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疾控為什麼能成為城市的“守夜人”?

1月25日,庚子年大年初一的晚上,當大家在家中吃團圓飯時,深圳市疾控中心主任夏俊傑通知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梅樹江:郵輪歌詩達·威尼斯號第二天清晨要在蛇口靠岸,船上有6000多人,有9個人發熱,需要立即準備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採樣。

郵輪上人數眾多,彼此大多互不相識,活動範圍大,人員活動和接觸情況難以摸清,“我們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梅樹江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帶隊來到蛇口港,開始了長達20個小時的驚心之旅。

如今,在全球多艘郵輪陷入新冠肺炎傳播疫情之後,回過頭去看那一天的經歷,每個參與過這艘郵輪應急處置的工作人員,都感到後怕且慶幸。

深圳抗疫十問③| 深圳疾控為什麼能成為城市的“守夜人”?

大年初一深夜,他們冒著風雨跳上郵輪

“歌詩達·威尼斯號上人很多,旅客4973名,船員1249名,而郵輪是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萬一有新冠肺炎病人,傳播風險很大。所以,深圳市委市政府、南山區、海關和市衛健委都非常重視。”接到通知時,梅樹江等人都還在辦公室加班。自從1月14日深圳市疾控中心篩查出首例核酸陽性的病例後,他和所裡幾位同事就一直吃住在單位。

而在此之前,深圳海關已經為郵輪入境事宜忙了一個通宵。

1月24日大年三十中午,深圳海關就接到了歌詩達·威尼斯號將於1月26日在蛇口郵輪碼頭靠岸的通報,但具體入境時間、入境時船上有多少人員、有沒有疫情重點地區旅居史的旅客、是否存在染疫情況,都沒有確切消息。深圳海關衛生檢疫處負責人立即撥通歌詩達·威尼斯號郵輪運營公司的電話,瞭解核實。

海關領導和疫情防控指揮部的專家們連夜召開會議,研究討論郵輪入境事宜。當時正是除夕,大家在辦公桌上將就吃了一頓年夜飯——方便麵,會議直到凌晨才結束。

在確認郵輪情況後,深圳海關疫情防控指揮部立刻向深圳市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報告,提請市裡做好應急預案,同時向市委市政府值班室、市口岸辦、市衛健委等聯防聯控單位點對點通報,對採樣、留觀、集中觀察等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提前研究、分頭準備。負責聯繫的工作人員當天打了不下300個電話,嗓子冒煙,最後嘶啞失聲。

獲悉情況後,廣東省委主要領導立即做出批示,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連夜部署落實,市政府立即制定處置工作方案,並在現場設立指揮部,要求做到“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南山區委區政府、市衛健委、市文體旅遊局、市交通運輸局、海關、邊檢、蛇口郵輪母港、郵輪公司等第一時間成立應急處置工作組,啟動應急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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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深圳海關疫情防控指揮部緊鑼密鼓部署,一方面向各有關單位實時通報船上情況,另一方面研究制定入境檢疫工作方案。

如何確定科學登臨時間、地點?如何安全、高質高效完成登臨檢疫?如何做好確診病例和下船人員後續安置工作?專家組一遍又一遍地對方案進行反覆評估、研究。

“早一點檢疫、少一分風險!”指揮部最終決定,在第二天凌晨實施登臨檢查,在郵輪返航行進過程中開展檢疫。各項準備工作也緊張有序推進起來:緊急聯繫海事局,結合郵輪航線商議確定在引水點登臨;通知郵輪按時抵達指定位置;由船方提前安排船上所有人員填寫《健康申報卡》;選派業務骨幹乘船出發前往引水點登臨檢疫,將人員依據發熱、旅行史、接觸史、呼吸道症狀等情況分六類進行處置;在岸上找好合適的隔離場所、醫護人員,提前做好調配安排……

根據前方不斷傳回的消息,市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何建凡草擬了近10個版本的應急處置方案,最終,應急處置組敲定:如果有發熱旅客被確診,立即將他們送到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隔離救治,並啟動流行病學調查,摸清他們在船上的活動範圍,確定密切接觸者;同時,南山區提前將預定的隔離安置酒店清空,做好消毒處置。

當晚10時許,市疾控中心黨委書記鄒旋接到應急指揮部的指令,需馬上安排一個年輕同志上船協助海關工作。公衛醫生高瑋接下了這個任務,他跟安徽來深看望他的母親打電話說晚上有緊急業務不能回家,就立即出發了。

那天深夜的蛇口碼頭很冷,颳著大風,大雨如注。凌晨1:30左右,深圳市疾控中心和海關的登輪檢疫突擊隊到達蛇口碼頭,登上引航船,在漆黑的海面上顛簸了2個多小時。“當時郵輪的速度很快,引航船開到最高的速度,終於接近了郵輪。下雨,爬軟梯子登船很危險。大家要抓住5分鐘的‘時間窗’,直接跳到郵輪上。船體溼滑,有位海關工作人員滑了一下,差點墜海。”高瑋說。

光是《健康申明卡》就看了近十箱

大年初二凌晨4:30左右,隊員們成功登上了郵輪。在登船前,他們已經與船上的工作人員取得聯繫,得知有9位旅客曾經出現發熱症狀。上船後,大家就開始著手對旅客及船員進行逐一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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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人員主要的工作是重點篩查居住地、現病史、旅行史、個人暴露史、病例密切接觸情況等資料,光是《健康申明卡》就看了近十箱。“當時確實緊張,壓力很大。”梅樹江回憶說,郵輪在外航行一週,人員在船上的活動情況無法完全掌握,“大家都是遊客,彼此不熟悉,活動範圍大,人員流動、接觸情況不像單位和工廠容易摸清楚,這給人員排查帶來很大的難度,怎麼發現關聯性,確定每個人的活動範圍,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最嚴重的考驗。”

緊接著,每個房間門被逐一敲開,船上所有人員都要接受體溫檢測。等所有排查工作完成,已到中午。

排查的結果:湖北籍旅客有414位,148人有過武漢居住史或旅行史,4位旅客體溫異常,其中包括3名兒童,而此前上報曾出現發熱症狀的9位旅客體溫恢復正常。他們當中會有新冠肺炎患者嗎?所有人手心都捏著一把汗。

給13人採樣,累暈疾控專家

這個答案由深圳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研究所解開。病原生物研究所主任技師房師松清楚地記得,接到任務是1月26日清晨6:40,當時剛躺下2個小時——疫情開始後,市疾控中心承擔了全市病例的實驗室複核與確診工作,工作量巨大,為了縮短確認時間,他們往往要加班加點才能把當天的樣本全部篩查完。

他來不及洗漱,匆匆叫上多年搭檔、副主任醫師武偉華,拿上採樣工具,與梅樹江等人一起趕到蛇口,與南山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一同登船,對4位正在發熱和9位曾經發熱的旅客進行採樣。

因為天冷,房師松在厚厚的幾層衣服外套上了防護服,迎著碼頭的冷冽寒風,感覺正好。以往,他只在電視上看過郵輪,第一次來到這個龐然大物面前,他才知道,郵輪原來有這麼大!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看到外籍船員,才知道,這是一艘國際郵輪。他的心頓時咯噔一下:如果有新冠肺炎患者,就麻煩了!工作了20年、經歷過SARS、人感染禽流感、甲流等公共衛生事件的他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工作人員陸續爬過船員遞來的梯子,走進船艙,核對排查結果後,拿著名單,對有發熱史的13名旅客逐一進行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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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熱患者被安排在各自房間隔離,以避免他們在郵輪裡來回走動增加疫情擴散的風險。疾控人員穿著防護服、提著採樣箱、流調物資和消毒裝備,挨個房間去找這13位旅客。“他們的房間分散在郵輪各層各個角落,有的在2樓,有的在7樓,有的在東邊,有的在西邊,有好幾次我們都是從船頭走到船尾,彷彿徑直穿越了一個足球場。”南山區疾控中心的魏淑蘭說,“那天我們的運動步數絕對在2萬步以上。”

採樣的同時,市、區疾控中心人員一起開展了初步的流行病學調查,詳細詢問13名發熱者的發病過程、有無湖北地區居住史、旅遊史及野生動物接觸史等。

為防止可能的病原傳播,郵輪把中央空調關了,裡面就跟以前的綠皮火車一樣,又熱又悶,空氣渾濁。郵輪的房間,尤其是沒有窗戶的內艙房,通風性很差,排風系統是內部循環的,如果有確診患者,很容易發生大面積傳播,這裡不適合做集中隔離點。這就意味著接下來的人員安置工作將是個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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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穿著防護服時間過長,大家的護目鏡開始起霧,路看不清,走路有點搖晃,戴著N95口罩,呼吸本來就很艱難,一爬樓梯大家就累得夠嗆了。

給第五個人採完樣後,武偉華開始喘粗氣,房師松知道他著急,“大家都迫切希望工作能早點完成,早點出結果,但是我們連續工作了11天,前一晚幾乎沒睡,又身著防護服,處於悶熱的環境,呼吸困難,隨時可能會暈倒。”於是他叮囑武偉華:“一定要穩,動作要慢。”

被幾層厚衣服包裹著的房師松其實也難受得很,完成採樣後,他倒在長椅上暈厥過去,後來同事發現不對勁,把他硬生生拽了起來。

全部陰性!讓所有人都鬆口氣

下船後,脫下防護服,房師松從衣兜裡拿出手機一看:未接電話80多個,全是岸上指揮部領導打來的。“如果出現病例,那這6000多人怎麼安置?領導們的心一直在懸著。”房師松和同事帶著樣本,火速趕回市疾控中心的實驗室。為了確保準確性,實驗室採用了雙試劑、雙機同時檢測。

所有參與處置人員都在等候檢測結果,領導們不斷地打電話進來,房師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坐在儀器前,死死地盯著這13個樣本出結果。17:38,結果出爐,他馬上給應急處置組組長打電話:“陰性!全部是陰性!兩種試劑、兩臺機器結果一樣!”隔著電話,房師松似乎都能感覺到領導的心一下子落回原處,然後非常語重心長地說了一聲“謝謝”。

得知這個結果,船上岸上的人們都鬆一口氣。

為安撫隔離旅客,他們想盡辦法

4位發熱病人在採樣結束後就穿上防護服,在梅樹江的引導下,家長陪同,由負壓救護車送至蛇口人民醫院隔離觀察。與此同時,148名有武漢旅行史、居住史、接觸史的旅客由專車接到定點酒店,集中進行醫學隔離觀察。其他旅客接受詳細登記後被送至地鐵站、高鐵站和汽車站。

南山區疾控中心與蛇口街道辦、蛇口人民醫院、區慢病院及片區民警共同承擔觀察酒店的管理工作,南山區疾控中心負責整個觀察期內各駐點部門的協調、溝通。

這是第一批啟用的集中隔離觀察酒店,管理、運營、應急、各方協調等方面在前期都屬於空白,區疾控中心派駐兩名工作人員常駐酒店負責日常保障工作,時刻把握觀察酒店裡的動態,密切關注觀察對象身體狀況,發現異常及時送醫。

對於在船上沒有信號,一抵岸就被接入隔離酒店的觀察對象來說,即使明白了隔離的必要性,但是在心理上還是有不少人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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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協調的郭瑜君醫生透露,每天最多事情是各種解釋和溝通。“郵輪是親子游居多,幾乎每家都帶著孩子,在他們入住時,我們在溫馨提示裡留了電話,告知如果有需求就打電話,我們能解決的會盡力解決。所以,他們有用藥、特殊飲食、生理期用品等需求,或是壓力過大,小孩情緒不穩定的,都會聯繫我們。”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在嗎?”“我18號到的深圳,我想知道到幾號醫學觀察期滿?”“這個隔離期限是怎麼定的?”“我們一家五口之前就訂了明天的機票回家,現在隔離在這裡,退票費都大幾千,有解決辦法嗎?”……

駐點的詹勳雅醫生每天要對旅客的要求盡力協調解決,對情緒不穩的旅客進行耐心勸導。一天下來,她的聲音嘶啞,喉寶成了駐點期間的標配,而當作早餐的一袋餅乾到了中午往往還剩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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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察對象要求用特定藥品,駐點酒店沒法解決,於是,作為總協調的姜世強醫生第一時間聯繫上級部門多方協調,終於在別的醫院買到了指定的藥品。

有部分觀察對象的旅居史不夠清晰,流調人員對他們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並根據觀察對象提供的旅居史,合理制定“個性化”醫學觀察期。

2月4日上午,最後一批觀察對象解除醫學觀察,截至觀察期滿,無疑似或確診病例。在離開酒店的時候,旅客們紛紛向駐點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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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之後建立的覆蓋全市三級防控網

在全球經歷過幾起郵輪新冠疫情事件後,當事人回頭看歌詩達·威尼斯號,都表示非常慶幸,最終沒有人感染。而深圳對於歌詩達·威尼斯郵輪的處置,也獲網友紛紛點贊:科學、專業、高效、有序、負責、友愛……國家交通運輸部高度評價深圳處置工作“科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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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深圳疾控系統所處置的諸多成功案例中的一個,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而後期發生嚴重新冠病毒傳播的“鑽石公主號”、“至尊公主號”郵輪則“享譽”全球。深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馮鐵建說,做得好,才沒有人知道。疾控的工作要像一把尖刀,及時切斷傳染病的傳播路徑。他笑稱,疾控人就是自己的“掘墓人”,工作做得越好,越平安無事,疾控人的作用越讓人感覺不到。

據瞭解,深圳疾控系統經歷過2003年SARS、2006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3年人感染禽流感、2014年登革熱、2015年光明滑坡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均進行了有效處置。

自SARS之後,深圳以市疾控中心為龍頭,10個區疾控機構為骨幹,12個街道防保所、100多家醫院防保科和600多家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為網底,形成覆蓋全市的三級疾病預防控制網絡,逐步建立了市、區疾控機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工作網絡,制定36種應急預案和工作方案,每年不定期舉行相關培訓和應急演練。同時,還建立了與海關、農林漁業、氣象、公安、交通等部門以及港澳的衛生應急交流合作聯動機制,實現了聯防聯控和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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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次實戰。”夏俊傑說。新冠肺炎“戰役”開打,深圳疾控系統通過已經建立的監測網絡,及時捕捉髮現到第一例患者,有效降低了病毒波及範圍,成為疫情的“觀察哨”;CDC實驗室是“偵察兵”,及時敏銳發現篩查到病原體;成為政府、衛健委和其他單位的“智囊團”,制定標準、技術指南、工作規劃、政策文件等;擔任“指導員”進行技術培訓與指導、監測評估及考核評價,出現疫情能及時撲殺;作為參謀部,做疫情分析、風險研判、評估。

“2月23日,根據當時國內新增病例情況和國外流行傳播特點及相關國家的應對措施,我們通過大數據和模型分析,科學準確預測到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有大規模新冠病毒流行傳播的可能性,撰寫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專項評估報告並及時報告給了市政府、省衛健委,建議報請國家相關部委,儘快加強韓國、日本等地的入境管控和口岸衛生檢疫工作,26日國家相關部門採取了相關措施。”馮鐵建說。3月1日,深圳又報告發現了廣東省首例境外輸入性新冠肺炎病例,及時找到該病例的93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管理。

截至4月5日,深圳市疾控系統共調查處置了455個案例,對4100餘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其中最多的一天,深圳疾控完成了38個案例的流行病學調查。

兩次流行病學調查評估,深圳評分均全省第一

梅樹江介紹,流行病學調查是疫情調查處置工作最關鍵的一環。按照平常的操作,流調報告是時間越長,越能做得完美。但是為了能儘快地切斷傳播途徑,他們必須以最快速度找到密切接觸者,及時進行隔離。“所以,我們要求上午篩查出的陽性病例,下午就要完成流行病學調查報告,最遲不能超過24小時。”

也就是說,這些疾控“福爾摩斯”們要在一天內“破案”。為了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疫情開始後的每個夜晚,深圳市疾控中心辦公樓都是燈火通明,從各個所臨時抽調組成的50多人的流調隊伍和病原檢測實驗室連軸轉,通宵工作是常有的事。

“可以說,疾控人就是一座城市的‘守夜人’,我們的同事們晚上不睡覺,可以換來深圳2000多萬人好好地安心睡覺,這也是疾控人精神、情懷和價值追求。”馮鐵建總結。

據瞭解,全市組建了10個市級流行病學調查突擊隊,分片包乾10個片區,集中最強流調力量,縱向到底,及時下沉現場開展流行學調查,市、區、街道疾控機構共同聯動,緊密合作,保質保量做好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處置工作。

說起手下的隊員,梅樹江心酸且感動。疫情開始後,所有人都放棄了休假,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每個人身後也都是一個家庭,但家人生病,他們沒辦法回去;孩子也沒法管,有些做媽媽的一直不能回家,想孩子想得哭了,還在流著淚寫報告。”

這次疫情,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廣東,深圳市的輸入性病例最多,密切接觸者追蹤和管理工作量巨大,然而,在廣東省疾控中心組織開展的兩次流行病學調查報告質量評估中,深圳評分均位列全省第一。

來源 | 晶報特別報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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