穌在最後晚餐後對他的預言,說他要三次否認背棄他。於是,公雞以及伯多祿否認耶穌的意象也納入到了“基督的武器”中。再次,在去往骷髏地時,羅馬士兵為了羞辱耶穌,在給他戴上用荊棘做成的“王冠”,還用一根蘆葦杆來做他的“權杖”,給他披上紫色的長袍,罪狀牌上嘲笑他說自己是“猶太人的君王”。羅馬士兵還瓜分了耶穌的長袍,所以這件長袍以及士兵們分贓所用的骰子也成了“基督的武器”中的一部分。最後,在整個的受難過程中,除了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釘子之外,又增加了砸釘子的錘子。直到耶穌的屍體卸下,又增加了取出釘子的鉗子、卸下耶穌屍體的梯子、塗抹耶穌身體的沒藥香油壺和裹屍布。此外,還有一些圖像中有太陽和月亮的形象,指代耶穌受難期間發生的日食等天文異象。

“基督的武器”圖像表現的複雜化

如同教會中的聖像畫一樣,基督的武器也常常被信徒們作為默想和祈禱的工具,而且教會也往往為這些圖像賦予神聖的功能。在中世紀時期,一般的天主教徒每年至少要接受一次懺悔禮儀,也就是“辦告解”。至少在每年的四旬期和復活節期間,天主教徒都要進行對自己的罪過進行懺悔。在進行懺悔準備的時候,他們往往被要求默想基督所受的痛苦。因此,在14世紀末的一些鈔本中,常常帶有“基督的武器”的圖像,還配有相應的祈禱經文。一些手稿中還明確表明,對這些刑具的觀想可以幫助祈禱者減少在煉獄當中受苦的時間。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15世紀中期的“基督的武器”祈禱卷軸(局部),現存大英博物館。完整的圖像可參見網址:http://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Add_MS_22029

上圖所截取的是一個大型卷軸的一部分。這個卷軸整體有134釐米長,繪有24幅插圖,在每個“基督的武器”下面都有簡要的介紹和相關的默想祈禱詞。在我們截取的這一部分中的圖像包括,維羅妮卡面紗、耶穌接受割禮時候的刀、鵜鶘、猶大的三十塊銀幣、羅馬士兵抓捕耶穌時的油燈、羅馬士兵的劍與棍子。

“基督的武器”之流行與14世紀中後期到15世紀上半葉的神秘神學興起有密切關係。在當時的大學和上層精英教育中,經院神學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大學中的神學教授們融合了聖經文本、教父著作和理性推論,打造了一個完整而龐大的思想體系。許多神學信條都通過哲學方法進行了非常詳盡的闡釋與論爭。但是,這個體系對於一般的信眾而言過於高深,他們更希望在宗教中通過行動與觀看來尋求慰藉和情感的共鳴。於是,隨著虔敬運動的發展,“基督的武器”就成為了新的敬禮方式。另外,從技術上來說,描繪人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描繪刑具這樣的靜物,所以繪製這樣的刑具靜物主題可以成為學徒們進行初步操練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基督的武器”的廣泛傳播。

勞倫佐·莫納克(Lorenzo Monaco,約1370—1425年)是最早採用國際哥特風格的佛羅倫薩畫家之一。他本人可能出生於錫耶納,並在那裡成為了一名隱修士,但他主要的創作活動是在他來到佛羅倫薩之後。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勞倫佐·莫納克所繪“基督的武器”,約1404年。

在這幅著名的畫作中,我們可以在一個相對集中的畫面裡,看到數量更多的“基督的武器”。

以十字架為中心,上面的鵜鶘鳥代表著基督的聖死與復活,三隻則寓意三位一體。在鳥的兩側則分別是太陽和月亮,月亮上還有一個悲慼的人臉。十字架的中心掛著荊棘冠,左側一對男女指代伯多祿不承認認識耶穌,右側則是猶大通過親吻耶穌來出賣他。

再下一層,左側分別有梯子、戲弄耶穌的紫袍、聖釘、朗基努斯之槍、彼拉多洗手等圖像,右側則是給猶大的銀幣、伯多祿砍掉僕人耳朵的刀、戲弄耶穌的蘆葦杖、抓捕耶穌時用的火炬以及鞭打耶穌的鞭子和鞭柱,柱子上還站著公雞。

耶穌站在棺材當中,預兆著他的復活。畫面左側是聖母瑪利亞,右側是耶穌最鍾愛的門徒聖若望。而在棺材的下方,則有聖爵和香料壺。耶穌右手臂上方的人頭則是向他吐唾沫的猶太人。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悲痛之人與受難的器具》祭臺畫

在另一幅時代更往後的祭臺裝飾畫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幅畫很可能是仿照著勞倫佐·莫納克的畫作所繪,但有許多的添加和改動。比如畫面中心是受難的基督,兩旁分別是聖母瑪利亞(黑衣者)與第一個發現耶穌復活的抹大拉的瑪利亞(紅衣者),底部的耶穌面容代表著維羅妮卡面巾。在畫面最左側是朗尼努斯之矛,之後是彼拉多洗手、耶穌在山園祈禱的時候被拘捕(猶太人與火把)、耶穌因為猶大的親吻被出賣。在十字架上能看到左右兩側都掛有用於鞭笞的刑具和釘在橫樑上的釘子。在耶穌的頭頂附近有嘲諷他為王的蘆葦杆,去加爾瓦略山時嘲諷耶穌的號角。耶穌右側肋旁有傾流的寶血和聖爵。右側的畫幅有些受損,但仍然能看出用於卸下耶穌屍體的梯子、石柱上站著的公雞。

耶穌右臂上部這個人頭值得注意,因為有學者認為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個解釋是,這個人也是向耶穌吐唾沫的人,而另一種解釋則是認為這個人就是刺穿耶穌右側腹部的羅馬士兵、百夫長朗基努斯。根據傳說,當耶穌的身體被刺穿,血液滴到朗基努斯的眼睛中,這位羅馬士兵瞬間被受到了神聖的感化,相信了耶穌就是救世主。但根據圖像中這個人的嘴部動作,筆者還是更傾向於前一種解釋。

“基督的武器”的抽象化

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這種對“基督的武器”的描繪開始更加抽象化、符號化。在一幅大約1465年的上色木刻畫中,“苦人像”與“基督的武器”結合在了一起,且圖像元素有所減少。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1465年前後的上色木刻畫

此外,在1490年前後南德意志地區編修的《維尼格伍德紋章》(Wernigerode Armorial)中,一幅“基督的紋章”就也代表了這種簡化的趨勢。上方伸出的三根手指代表著三位一體,而在盾牌圖形內部的標誌基本上就是我們上文所敘述之“基督的武器”的主要圖像元素。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維尼格伍德紋章》中“基督的徽章”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法國科隆熱拉虎日(Collonges-la-Rouge)的聖伯多祿教堂中的“基督的武器”

近代以來,新的表現手法開始出現,浮雕技藝開始更為廣泛地運用到教堂的裝飾中。在這個過程中,“基督的武器”更進一步抽象化。圖中為法國科隆熱拉虎日(Collonges-la-Rouge)的聖伯多祿教堂中的“基督的武器”。這幅浮雕從左至右包括聖爵、火把、刀子、鞭子,中間的是捆綁耶穌以抽打他的皮鞭柱、上方的耶穌像是維羅妮卡面紗、猶大出賣耶穌後所得的三十個銀幣、六個菱形的物品是士兵們抽籤分耶穌衣服的骰子、蘆葦杆權、打耶穌的耳光的手、醋膽和醋壺。在這幅浮雕裝飾中,對各種物品的表現更為抽象,也體現了基督的武器之符號化演進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基督的武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图像与符号化

德國拜仁州Appertshofen村口的“基督的武器”架

我們看到,“基督的武器”原先是折磨耶穌並造成耶穌受難的工具,在中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和各種文學傳統、民間傳說相互結合,形成了越發完備的符號體系。符號體系則經歷了由簡單到複雜,之後再由複雜轉回簡單的發展模式。直到今天,這些符號的宗教意義和影響也許正在衰落,但卻仍是歐洲歷史文化遺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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