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景圖
唐代確是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最為和睦、融洽的一個時期。可就此認為唐太宗的洪恩懷柔，已然徹底馴服了東突厥這頭草原狼，那就大錯特錯了！胡人同漢人之間頻繁不斷的戰爭，根源實為漠北遊牧文明和內地農耕文明在不斷接觸、碰撞、交融期間，所無法避免的相斥與衝突。出於文明的不同，漠北遊牧民族同漢族在意識形態上相異甚遠。起碼在明清兩朝以前，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鴻溝是難以消弭得。既如此在古代社會，對於任何一個漠北遊牧民族，漢人若不能通過武力將其徹底消滅，就只剩下經濟拉攏和文明同化，這兩種方法可行了。
唐代民族融合
其中，通過輸送經濟利益，確可起到對漠北遊牧民族的拉攏作用。但在短期內，只能暫時緩解遊牧民族內心對外嗜掠、侵奪的狼性。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絕非長久之策。若要通過文明的同化，來徹底消除敵對的遊牧民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即便將其舉族遷往內地，文燻儒染，族際通婚。起碼也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才能完全同化，融為一體。
突厥兵
筆者要強調，中華民族自古多元一體。漠北、東北、西域、青藏、雲貴等邊疆地區，最終要與內地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是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也是五千年浩浩湯湯的中華歷史，永不改變的主旋律。但這場雄渾磅礴的融合進程，需要漫長的時間演變。需要長期密切、穩固的的經濟聯繫、政治往來。逐漸民眾交往、血脈相融，最後才能達成共同的心理認同，合為一家。只是在隋唐時期，漠北遊牧民族對內地的經濟依賴，以及文化上的認同，還遠不能同後世的明清時期相比。所以，無論唐朝如何古道熱腸、款曲周至。只要這些內遷的東突厥部眾還沒被徹底漢化，大部分保持傳統意識形態的突厥人是不可能認同唐朝，更別說將其視為母邦了。真正由衷擁護大唐王朝的，只是部分上層的原東突厥汗國貴族。因為在歸附唐朝後，就屬這些上層突厥貴族們受益是最大的，因而其政治立場也最容易倒向唐朝。
突厥石碑
當時，最能表現歸降唐朝的東突厥部眾真實心態的典型例證，就是十九世紀，發掘於呼舒柴達木湖畔的突厥石碑。石碑上，被唐朝擄至內地的東突厥亡國遺民們，不無悲憤地寫道：“貴族子弟，陷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棄其突厥名稱，承用唐官之唐名，遂服從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為之東征向日出之方，西征遠至鐵門。彼等之克國除暴，皆為唐皇。出力也”。碑文中的字裡行間，所充斥的盡是東突厥遺民對亡國、遭虜的無盡哀痛、悲憤和屈辱。絲毫沒有對唐朝優待、禮遇的點點感恩，更不曾將唐朝視為自己的母邦。
突厥石碑
當然了，面對唐朝的強盛國力、強悍軍力，戰敗的東突厥遺民就算心中再不願意，也不得不強作歡顏。可他們內心中不滅的，卻是對唐朝的濃濃敵視，以及對故國的無盡追思，更有對復國無限的渴望。還是在柴達木突厥石碑中，後世突厥人總結其終能復國的原因時，如此說道：“皆為唐皇出力的突厥公眾則說：我固自有己國之部族；吾國今安在哉？我固自有其可汗之民眾；吾可汗安在哉？彼等說。彼等既如此說，遂起而抗唐皇”。縱使面對唐朝“吾人毋寧殺突厥人而絕其根株”的恐嚇威脅，始終秉承復國思想的東突厥遺民前赴後繼，毫不退縮。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由降附的東突厥遺民策劃，一場刺殺唐太宗的未遂事件突然發生。
唐朝為了彰顯對降附東突厥部眾的優待和信任，各部落的大小貴族在歸附唐朝後，皆被委以重任。部分突厥貴族甚至還被分配到，守衛皇宮等機要中樞部門。唐太宗對此的解釋是，孔子曰：“有教無類”，故此，應給予歸附的突厥人生業，教授以禮儀。那些酋長被選拔進長安，擔任皇宮宿衛，便可畏威懷德。說白了唐太宗就是想把這些突厥人同化掉，就像南北朝時期，被漢化的鮮卑人一樣。被同化的突厥人會死心塌地站在漢人一邊，會甘心情願地聽候大唐調遣。只可惜同化需要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就給了心存異志的突厥貴族機會。
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駕臨九成宮，半夜，突利可汗的弟弟，被唐朝任命為中郎將的阿史那結社率，召集所部突厥人馬，並聯絡突利可汗之子賀羅鶻。陰謀突襲皇帝寢宮，一舉弒殺或劫持唐太宗。一旦成功，這即是唐朝版的“侯景之亂”。只是唐太宗李世民不是梁武帝蕭衍，而如旭日般東昇的唐朝亦不是日暮西山、危機四伏的南梁。在唐太宗御營侍衛的英勇奮戰下，阿史那結社率的謀逆行動徹底失敗。而參與叛變的突厥人也被雲集過來的唐軍消滅乾淨，所有涉事人員全部被捕殺（《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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