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玄奘堪称典范，实为译经史上第一人

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玄奘堪称典范。他所翻译的佛经，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组织之严密，方法之完备，译笔之精审，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为译经史上第一人。开创译经新时期我国佛经的翻译事业，在东汉之前，仅有

《浮屠经》的口授，以及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到东汉桓帝、灵帝之时，印度和西域的一些僧人来到内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了大量的佛教经典。

其中，最早的是安清。安清字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能，信奉佛教，父王死后，让王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后游历各国传教，桓帝建和二年经西域来到洛阳，很快学会汉语。桓帝元嘉元年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以后20多年中，共译出佛典《安般守意经》等共34部。从那时起，到明清的一千多年中，翻译过来的佛经数字，《大明三教圣单目录i大清三教圣教目录》统计为1460部，日本《大正》为1692部。这个译经事业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在世界翻译史上实为仅见。

许多佛典的梵文本早已佚失，因此，佛教的典籍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而且，这些佛典不仅仅是佛书，也包括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著作，包罗宏富，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一般认为，中国译经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东汉末至西晋，所译多为佛经中的零星段落，主译者多为中亚、印巴次大陆僧人或侨民，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依靠民间的资助进行。

由于汉梵语文的隔阅，靠传语的“转译”，善梵语的不精汉语，通汉语的不懂梵语，双方不能融通，而且传语者不懂佛教，往往用中国旧有的名词术语去翻译。所以，译出的东西不仅错误甚多，文字也粗糙拙劣，很难传达出原作的意义和风格。这是译经史上的草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东晋至隋末为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开始由政府主办译场，有组织地译经。如后秦姚兴以逍遥园为鸠摩罗什的译场，北凉沮渠蒙逊以闲豫宫为县无忏译场。

主译者如鸠障罗仆、求那跋陀罗、法显、真帝、阁那崛多，都是佛学大师。助泽者也善文辞，娴理论。译场中已有初步分工，除主译者外，有笔受，受所宣译之义，写成译文；有义证，校正译义；有总勘，译完后复校全文。翻译的方法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都以信达为原则。所以，这个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佛典，包括大部头佛典，译文的质量也较高。但是，主译者一般还不能兼精梵汉双方语文，必须通过助手才能以畅达的文字传达原作的精神，译场组织也不精密，因而译文不尽完善。

第三个时期：唐代为全盛时期，玄奘、义净、不空为其杰出代表。与前两个时期全靠外来僧人为译主不同，如玄奘、义净、不空都是亲自组织译场，亲自主译。他们不仅是佛学大师，而且梵汉语文兼精，译场组织严密，翻译方法完善，加以大批梵本都是直接从印度取回的善本，因而译文质量甚高，数量甚多，译经事业达于极盛。第四个时期：宋代以后，转入衰微。唐末以来，整个佛教走下坡路，处于颓势，虽然仍有译经的，但其译场规模、译主水平、译文质量，都远远不能与唐代相比。

这四个时期的划分，由产生、发展、全盛至衰微的脉络，大体上勾画出我国译经史的全过程。不过，唐代之后的人们另有一个分期法。他们以译经的质量为标准，把整个译经史只分为两个时期，即玄奘以前时期和玄类以后时期。所有在玄奘之前译出的经论，总称为旧译；玄奘主译的经论，则称为新译。这种分期法，强调了玄奘的作用，明确了玄奘开辟的译经新时期，也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无论怎样分期，大家都公认玄类的翻译是译经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