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古老的中国被惊扰了“泱泱大国”的美梦，终于睁开仍有些睡眼惺忪的眼睛，认真的打量那些来自西方的对手。
虽然大多数人尚不明白中国和西方的战争存在巨大的时代差距，而将失利归结为各种偶然事件，但一些更具现实眼光的人认为，西方人的各种“奇巧淫技”，正是战争中致胜的法宝。
在中国正统的思想界，仍然视西方人为“蛮夷”，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无法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提并论，但对他们强悍的武力，却又无可奈何。西方人既不能在武力上驱逐，又不能在文明上“教化”，这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传统卫道士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相信，如果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没有力量保卫自己，所面临的必然是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以夷变夏”，这是中国传统的守护者们不能忍受的，因而逼迫他们开始寻找自救之路。
一条现实而理性的道路是——向西方学习，但中国历来的傲慢无法使自己放下身段，像邻国日本一样一心一意的以西方为师。中国既羡慕西方武力的强大，器械的精良，又无法放下中国文化至上的信仰，这使其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为了保护中国传统不受“蛮夷”的侵扰而必须学习“蛮夷”，而学习“蛮夷”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和侵扰。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其文明核心也饱受“蛮夷”的侵袭，但中国高贵的文化传统从未受过如此严峻的挑战和折辱。
不过除了极端守旧者，稍具理性的人都能看出学习西方是唯一的出路，这在战争中展现的淋漓尽致，逼迫他们从现实主义角度做出抉择。文化上的高低很容易陷入口舌之争，但武力的差别却是高下立判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已经给中国以惨痛的教训，而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外国雇佣军“洋枪队”、“常胜军”强悍的战力也给中国的将领与统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清名臣胡林翼有一次看到两艘洋火轮在江中飞快的逆流而上，毫不费力。他惊诧不以，叹息道：“此乃吾等无法解喻之物也！”
胡林翼
而另一位晚清重要人物李鸿章，更是西洋军械的狂热崇拜者，在他于1863年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说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中国所不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且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
李鸿章
必须指出，洋务派人士，无论是朝堂之上的恭亲王奕訢，还是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权派人物，都深受传统的浸染，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受益者，也是是中国传统的忠实守卫者。他们和顽固的守旧派如大学士倭仁的唯一区别，只是后者认为，为了捍卫中国的传统，必须拒绝一切西方的东西，而洋务派则认为，为了捍卫中国的传统，则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
洋务派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前辈林则徐、魏源，他们的口号正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塑像
到了学者型官僚张之洞那里，他又系统的阐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这成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口号。
张之洞
使用体用二分法为中国的改革铺路，以求最大限度的降低保守派的阻力，不失为一种聪明之举，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与谬误。
事实上，在南宋大儒朱熹那里，“体”与“用”原本是不可分离的，是一物之两面。他曾说：“乾乾不息者体，日往月来、寒来暑往者用。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不可分先后说。”
而张之洞将“体、用”强行割裂，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面是否可以解读为“中学无用，西学无体”呢？还是说，中学的“用”不如西学的“用”，而西学的“体”不如中学的“体”？如果说，中学之“用”不如西学之“用”，那西学之“用”所对应的“体”是什么？在对西学的“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如何判断西学的“体”，不如中学的“体”呢？
在中国，“实用”的东西，或者专业的技能，从来不受重视，只有至高无上的“道”才是“君子”们毕生的追求，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们应该在精神上傲游天地，其行为要符合无上的天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精神。虽然，从来没有清晰明确的说明，这个“道”到底是什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建立在玄学根基之上的，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只是围绕这个玄之又玄的“道”打转，各抒己见，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共识。知识阶层的智力与精力，完全消耗在对“道”的争辩中，乐此不疲，且引以为荣。
大学士倭仁，敏感的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的技术和中国的传统精神，是无法产生共鸣的。西方技术进入中国，必然对中国传统造成破坏，因而他成了西方技术最坚决的反对者。
倭仁
虽然张之洞的初衷是为中国精神寻求物质保护，使中国可以居高临下使用西方的技术而毫无羞愧感，既然西方文化只能屈居于“实用”的末等地位，那中国就可以威严的，而不是乞讨的将西方的技术借用过来。和倭仁一样，他认为，在最基本的文化价值领域，中国仍然是远在西方之上的。
但事实上，即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翘楚，张之洞的见识仍然十分幼稚，他明显低估了工业化进程对旧秩序旧观念致命的破坏性。显然，张之洞对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一无所知，他既不明白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也不明白一个社会的经济与生产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影响，而幻想一种脱离物质基础的精神可以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永远保存下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本身，已经代表了他所信仰的儒家精神的衰落，而这正是守旧派的倭仁所深深担忧的。
倭仁认为，如果一旦放松对西学的控制，自欺欺人的使用体用二分法将西学引进中国，中学将再也无法保持其纯洁性与权威性，西学之“用”必将腐蚀中学之“体”，而反客为主，由“用”变成新的“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深深忌惮的“以夷变夏！”
更深层的忧虑是，中国自古以来，官僚士大夫阶层都牢牢的掌握着知识的垄断权，如果任由西学传播进来，那么显然，这种垄断权将彻底丧失。同时丧失的还有民众的崇拜和高贵的地位，这不能不使如倭仁一般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官僚本能的抵触。
事实证明从守旧派的角度看，倭仁的担忧完全正确。中国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到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一次比一次激进，正是“西学”侵蚀“中学”，以至其完全瓦解的过程。倭仁预见了这个过程，他开出的药方是将西学完全拒之门外，并称西学其实是在中国传统中已被抛弃的东西，毫无价值，中国只需关起门学习自己的传统就够了。当然，倭仁这样的腐儒是不会懂得，从东西方文明产生碰撞那一刻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西学拒之门外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落后的文明必然被先进的文明取代，这只是时间和过程的问题。
其实，无论张之洞还是倭仁，他们面对西学的态度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因为有生命力的文化根本无需拯救，而当它失去了宽容与自信，需要为生死存亡而挣扎，由从容的探讨变成了基于民族性的强烈情感表达时，就显现出了它的败落。
这里再回到为什么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荒谬的问题上，因为中学与西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体系，无法包容共通。如同科学与玄学，民主与专制无法包容共通一样。简单的将西方技术嫁接到东方玄学体系之中，就像用阴阳五行来解释火车的运行，炮弹的轨迹一般荒诞。西学之“用”与西学之“体”是不可分割的，西方的坚船利炮以西学中穷极物理的纯科学研究为根基，并非是割裂在外，漂浮在虚空的东西。不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科学理性的精神，和相匹配的制度措施，而认为西方的技术只是一个独立在外的“用”，这种认识是浅薄的，以这种认识所主导的流于形式的改革，则必然失败。
人所具有的知识，总是一个人整个经验世界的一部分，知识决不仅仅是一个增加的过程，而总是伴随着整个世界观的更新与转换。传统古老的东方知识体系结不出科学这颗果实，而科学总是在理性的根基上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比如人认识了日食或者月食的原理，就必然会抛弃“天狗吞日”等迷信观念，而当人意识到并没有什么荒唐的“天狗”，那么其他的类似迷信思想也会动摇、消除。所以，认识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破”和“立”的过程，立新必须破旧，破旧才能立新。在中国，一直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对中国的旧传统，旧知识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批判。
陈独秀
而在洋务运动时期，接受西学中的科学、民主思想不啻于将其整个中学观念推翻重建，在不动摇其社会与政治根基的前提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尚未在“泱泱大国”的美梦中完全醒来的中国，是不可能有邻国日本“脱亚入欧”般壮士断腕的魄力与决心的。“中学西用”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也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使中国这个垂垂迟暮的老者挪动一下脚步的较为顺耳的劝告。
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战争以日本的全面胜利告终，这区分了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自强之路。同样苦心孤诣经营30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一个结出了成果，一个宣告了破产。这彻底暴露了清王朝落后、衰败的真实面目，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的终结，埋下了伏笔。无数有志人士终于认识到，唯有彻底推翻陈旧腐朽的旧政权，彻底推翻陈旧腐朽的旧传统，才能拯救中国。所幸的是，尽管步履艰难，中国还是寻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最终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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