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聖人孔子的話一直被歷代奉為至理名言，2000多年前的秦孝公嬴渠梁和秦國大良造衛鞅更是把此理演繹的淋漓盡致。提起秦始皇大家都耳熟能詳， 其掃平六國一統天下，奠定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毛主席曾評說：“百代皆行秦政治”，豐功偉績老幼皆知。但說起秦孝公可能就知者甚少了，如果沒有秦孝公勵精圖治和衛鞅竭力變法所打下的堅實基礎，嬴政一統天下只能是空談而已。
秦孝公嬴渠梁是秦國第31代國君，21歲登基。當時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今甘肅、青海地界)距其他強國的所在中原封地較遠，一直不被中原各國所待見。又一直被強鄰魏國欺負，壓制了八十餘年，割河西之地並被迫遷都櫟陽。連年的征戰致使國庫空虛人民生活貧苦，內憂外患新仇舊恨都壓在了這個年輕的新國君身上。
秦孝公自登基之日起，就一直以強大秦國收復河西為己任，他遍視群臣卻無大才，一腔雄心倍感孤獨。他知道想要強國富民必須要讓秦國徹底改頭換面，靠他自己肯定不行，只有覓得大才方能成就霸業，遂親自寫出意真情切的《求賢令》大開國門招攬天下人才，並特別指出：能令秦國國富民強者，願與之共治天下。《求賢令》在商賈百姓中口口相傳，很快就天下皆知。
衛鞅，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又稱衛鞅、公孫鞅。時任魏國國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師從鬼谷子(一說屍佼)，又深受著名法學家李悝和兵家大師吳起的影響，空有滿腹經綸卻無伯樂相識，有經天緯地之才卻不被魏王所用。公叔痤死後，衛鞅看到待在魏國不能一展所長，滿腔安邦治國之才無處可用，遂萌發出國尋伯樂之意。
當他看到秦孝公的《求賢令》後，又逐個分析了各國的形勢，認為西出秦國和自己的政治追求一致，況且孝公年富力強求變心切，起碼不會步吳起在楚國變法的後塵。再者魏國壓制秦國幾十年兩國仇恨匪淺，秦國想挺進中原必須要跨過魏國這道鴻溝，衛鞅事魏多年對魏瞭解深透，以強秦抗魏來遊說秦孝公定然不會遭到拒絕。
衛鞅來到秦國，讓孝公的寵臣景監引薦接近孝公，先以儒家治國、為帝之術投石問路，再以強國稱霸之道打動秦孝公，終使秦孝公明白衛鞅就是其朝暮相盼的治國大才。而經過和秦孝公的深入交談也使衛鞅長出了一口氣，自己入秦果然沒錯，秦孝公想變法圖強稱霸天下看來不是心血來潮，是經過其深思熟慮的。
但想要推翻現行國政談何容易，要變法必定要觸動某些人的蛋糕，一些宗世貴戚豈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首先表示抗議的就是秦國老世族太師甘龍。甘龍大聲疾呼：“智者是不會用改變舊法來教化百姓的，而國君更不應輕言變法，因為舊法沿用多年，官吏熟悉百姓也已經習慣，實施起來更是得心應手事半功倍。”衛鞅辯道：“常人苟安於舊世俗，學者拘泥於舊見聞，這兩種人本沒有什麼錯。但三代不循舊禮才能天下稱王，五霸不循舊法才成就各自的霸業，周武王另闢新法令國富民強，夏紂不革新禮教而致亡國。今日秦國國弱民貧，倘若再不思變，不要說收復領土，連生存下去都會愈來愈難。”一番話讓甘龍無言以對。在摒除了異議後，秦孝公任命衛鞅為左庶長(相當於現在的總理)開始了艱難而又漫長的變法之路。
衛鞅主張依法治國、嚴法治國、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並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跟隨著歷史的滾滾車輪進化，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變法初期，衛鞅借鑑了吳起的手法以徙木立信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使新法得以順利展開。
衛鞅變法是對秦國之前國策的重大變革，更是令我國從奴隸社會跨步到了封建社會。變法總綱七條，其一：編制戶口，加強刑罰 ；其二：鼓勵發展農業，獎勵生產； 其三：獎勵軍功，取消世卿世祿制； 其四：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 其五：推行縣制；其六：整頓秦國社會風俗，強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並規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還不分家的，加倍徵收戶口稅； 其七：實行二十等爵制度，有軍功和其他突出貢獻者可加官晉爵逐步遞升。衛鞅在秦國變法初期阻力很大，秦孝公給予了其大力的支持和絕對信任。
新法剛實施了一年，太子封地的百姓給太子上交的歲糧被人調換，年幼的太子一怒之下殺了壓糧前來的農民，致使民怨沖天(一些被觸動利益者故意所為，就是要看看，你衛鞅不是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嗎？如今太子犯了法看你如何處置，如果衛鞅不敢處罰太子，那麼新法就難以繼續，如果處罰了太子就給衛鞅留下了禍根。)，衛鞅權衡再三，為了新法能夠持續不至於半途而廢，在秦孝公的默許下，太子被處流放，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孫賈被處刺面(變法第四年，公子虔又因犯法被處劓刑)。人們看到了秦孝公變法的決心和衛鞅執法的嚴酷，再也不敢以身試法。
變法十年後，秦國變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山五匪盜，家家充足，人人富裕，彪悍的民風也大為改觀，人人懼怕私鬥而又作戰勇敢。看到變法成績斐然，衛鞅又被秦孝公任命為大良造(國家總理兼國防部長)。其時，秦國的強鄰魏國和齊國交戰大敗，太子申被俘，大將軍龐涓被殺，衛鞅建議秦孝公趁虛而入收復失地。在徵得秦孝公的同意後，衛鞅率軍伐魏，魏國派志大才疏的公子卬為將相迎，結果公子卬被俘，魏國被迫歸還河西之地，並遷都大梁。商鞅更因戰功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此時秦國獲得了關中地區全境，與三晉之間有黃河天塹，東有函谷關，南有秦嶺防備楚國，由此掌握了戰略主動，秦國據險而守，進退自由，為以後秦始皇一統天下創造了絕佳的戰略條件。
奈何秦孝公操勞過甚感染重疾英年早逝，臨死前要把皇位傳給衛鞅，衛鞅堅決不從。秦孝公死後，因衛鞅變法而獲刑的公子虔和其它世族貴戚聯名誣告衛鞅謀反，太子贏駟名義上為了平息眾怒，實則是為報其年幼時受辱之仇，又加上衛鞅變法多年，使國富民足深得民心，贏駟也是怕衛鞅會取其而代之，故逼死衛鞅，屍身更是被處以車裂，至此，一代大家就此身亡。
可以說秦孝公成全了衛鞅一生的抱負，而衛鞅也為秦國的崛起鞠躬盡瘁直至獻出了生命。沒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衛鞅難成大器，就是有所成就，也難以震鑠古今。但沒有衛鞅的變法治國，秦孝公更是難以實現自己的畢生抱負，使秦國從剛接手時一個落魄小國，一躍成為戰國時期綜合實力第一的國家。其二人珠聯璧合相輔相成，為共同的政治目標奮鬥了一生。
有人評價衛鞅執法過於嚴酷，稱衛鞅為酷吏，個人認為不然，其雖然執法嚴酷，卻都是對於犯法之人，卻未枉殺無辜。變法之前的秦國民風彪悍國弱民貧，雖有其連年征戰的在外原因，但也有國民私鬥頻繁，民不開智的內在原因。衛鞅要徹底的改變民俗民風，所以才對違法者施以重刑。既然定下了法律，卻在執行時又心慈手軟，那要法律何用？我國古代主流的思想還是禮、儀、仁、智、信以德服人，但儒家思想愚民有餘治國不足，畢竟“人之初，性本惡，”道德的約束力遠沒有健全的法律來的直接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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