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庆富，中国政法大学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建军
近些年来，消费已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可是当前现实是，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诸如餐饮、购物、酒店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消费活动出现不同程度萎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至2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8.7个百分点。疫情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削弱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并对经济运行形成拖累。
消费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经济链条。消费需要支付货币，无论这个货币的形式是什么。这笔钱从消费者到商家手中，商家才有钱支付上游进货款项和员工工资。整个经济链条才能运转起来。因此，在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的情况下，很多政府选择的是以工代赈。一定要赈，也避免直接赈实物，而是尽量发给现金，让穷人购得口粮的同时，推动资金流转和交易发生。
发现金有发现金的问题。首先是容易引发通胀。如果这些现金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尚且可以说是“按需分配”。如果这些现金来自印钞机，那么通胀以及带来的物价飞涨，很快会让发放现金失去意义——该买不起的东西，还是买不起。
其次是很难确保现金能够用于消费。理论上说，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增；但是Francesco D'Acunto和Thomas Rauter最近在NBER发表的working paper《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来自金融科技的证据》发现，当穷人缺乏社会保障时，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他们是不会消费的，而是会作为预防性储蓄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从NBER的这篇working paper，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现金对于穷人可能不完全是“支付工具”，而是一种预防性储蓄——无论是存进银行，还是藏在枕头下面。
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补贴，引导人们用这笔补贴去消费，才会有用。这就是消费券。历史上第一个食品券计划早在1939年在美国诞生。这个计划的名称是“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政府向低收入者免费发放食品券，低收入者凭券到符合条件的零售店购买食品，然后政府用现金兑现各个零售店收到的食品券。食品券分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只能在特定场所（一般限于面包店和超市等）购买指定食物（如，果蔬食品），但不能在餐馆消费，不得购买垃圾食品、碳酸饮料和烟酒等。
这样的消费券对促进消费有没有用呢？有的。以日本为例，1999年向15 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名为“地域振兴券”的购物券，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用于鼓励居民增加生活消费。根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Chang-TaiHsieh等人的研究（《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increase spending？》），用1999年与1990-98年的家庭消费支出数据作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券增加边际消费倾向20%-30%。
这一研究表明，消费券对整体居民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提振作用，阶段性的扭转了居民消费持续下行的趋势。1999年日本GDP家庭消费同比增速从98年的-0.8%扭转至1%。一般家庭获得的优惠券价值为家庭月收入的7-8%，消费券对于居民消费支出额外提高10%。尽管2000年，伴随消费券发放结束，居民消费增速亦有所回落，但始终没有跌破消费券发放前增速的低点。这说明消费券没有提前透支消费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刺激需求的回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券在有效使用期内，仅对半耐用品消费有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Chang-Tai Hsieh在研究中所划分所谓的半耐用品包括：服装，体育用品，电子游戏，电脑硬件软件，书籍。从直观上看，上述消费品既与宏观经济直接提振作用挂钩不甚紧密，又不是65岁老人或15岁以下儿童消费的重点，似乎是消费券辐射不到的“黑色地带”。然而，关于消费券刺激效果的研究表明：消费券的提振使得家庭半耐用品消费支出增加30%。
为什么是这一批半耐用品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呢？这些细分行业，一是受到了消费券刺激，发生“乘数效应”；二是与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密切有关。真正有消费欲望、容易受消费券“诱导”去消费的，是年轻一代消费人群。他们对于前述半耐用品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他们历经团块世代、新人类世代、泡沫世代、团块次代，进入宽松教育世代，他们更重视自我，乐于悠闲的生活方式，青睐极简化与高性价比的消费品。
当下许多经济学家在呼吁，“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要加大力度。需要警惕的是，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曾加剧年轻世代的困境；让资源更多地老年人倾斜，将老年人的贫困率从60%降低至15%；年轻人贫困率的改善仅在4%左右。收入再分配政策限制了年轻世代消费空间，年轻人逐步“心灰意冷”，走向简约、佛系的“低欲望”状态。从整体上看，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停滞不前。因此，即使拿到了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消费券，消费刺激效果亦不明显。同时，服务消费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外出就餐服务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与年轻世代的消费习惯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总之，看日本的经验，发放消费券也不能忽视两点：第一，社会主要年龄结构；第二，消费主力人群的偏好。否则，很可能效果一般。有意思的是，小渊政权在1998年11月16日实施了发放7000亿日元规模的“地域振兴券”；之后，日本全国信用金库在1999年6月初对全国1.6万家中小企业调查(回答为10407家),结果是,认为地域振兴券对销售额增加有很大影响的仅为0.7%，有点影响为17%, 将近82%否认地域振兴券的政策效果——或许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并没有直接从消费券中受益，对于政府的苦心并不买账。
最后说说电子消费券。当下有一些因为极少数困难群众无法使用消费券、从而呼吁全民发放现金的声音，并称其为“数字鸿沟”。值得说明的是，数字鸿沟问题可能被夸大了。读新闻就知道，杭州发放4.85亿电子消费券的同时，专门准备了1500万元现金的困难群众专享现金。所谓困难群众，可能指的是没有智能手机、或是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身边又无能够代劳的亲友的群体。他们无法领取消费券。因此，民政部门为其准备了1500万元的专享现金。电子消费券的好处是避免出现冒领、转卖、炒券等行为，且消费券能够在支付环节直接使用回收，便于统计兑付；少量专享现金的好处是，能够让困难群众解燃眉之急。二者结合，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安排。
无论是发放纸质消费券、现金还是电子消费券，本质上都是为了让消费迅速“回血”。有人问，为什么国外政府只能直接发钱，而中国政府可以发消费券？因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走在前面；具体来说有三点：
一是终端的普及度够高，两家支付平台几乎覆盖了大部分消费人口；而且各类本地生活平台，通过移动支付接入的消费场景也够多够广；消费券作为电子支付工具，完全可以在支付环节就直接发挥作用；
二是电子消费券不是直接给钱，而是给消费折扣，它对于有消费需求的人群精准补贴；对于那些没有需求（有钱任性）、不打算消费的人，这些券就是废纸，政府也没有沙漏成本；政府发出10亿、20亿消费券，最终真正兑付的额度肯定低于此。
三是电子消费券实际是大数据治理的一种尝试。它能够确定地将消费券给到居住在当地的人群，也能够在商家端圈出一批真正受消费者欢迎、放心消费的好商家。在一轮轮发放中，也可以根据领取率、使用率实时再作调整；如果是纸质券或现金，这种实时统计和调整都将非常困难。
总之，当下作为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也确实有微弱的领先——这为我们使用电子消费券、而非纸质券或现金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用户基础。如果因为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数字鸿沟，就要往回走，回到纸质券或现金赈灾的年代，那恐怕这些年积累下的数字经济微弱优势就白白浪费——而且，可能还会错失政务数字化加速转型的良机——据说，纽约州的电子政务系统在疫情中飞速地升级，正在数字化的道路上迎头追赶上来。如果美国人知道，中国有技术手段使用电子消费券，却坚持回过头使用现金，也许会是一种“无法理解”又微微窃喜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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