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察哈爾學會首席研究員、中國前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於洪君，授權首發，轉載請註明來源。
於洪君
印度歷史悠久，文化獨特，幅員遼闊，人口眾多，1947年獨立後，在亞洲乃至全球事務中的影響不斷上升。中國與印度擁有兩千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歷史上也交往密切。上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與印度成了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睦鄰友好、平等相處的楷模。不幸的是，後來兩國關係惡化，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邊界戰爭，各方面交往全部停頓，相互敵對幾十年。直到新世紀到來前夕，兩國關係才逐步恢復。近年來，隨著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深刻調整，中印關係出現良好發展勢頭。超越深重歷史積怨和地緣政治爭端，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價值觀分歧，尋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成為並將繼續成為中印雙方共同接受的歷史性選擇。
1 一、共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為二戰後國際關係穩定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印度領導人是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這位當時在國際國內享有很高威望，並且也不失睿智的政治家敏銳地意識到，新中國的成立將極大地改變亞洲戰略格局和世界力量對比。因此，他所領導的印度政府對新中國採取了非常現實的立場。1949年12月30日，新中國誕生剛剛三個月，印度即宣佈承認新中國，撤銷對原國民黨政府外交的承認。中印雙方隨即開始建交談判。
中印建交談判時，中方希望印度就國民黨集團駐印度機構及其財產，以及國民黨集團在聯合國和有關機構的代表資格問題，正式陳明立場。對此，尼赫魯政府很快做出了令中方滿意的答覆。1950年4月1日，中印兩國正式宣佈建交。當年5月，印度首任駐華大使和中國首任大使相繼到任。
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重視印度，非常重視中印關係。印度首任駐華大使向他遞交國書時，毛澤東表示：中印建交“不但將使已存在於兩國人民間的友誼日益發展與鞏固，而且與此俱來的亞洲兩大國家人民的真誠合作，必將大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當時的印度總統在接受新中國首任大使袁仲賢遞交國書時，也表達了同樣的友好意願。為了在中印之間建立起真正睦鄰友好關係，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身體力行。1951年1月印度駐華大使舉行國慶招待會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會。毛澤東還親自發表講話，號召“印度、中國、蘇聯及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為遠東和平、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這一年，中國與印度在加爾各答和上海分別設立了領事館。兩年後，雙方又分別在孟買和拉薩開設了新的領事館。中印關係之密切由此略見一斑。隨著兩國友好關係迅速發展，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亦比較順利。特別是在新中國特別關切的臺灣問題上，印度始終堅持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正確立場，積極主張讓新中國在聯合國擁有合法席位。在推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實現印度支那地區和平、維護亞洲地區穩定，以及反對新戰爭威脅等問題上，雙方的立場相同或相近。由於中印睦鄰友好關係的前景很好，印度來華訪問的團組很多，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經常會見來自印度的客人。
但是，中印之間並非沒有問題。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嚴重妨礙著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其中最大的問題，一是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二是兩國長期未能解決的領土爭議問題。
1953年底，印度代表團訪問中國，試圖與中方討論兩國在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方高度重視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周恩來向客人表示，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會一天天好起來。某些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一定會順利解決的。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永遠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這樣針對中印關係問題，第一次提了出來。
1954年是中印兩國關係發展中的高峰年。這年6月下旬，正在出席印度支那問題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總理，利用休會之機，應尼赫魯總理之邀訪問了印度。印度方面出動10萬人集會歡迎。周恩來在印度發表了廣播演說，表達了新中國發展對印友好關係的意願和決心，並且重申了中國政府已經對印度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這時，中方拒絕了印方針對中國西藏地方提出的一些非分要求，印方對中國流露出明顯的不滿情緒，並且以東南亞國家存在對華“恐怖”為由，向中方施加壓力。對此，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是和平共處。我們對印度是如此，對印尼、緬甸、甚至對巴基斯坦和錫蘭也是如此。”（錫蘭，今斯里蘭卡）他還特別表示：中國在文化經濟方面均較為落後，需要的是建設，“我們應該以我們共同的原則給世界建立一個範例，證明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由於周恩來的積極爭取和努力，中印雙方在周恩來訪問結束後發表的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鄭重宣佈，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指導中印關係的這五項原則，既適用於中印兩國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適用於整個國際關係。
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發表時，周恩來已到緬甸。中緬兩國總理會談時，周恩來針對緬方的某些憂慮，明確表示，中緬兩國應建立互信。他闡述了中方對印度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議中緬兩國締結一項政治協定，以確認雙方的友好關係及和平共處原則。雙方總理最後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導兩國關係的原則。
中印兩國聯手緬甸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與印度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一重大外交成就，不僅譜寫出亞洲兩大文明古國睦鄰友好的嶄新篇章，同時還為亞洲地區的和平發展，為整個國際關係的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10月，印度尼赫魯總理來華回訪，中國組織數十萬人上街歡迎。毛澤東主席兩次會見並隆重地宴請了尼赫魯。毛澤東高度評價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明確表示，中印兩國間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以實現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周恩來總理與尼赫魯舉行多次會談，北京市政府還出面為他組織了盛大的歡迎集會。
遺憾的是，印方當時沒有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的大方向，在如何對待中國西藏地方、如何處理兩國邊界問題上，沒有改變錯誤立場。1959年3月，中國政府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勢力叛亂，印方開始公開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要求召開國際會議解決所謂西藏問題，公開支持逃到印度的西藏叛亂分子從事反華活動。
為穩定中印關係，中方對印度干涉中國西藏事務的行為最初表現非常剋制，力求仁至義盡，不傷和氣。毛澤東曾親自指示相關部門：“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餘地，千萬千萬”。但印方誤以為中方軟弱，干涉西藏問題的調門越來越高，甚至為逃到印度的叛亂分子提供“政治避難”，幫助他們炮製反華文章，並將這些文章刊登在印度駐外使館公報上。印度各地多次發生反華聚會，衝擊中國駐印機構等惡性事件。
1959年6月，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向印度遞交了反映中方原則立場的書面談話，意在盡最大努力維護兩國關係。毛澤東高度關注中印關係的發展演變。他在審批這篇談話稿時加寫很長一段話，核心內容是：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也是如此。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他語重心長地表示：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國，而是我國的友人。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
令人痛心的是，當時印方非但沒有接受中方忠告，反而將潘自力大使召到印度外交部，聽取“憤怒的答覆”。中印兩國關係持續走低，終於在1962年發展為大規模邊界衝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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