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濟南大學教授。
本文是對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評論。
一份遲來的，但好在沒有缺席的改革文件。
長期以來，“商品市場完全市場化+要素市場半市場化”形成的跛腳結構，成為抑制全要素生產率和束縛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問題。這個文件的推出，劍指改革的核心問題。
但是，要素市場改革是觸碰靈魂的改革，能不能真正實施的必要條件是，國家治理體系或行政（政治）體制能否進一步改革。客觀來說，這份文件還是機制層面的，還沒有足夠的深入到產權等制度層面，但已經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中國的改革發展史表明，危機是推動改革的第一動力。1979，1999，都直接或間接證明了這一點。疫情發生，經濟下滑嚴重，外部局勢動盪的背景下，推出要素市場化改革，想必也是如此邏輯。因為危機最容易達成共識，改革的機會成本也低，耽誤不了發展。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改革等。
在發展經濟學的範式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是一個轉軌中國家，又是一個超級經濟體。而在轉軌的模式上，中國選擇的是漸進式、局部性、雙軌制改革，目的是讓要素和生產力的積極性，從意識形態、計劃經濟的大鍋飯裡走出來。
這種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問題倒逼型改革，具有其自身的制度變遷動力學基礎——保證轉軌風險和成本可控。當然也存在很大的不足，缺乏足夠的價值驅動力，總是先選容易改革的領域下手。這不符合運籌學最優規劃規律——總是選好走的路，最後無路可走。
相比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勞動力，資本，土地，金融）就是一條不好走的路，難摸的石頭，難啃的骨頭，既因利益集團的固守，深層體制的約束，又因意識形態的把持。所以一拖再拖，商品市場完全市場化已經幾十年了，要素市場的改革依然舉步維艱。尤其是土地和金融，以及其它一些上游產業領域，依然在二元雙軌的體系裡，損耗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就連勞動力或人力資本要素，也存在大量的管制和抑制現象。
然而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商品市場的改革紅利走入尾聲，改革滯後的要素市場不僅不能推動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反而成為束縛生產力的落後制度要素。比如：
1，農村土地市場一直沒有解決產權中的所有權問題，只在使用權（經營權）方面打轉轉，試圖提高的產權權能很有限，這成為影響我國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和公司農場化）的深層次體制問題。（見黃少安、趙建《土地產權、土地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江海學刊》，2009年第6期）。
2，資本市場制度基礎嚴重匱乏，審批制已經無法滿足經濟轉型的要求，註冊制又遲遲推不出來，只能不斷的增加“板塊”進行增量改革，但根本的問題沒有變化。一二級市場套利、牛短熊長、中小投資者利益不斷被侵害的問題不斷髮生，導致代表中國新經濟、新產業的資本無法獲得足夠的金融支持。資本市場強大不起來，大國經濟就無法建立真正的現代金融體系。
3，房地產價格，城市土地財政，已經成為影響大國財政安全，累積系統性風險，嚴重抑制產業資本和人力資本，甚至是製造社會風險的重大問題。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越來越大，房地產價格泡沫一方面讓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優勢不斷喪失，另一方面也抑制勞動要素和人力資本的積極性，大量的年輕人或中產家庭，在沉重的房貸壓力失去消費和創新活力。本質上，二三十年的住房按揭貸款，就是人力資本的資本化（未來勞動收入現金流的折現）。
4，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滯後，資金資本價格雙軌制長期存在，大量的利潤被國有的金融資本佔有，尋租套利現象嚴重，對產業資本形成重大損耗。上市金融公司的利潤多年來遠超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利潤總和，2019年實體經濟壓力巨大，但仍有多家銀行利潤增速創歷史新高。中國金融行業的“逆週期性”，旱澇保收，已經到了讓人吃驚的地步。
2019年上市銀行利潤同比增長
5，勞動力市場依然不夠完善，大量的人力資本被“鎖定”在體制內，吃著計劃經濟的“大鍋飯”，薪酬待遇並非市場化定價。另外，戶籍制度也束縛著勞動和人力資本的有效流動，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創新活力的體制性束縛。
除此之外，大量的上游產業、關鍵要素等，長期被國企壟斷，在各個層面形成了國企—民企二元結構，所有制歧視非常嚴重。本質上，就是因為國企（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比如，商業銀行的所有制偏好，是無法服務中小民企的深層次原因。雖然這是世界難題，不完全怪銀行。但是我們也看到南方沿海城市有幾個小銀行的授信99%給中小企業，本質上還是產權和公司治理問題。
要素市場化改革文件的推出，表明高層已經下定決心解決這個長期體制問題。除了這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應有之義，另一個推動力就是危機和壓力倒逼。在後疫情時期，經濟因為疫情防控幾乎停擺，修復壓力非常大，甚至是如果不能快速恢復經濟，會出現不亞於疫情衝擊的次生經濟危機。在這種嚴峻局勢下，除了在需求端加大貨幣寬鬆和加快新基建等投資外，還需要從供給側調動各個要素的積極性。這是文件推出的背景。
土地市場，推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健全工業用地供應體系，盤活存量用地，加快農村宅基地產權制度改革等，可以挖掘農村土地市場潛力，有利於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勞動力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落戶限制，鼓勵勞動力流動和人才引進，完善技術技能評價體系，優化人力資本定價等，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增加靈活就業。資本市場，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擴大債券市場規模，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等，本質上還是更好的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另外，順應信息化、數字化經濟的趨勢，特別強調技術要素和數據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完善。這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經濟下滑壓力大的時期，既能起到逆向調節的反危機作用，實際上是供給側改革的深化，又能漸進式的解決要素市場的深層次問題。
根本上，是要發揮“市場平臺+企業家精神”的主導力量 ，自下至上調動起經濟增長動能。市場的偉大之處是，能調動小商小販和草根經濟，形成真正的經濟韌性，卑微又堅韌的力量。企業家的偉大之處是，以勤奮、創新、冒險的精神，組織整合勞動力和資本，在複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中敏銳捕捉信號、積極創造價值。而這種力量的發揮，必須要以要素市場改革為前提，否則產權層面的界定模糊，市場和企業家都會缺乏安全感。
而且由於要素市場的改革滯後，雙軌制形成的套利尋租機制長期存在，中國的企業家精神也被異化，不僅不利於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還助長了一些不正之風，降低了宏觀經濟效率。要素市場配置機制的完善，也有利於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很多人難免會對這樣硬骨頭改革心存疑慮，懷疑是不是仍然停留在文件層面。實際上，這個文件並沒有太多的深層增量設計，很多政策是存量文件的整合，顯得更加系統化，更具有頂層設計感。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制度變遷工程學、動力學的角度，要觀察要素市場有沒有根本性的變革，還是要看其他深層次的配套制度，比如法治體系、服務型政府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政治體制層面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文件）能否真正推進，這是一個側面視角。這些才是觸碰靈魂的改革，雖然是很難啃的骨頭，但新時代改革家的價值恰就體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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