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慶富，中國政法大學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建軍
近些年來，消費已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可是當前現實是，消費市場受到較大沖擊，諸如餐飲、購物、酒店住宿、文化娛樂、旅遊休閒等消費活動出現不同程度萎縮。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至2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8.7個百分點。疫情對居民消費的不利影響，削弱了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的作用，並對經濟運行形成拖累。
消費問題的背後，其實是複雜的經濟鏈條。消費需要支付貨幣，無論這個貨幣的形式是什麼。這筆錢從消費者到商家手中，商家才有錢支付上游進貨款項和員工工資。整個經濟鏈條才能運轉起來。因此，在經濟發展陷入停頓的情況下，很多政府選擇的是以工代賑。一定要賑，也避免直接賑實物，而是儘量發給現金，讓窮人購得口糧的同時，推動資金流轉和交易發生。
發現金有發現金的問題。首先是容易引發通脹。如果這些現金來自於財政轉移支付，那麼尚且可以說是“按需分配”。如果這些現金來自印鈔機，那麼通脹以及帶來的物價飛漲，很快會讓發放現金失去意義——該買不起的東西，還是買不起。
其次是很難確保現金能夠用於消費。理論上說，收入越低，邊際消費傾向遞增；但是Francesco D'Acunto和Thomas Rauter最近在NBER發表的working paper《預防性儲蓄的動機：來自金融科技的證據》發現，當窮人缺乏社會保障時，獲得一筆額外收入，他們是不會消費的，而是會作為預防性儲蓄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從NBER的這篇working paper，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現金對於窮人可能不完全是“支付工具”，而是一種預防性儲蓄——無論是存進銀行，還是藏在枕頭下面。
所以，不論以什麼形式補貼，引導人們用這筆補貼去消費，才會有用。這就是消費券。歷史上第一個食品券計劃早在1939年在美國誕生。這個計劃的名稱是“補充營養援助項目”（SNAP），政府向低收入者免費發放食品券，低收入者憑券到符合條件的零售店購買食品，然後政府用現金兌現各個零售店收到的食品券。食品券分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只能在特定場所（一般限於麵包店和超市等）購買指定食物（如，果蔬食品），但不能在餐館消費，不得購買垃圾食品、碳酸飲料和菸酒等。
這樣的消費券對促進消費有沒有用呢？有的。以日本為例，1999年向15 歲以下兒童、65歲以上老人以及領取福利養老金的老人每人發放2萬日元名為“地域振興券”的購物券，總額達6000多億日元，用於鼓勵居民增加生活消費。根據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Chang-TaiHsieh等人的研究（《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increase spending？》），用1999年與1990-98年的家庭消費支出數據作對比研究，結果表明： 消費券增加邊際消費傾向20%-30%。
這一研究表明，消費券對整體居民家庭消費有明顯的提振作用，階段性的扭轉了居民消費持續下行的趨勢。1999年日本GDP家庭消費同比增速從98年的-0.8%扭轉至1%。一般家庭獲得的優惠券價值為家庭月收入的7-8%，消費券對於居民消費支出額外提高10%。儘管2000年，伴隨消費券發放結束，居民消費增速亦有所回落，但始終沒有跌破消費券發放前增速的低點。這說明消費券沒有提前透支消費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刺激需求的回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消費券在有效使用期內，僅對半耐用品消費有明顯的正向刺激作用。Chang-Tai Hsieh在研究中所劃分所謂的半耐用品包括：服裝，體育用品，電子遊戲，電腦硬件軟件，書籍。從直觀上看，上述消費品既與宏觀經濟直接提振作用掛鉤不甚緊密，又不是65歲老人或15歲以下兒童消費的重點，似乎是消費券輻射不到的“黑色地帶”。然而，關於消費券刺激效果的研究表明：消費券的提振使得家庭半耐用品消費支出增加30%。
為什麼是這一批半耐用品消費支出增加最多呢？這些細分行業，一是受到了消費券刺激，發生“乘數效應”；二是與年輕一代的消費習慣密切有關。真正有消費慾望、容易受消費券“誘導”去消費的，是年輕一代消費人群。他們對於前述半耐用品有著較為強烈的需求。他們歷經團塊世代、新人類世代、泡沫世代、團塊次代，進入寬鬆教育世代，他們更重視自我，樂於悠閒的生活方式，青睞極簡化與高性價比的消費品。
當下許多經濟學家在呼籲，“轉移支付”和“再分配”要加大力度。需要警惕的是，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曾加劇年輕世代的困境；讓資源更多地老年人傾斜，將老年人的貧困率從60%降低至15%；年輕人貧困率的改善僅在4%左右。收入再分配政策限制了年輕世代消費空間，年輕人逐步“心灰意冷”，走向簡約、佛系的“低慾望”狀態。從整體上看，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慾望停滯不前。因此，即使拿到了汽車、家電等耐用品的消費券，消費刺激效果亦不明顯。同時，服務消費也出現了明顯下降，外出就餐服務市場也出現了萎縮——這與年輕世代的消費習慣變化有著直接的關聯。
總之，看日本的經驗，發放消費券也不能忽視兩點：第一，社會主要年齡結構；第二，消費主力人群的偏好。否則，很可能效果一般。有意思的是，小淵政權在1998年11月16日實施了發放7000億日元規模的“地域振興券”；之後，日本全國信用金庫在1999年6月初對全國1.6萬家中小企業調查(回答為10407家),結果是,認為地域振興券對銷售額增加有很大影響的僅為0.7%，有點影響為17%, 將近82%否認地域振興券的政策效果——或許這是因為，中小企業並沒有直接從消費券中受益，對於政府的苦心並不買賬。
最後說說電子消費券。當下有一些因為極少數困難群眾無法使用消費券、從而呼籲全民發放現金的聲音，並稱其為“數字鴻溝”。值得說明的是，數字鴻溝問題可能被誇大了。讀新聞就知道，杭州發放4.85億電子消費券的同時，專門準備了1500萬元現金的困難群眾專享現金。所謂困難群眾，可能指的是沒有智能手機、或是學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身邊又無能夠代勞的親友的群體。他們無法領取消費券。因此，民政部門為其準備了1500萬元的專享現金。電子消費券的好處是避免出現冒領、轉賣、炒券等行為，且消費券能夠在支付環節直接使用回收，便於統計兌付；少量專享現金的好處是，能夠讓困難群眾解燃眉之急。二者結合，可能是最為合適的安排。
無論是發放紙質消費券、現金還是電子消費券，本質上都是為了讓消費迅速“回血”。有人問，為什麼國外政府只能直接發錢，而中國政府可以發消費券？因為，中國在數字經濟的發展方面走在前面；具體來說有三點：
一是終端的普及度夠高，兩家支付平臺幾乎覆蓋了大部分消費人口；而且各類本地生活平臺，通過移動支付接入的消費場景也夠多夠廣；消費券作為電子支付工具，完全可以在支付環節就直接發揮作用；
二是電子消費券不是直接給錢，而是給消費折扣，它對於有消費需求的人群精準補貼；對於那些沒有需求（有錢任性）、不打算消費的人，這些券就是廢紙，政府也沒有沙漏成本；政府發出10億、20億消費券，最終真正兌付的額度肯定低於此。
三是電子消費券實際是大數據治理的一種嘗試。它能夠確定地將消費券給到居住在當地的人群，也能夠在商家端圈出一批真正受消費者歡迎、放心消費的好商家。在一輪輪發放中，也可以根據領取率、使用率實時再作調整；如果是紙質券或現金，這種實時統計和調整都將非常困難。
總之，當下作為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端，中國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中，也確實有微弱的領先——這為我們使用電子消費券、而非紙質券或現金提供了技術保障和用戶基礎。如果因為並沒有那麼嚴重的數字鴻溝，就要往回走，回到紙質券或現金賑災的年代，那恐怕這些年積累下的數字經濟微弱優勢就白白浪費——而且，可能還會錯失政務數字化加速轉型的良機——據說，紐約州的電子政務系統在疫情中飛速地升級，正在數字化的道路上迎頭追趕上來。如果美國人知道，中國有技術手段使用電子消費券，卻堅持回過頭使用現金，也許會是一種“無法理解”又微微竊喜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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