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再讲一点历史。1926年和1927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致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1933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曾经和19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26路军，不是在1931年12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待？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的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就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的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一集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延階、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的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世界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象。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其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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