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是當今的世界，一眾國家孜孜以求的目標。
在這條路上，諸多國家前赴後繼，為著五花八門的思想，理論，主張付出沉重的代價。
中國，也曾在這條路上，摸索百年，強國之路，有多難走，我與看官各位都是心知肚明，冷暖自知，好在，我們終是挺過來了。
強國之路，究竟難在哪裡？
看到這張圖，大家有什麼想法麼？
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對不對。
如果大致瞭解一下，不難發現，這張圖的藍色區域，包括兩個文化圈。
一個是以歐美為核心的“天主教”，“新教”文化圈，一個就是加上新崛起的中國的話，一個完整的東亞“儒家”文化圈。
其中無論是哪個文化圈，又圍繞著以“工業化”的完成度為核心。
這是偶然麼？
我們曾經說過，“工業化”的，推進，完成，需要“全社會管理”的強力組織體系作為前提。
這樣的強大組織力，在歐洲，是在“大爭之世”，幾百年廝殺不休的大環境下完成的，是建立在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下，戰爭烈度越來越高，對國家整體的戰爭動員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的條件下完成的。
在歐洲的十八世紀，著名的“七年戰爭”時期，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還曾對民眾的請願支持表示不耐煩，讓他們“回家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閒事”。
僅僅五十年後，“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率先開啟“全民動員”，在歐陸掀起腥風血雨。
緊隨而來的，就是歐陸各國或主動，或被動進行的一輪“革命”風潮，新的階層登上舞臺。
而在這風潮的背後，就是各國都很清楚，戰爭的形態已然改變，不跟上節奏，實現“全社會管理”，開啟“全民動員”模式，就是死路一條。
這樣的組織力，是危機，是戰爭的產物，必需品，做不到，就是死。
戰爭不是文明，卻是文明的催化劑，它能催生全新的組織形態，進而形成全新的制度，以完成強大的組織力。
那麼，東亞呢？
大家不要忘記，中國的“儒家”文明社會結構，正是建立在“春秋戰國”幾百年征戰，“大爭之世”的基礎上的，同樣經歷過“全民皆兵”的洗禮。
這個組織體系，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出於“大一統”帝國龐大體量的現實，又受限於生產力的進步，作出了一定的妥協，讓步，在中國建成了不是以個人，而是以“村社自治”為基本單元的體系結構。
這是將“春秋戰國”推動的“制度革命”的成果，與中華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社會結構體系，創造性地既獲得大部分的民意支持，又在“大一統”國家內部實現了權力集中。
這樣的“制度創新”，無疑是劃時代的，也形成了穩定社會結構的“儒家”文明形態。
並且，在中華的歷史，由隋唐，進入兩宋，再一次完成權力階層的替換時，這個制度的整體結構，並沒有太大變化，仍然穩定有效。
這樣的文明形態，傳入日韓等國後，因為他們較小的體量，和自身文化的相對封閉性，都是以“封建”的形態出現，卻又在後來外部環境的變化下，順利進入了“工業社會”形態，在整體的社會結構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中國卻又不同，我們以前說過，中國由於自身的龐大體量，對制度的需求，本就比別國要高一個層級，對需要與之相輔的生產力的要求，也是更高。
不僅如此，與日韓不同，“村社自治”是中華歷史的“原生”文化，與我們的“灌溉農耕”生產方式相生相伴，又融進了我們幾千年歷史中，不同時期的各種文明形態，可見其生命力之強大。
而要在中國實現“全社會管理”，推進“工業化”，又必然要打破“村社自治”，這難度，可想而知。
由此，才有了“百年屈辱”中，無數的功敗垂成。
直到，在無盡的絕望中，“偉人”力挽狂瀾，“指畫江山”，才有了1949年10月1日的“開天闢地”。
中國的崛起，補上了東亞文明圈最大，也是最後的一環，如此，東西兩大文明圈，相向而立，並肩世界強國行列。
結論，實現＂全社會管理＂，擁有強大的組織力，才是能夠實現＂工業化＂，躋身強國之林的不二法門。
問題在於，若是沒有重大的生存危機，戰爭威脅，有哪個權力階層，會自己掀自己的桌子，會自己革自己的命？
能夠做到這一條，然後才能談得上如何應對外部環境的影響。
確定了這一點，我們再來重新審視世界上那些仍然在強國之路上，苦苦摸索，以及那些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就能夠一目瞭然了。
閱讀更多 胡思新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