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當我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其實是將作家方方，放在嚴肅作家這個身份位置，並對其有對等的文化尊重的。這一點，在自媒體時代語境下，非常重要。因為對於作家方方來說，一切來自文學之外的指責，都是業餘的，都不值得她回應乃至尊重。
雖然作家方方曾經貴為作協主席，但通過她回應網絡指責或謾罵的內容，我們也基本上可以看出這位地方性作家領袖的成色。
網民的本質，其實就是普羅大眾，更明確地說，其實就是"賽博市井"。由於教育的普及化，如今的市井，或者通過互聯網體現出來的"賽博市井"，已不再是從前的"文盲市井"的語言結構了，但市井就是市井，它能通過集體攻擊與邏輯跳躍的方式，讓任何試圖正常說話的人，精神崩潰。
所以，不論作家方方寫作《方方日記》（或者如其外文出版物所稱的《武漢日記》），從市井的道德角度看，是否正確，這都不是最終評價《方方日記》的價值標準。
正如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那麼，文學的，就應該歸文學。
因為已經有作家方方的支持者，將《方方日記》在國外的出版，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在國外的出版，混為一談。這種幫腔的言論，其實對於文學本身來說，連笑話都算不上。
那麼，既然作家方方以一名有家國責任，乃至人類文明責任的文人自居，以獨立作家的人格為定型，那麼，一切"賽博市井"式的指責、謾罵，其實正成就了這位作家的"光環"。
然而，就文學來說，我不認為她能戴上這頂"光環"，也僅僅就文學的角度而言。
因此，我既不是作家方方嘴裡的"極左分子"，也不可能"禍國殃民"，因為這亦是一種市井式的破口，且有辱斯文。
一、《方方日記》屬性批判
作家方方以一名知識分子的名義，對率先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行了一次時間跨度達60多天的日常寫作。她自己將其稱之為"日記"。
那麼，作為日記，這種體裁的寫作，在方方這裡應該歸為什麼呢？
國際版《武漢日記》將其歸為報道：暗示其獨立新聞的視角和客觀性。
但，這是被廣泛詬病的。
批評者指認作家方方在居家隔離期間，無法有效知道正在爆發、瞬息萬變的確切真相。
這一指認無疑是正確的，但沒有把握住重點：方方作為一名巨大災難性事件的親歷者，是有資格站在她自己的主體視角，記錄她自己的感受的，這一記錄對於作家方方來說，是屬於"主體真實"的：因為一切湧向她的信息，不論真假，對於方方的精神壓強，是真實的。
如果否定了這一點，我們將否定一切集體性社會行為，對個體所能夠製造的、隱秘的傷害記憶的，真實性與可能性，從而也可以說，否定了個體的精神性價值的獨立。
毫無疑問，這將是災難性的，歷史反覆告誡過我們這一點。
作為一名女性作家，方方也時不時地會提及到，中國在特殊十年的浩劫中，對她個人的心靈製造的傷害。我們應該將這一切，以"主體真實"的名義領受下來，並還給作家方方主體感受的公平，並承認作家方方作為一名女性的特殊敏感。或許，這也是作家方方從文藝青年走向職業作家的特殊才能之一。
但《方方日記》絕不是新聞報道。
新聞報道無法在不親歷微觀現場的情況下，僅僅在一個更大的事件場域裡，靠第三方消息憑空寫就。《方方日記》裡，提到的許多事件，都需要親歷事件的微觀現場，而不是僅僅因為作家方方身處武漢，就判定其"在場"性的有效。
若是這樣的話，那麼，對於世界範圍的疫情來說，每一個在中國爆發疫情期間，在中國的人，對中國各地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屬於"在場有效"嗎？
毫無疑問，這是不現實的，也是虛假的邏輯。
這正就是說，《方方日記》作為新聞報道，屬於"在場無效"的。這就否定了《方方日記》的新聞性可能，及其延展出來的，一切新聞寫作的道德價值。
那麼，《方方日記》屬於文學嗎？
這裡面當然就包括了中國曾經紅極一時的報告文學、紀實性文學，或者美國新聞寫作界提供的深度寫作、特稿寫作範式。不論是威廉·曼切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還是蓋伊·特立斯的《被仰望與被遺忘的》，抑或那些普利策新聞獎的作品，它們其實都屬於文學。只不過，這屬於是人們希望通過文學的深度場景還原方式與技術手段，更加深入地，抵近真相的核心層面。
這也正是《方方日記》甫一露面，就受到文化界眾多人士的肯定的原始出發點：人們期待由職業作家參與的，這一場工程浩大的寫作，是中國特稿寫作的《光榮與夢想》、是《被仰望與被遺忘的》，是即將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好作品，是能夠充分抵達與還原"武漢疫情"真相的良心之作。
然而，曾經的作協主席與作家方方，其實辜負了學界對其的職業期待。
那些仍舊閉著眼睛力挺方方的人們：張抗抗、朱大可、吳亮……，他們都枉顧了一個事實：《方方日記》的文學水平，糟透了！她甚至來不及認真處理所有來自第三方的資料，就將其堆砌羅列在一起，不問真假，一鍋亂燉就去出版了。
從文學的技術性來說，眼前的《方方日記》，更像一堆雜亂無章的素材，或尚未彙編的資料合訂本，信息真假不辨。
這種名利的急切，毒害了《方方日記》可能的文學高度，或許，也歷史性地體現出了作家方方的真實文學水平。
然而，作家方方的這一部，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方方日記》，其名字只是《方方日記》，也就是說，作為個人的日記，不論如何，沒有什麼問題，出版也沒有問題，或者到國際上出版，其實也沒有問題。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方方日記》的屬性模糊。
因為其文學屬性的模糊，就會造成非常大的認知障礙：它或許會被過高地賦予了道德意義，或者別有用心地賦予了政治目的。
毫無疑問，《方方日記》不屬於小說《狂人日記》之類，因為《方方日記》不屬於小說，當然也不屬於新聞報道和深度寫作，更不屬於散文、詩歌，或者戲曲文本。
從文學上，最接近《方方日記》的，或許就是隨筆了，記錄一點個人感受，真真假假無需做什麼道德評判。
但包括張抗抗與朱大可在內，他們或將作家方方類比魯迅，或者類比普希金，這種類比，其實具有更深的群體精神性需要，我們將在接下去的文本中，予以闡釋。
作為更為專業的角度看，我個人傾向於將《方方日記》歸為"口述史"與"個人記憶"研究。因為對於集體記憶研究的學術性而言，是允許"虛假記憶"這個範疇存在的。
因此，如果將《方方日記》歸為"口述史"與"個人記憶"，我們就能夠顯現，對於《方方日記》中的虛假成份的學術批判角度。
在學術界，"口述史"首先是不作為歷史事實來對待的，而是作為"個人記憶"來對待。
而關於"個人記憶"的虛假性，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通過對記憶的研究發現，個體的記憶，依舊是在社會框架下的記憶，是被社會框架所規範和形塑的記憶。
美國電影《記憶的騙局》，就深刻描寫了個人記憶，因個人內在感受導致的扭曲性與虛假性。
《方方日記》為什麼可以歸為"口述史"與"個人記憶"呢？她的日記又怎樣被社會框架所規範與形塑了呢？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學術問題，它涉及到歷史感的本能性、集體歷史感扭曲、以及前集體記憶的視角規範（比如方方這一代文藝青年所歷經的特殊歷史時期的集體記憶樣式，價值觀形成對方方寫作《方方日記》的集體記憶屬性的社會規範與扭曲）。
接下去，我們就此而討論。
二、《方方日記》撬動的，是集體歷史感的代際斷層
隨著《方方日記》事件在"賽博市井"的發酵，整個輿論場立刻嚴重分裂為正反兩派。
嚴格來說，反對作家方方及其《方方日記》的，具有明確的道德指向，而支持作家方方及其《方方日記》的，具有明確的文化指向。因此，前者批評方方叛國，而後者試圖將方方形塑為一位世界級作家。
可以說，這兩方都用力過猛，而尤以支持方有失職業水準。
首先，通過《方方日記》的屬性批判，我們已經可以明確看到作家方方在文學寫作這個層面的基本水平，這樣的水準說其"以文叛國"，似乎太抬舉她了。
這也就一個政治博弈夾縫中的棋子，而且終將成為棄子。
恐怕，嚴格來說，方方本人對於《方方日記》將會製造多大的麻煩，她自己未必知道。作家方方，不過一代老天真而已。
其次，我們必須認真關注到包括作家張抗抗、文學理論家朱大可、批評家吳亮，皆試圖將作家方方抬上聖堂。這一點，其實是值得學界高度警惕的。
它暴露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現象：這些同代人，正在基於歷史感錯位，抱團取暖，甚至可以說是在垂死掙扎，已經到了枉顧事實、不顧一切的地步了。
這裡面的一個核心關鍵詞，就是"歷史感"。
歷史感，可以說是人類個體與群體的精神性本能，是個體的人對待存在、對待存在者、對待"在……裡存在"的一個基本精神判斷需要。
方方也好，張抗抗也好，乃至朱大可、吳亮如此等等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正好是中國，以自我為地理與心理中心的古老多民族共同體，向現代世界轉向完成後的第一批現代人。
這一代人打開世界眼界後，對"異者性"的新奇與關注，培育出了極強烈的文學性世界觀，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
因此，他們這一代人，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定反對者：因為這將破壞"文學性世界觀"的幻象目標。
而正是這個"文學性世界觀"，扭曲了他們這一代人的歷史感，而不是心性。他們不是壞人，也非叛國者，他們只是迷失在，扭曲後的歷史感的精神本能裡。
我們必須看到，歷史感對於西方文明的個體來說，特別是對於新教國家比如美國的個體的人來說，就是"自證神選者"的過程。
也就是說，對於新教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來說，其歷史感的精神表現重點，就是努力自我證明自己是"神選者"。這正是個體"絕對自由"的宗教性一面，當然另一面，是通過資本主義交換方式轉變為，以個體交換為主，從而讓個體脫離共同體束縛來完成的：它們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自由"精神這個命題的，硬幣的兩面。
個人對自己是否是"神選者"的自證過程，也就是個人歷史感的顯現過程，於是：明星、首富、各種第一人，層出不窮，乃至競選總統都包含在內。
可以說，這對於方方這一代文藝青年來說，由於對個人"進入歷史"這個可能性，從了知到嚮往，乃至最後的極度渴求，集體性地扭曲了這一代人的個體歷史感。從而，徹底迷失在扭曲後的歷史感本能的驅動下，最終落實與體現為，作為對新教國家的美國的，無條件崇拜裡，一代人無法自拔。
"進入歷史"這件事情，成為這一代人，人生追求的全部意義。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顛倒夢想。
它枉顧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世界的事實，這個事實無關乎制度設計的原理，而是個人歷史感的表達不同。
急於"進入歷史"，導致了《方方日記》的急就章事實，也導致了她的同行者，不顧一切地將她高舉起來，將其與魯迅、普希金等等文學巨匠相類比，他們不過是希望成就一種共同自證而已。
也就是說，這一代人，為了"進入歷史"，而將"文學性世界觀"發揮到了極致。
正是這種極致性，導致了方方與其同行們，與新一代人的歷史感之間，發生徹底的代際斷裂。這種斷裂非常殘酷，完全不是用是否"民族主義"可以解釋的，因為它們根本不是一個學術範疇的問題。
由此而言，《方方日記》是完全不具備戴上她的同行們，贈予她的桂冠的，他們只是希望集體戴上這頂歷史感桂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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