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玄奘堪稱典範，實為譯經史上第一人

在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玄奘堪稱典範。他所翻譯的佛經，其數量之多，範圍之廣，組織之嚴密，方法之完備，譯筆之精審，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為譯經史上第一人。開創譯經新時期我國佛經的翻譯事業，在東漢之前，僅有

《浮屠經》的口授，以及譯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經》。到東漢桓帝、靈帝之時，印度和西域的一些僧人來到內地，以洛陽為中心，譯出了大量的佛教經典。

其中，最早的是安清。安清字世高，原為安息國太子，博學多能，信奉佛教，父王死後，讓王位給叔父，出家修道。後遊歷各國傳教，桓帝建和二年經西域來到洛陽，很快學會漢語。桓帝元嘉元年譯出《明度五十校計經》。以後20多年中，共譯出佛典《安般守意經》等共34部。從那時起，到明清的一千多年中，翻譯過來的佛經數字，《大明三教聖單目錄i大清三教聖教目錄》統計為1460部，日本《大正》為1692部。這個譯經事業歷史之悠久，內容之豐富，在世界翻譯史上實為僅見。

許多佛典的梵文本早已佚失，因此，佛教的典籍只有漢譯本保存得最多。而且，這些佛典不僅僅是佛書，也包括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歷算、醫藥、建築等著作，包羅宏富，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寶庫。一般認為，中國譯經史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東漢末至西晉，所譯多為佛經中的零星段落，主譯者多為中亞、印巴次大陸僧人或僑民，沒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依靠民間的資助進行。

由於漢梵語文的隔閱，靠傳語的“轉譯”，善梵語的不精漢語，通漢語的不懂梵語，雙方不能融通，而且傳語者不懂佛教，往往用中國舊有的名詞術語去翻譯。所以，譯出的東西不僅錯誤甚多，文字也粗糙拙劣，很難傳達出原作的意義和風格。這是譯經史上的草創時期。第二個時期：從東晉至隋末為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開始由政府主辦譯場，有組織地譯經。如後秦姚興以逍遙園為鳩摩羅什的譯場，北涼沮渠蒙遜以閒豫宮為縣無懺譯場。

主譯者如鳩障羅僕、求那跋陀羅、法顯、真帝、閣那崛多，都是佛學大師。助澤者也善文辭，嫻理論。譯場中已有初步分工，除主譯者外，有筆受，受所宣譯之義，寫成譯文；有義證，校正譯義；有總勘，譯完後覆校全文。翻譯的方法有的主張直譯，有的主張意譯，都以信達為原則。所以，這個時期不僅翻譯了大量的佛典，包括大部頭佛典，譯文的質量也較高。但是，主譯者一般還不能兼精梵漢雙方語文，必須通過助手才能以暢達的文字傳達原作的精神，譯場組織也不精密，因而譯文不盡完善。

第三個時期：唐代為全盛時期，玄奘、義淨、不空為其傑出代表。與前兩個時期全靠外來僧人為譯主不同，如玄奘、義淨、不空都是親自組織譯場，親自主譯。他們不僅是佛學大師，而且梵漢語文兼精，譯場組織嚴密，翻譯方法完善，加以大批梵本都是直接從印度取回的善本，因而譯文質量甚高，數量甚多，譯經事業達於極盛。第四個時期：宋代以後，轉入衰微。唐末以來，整個佛教走下坡路，處於頹勢，雖然仍有譯經的，但其譯場規模、譯主水平、譯文質量，都遠遠不能與唐代相比。

這四個時期的劃分，由產生、發展、全盛至衰微的脈絡，大體上勾畫出我國譯經史的全過程。不過，唐代之後的人們另有一個分期法。他們以譯經的質量為標準，把整個譯經史只分為兩個時期，即玄奘以前時期和玄類以後時期。所有在玄奘之前譯出的經論，總稱為舊譯；玄奘主譯的經論，則稱為新譯。這種分期法，強調了玄奘的作用，明確了玄奘開闢的譯經新時期，也是完全符合歷史真實的。無論怎樣分期，大家都公認玄類的翻譯是譯經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