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 年，他考入志成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後方昆明，並於1941 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鬥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楊振寧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與許鹿希結婚。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
從小受愛國思想薰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卻中止了原有協議。國家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裡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最後由他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以證實效果。接著，他同於敏等人一同投入了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2年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法國用8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李鵬副總理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的一生，是中國一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長大，在“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的西南聯大校歌聲中走上科學之路。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強國的宿願，將個人的事業與民族興亡緊密相連。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核彈、導彈和衛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沒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說：“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後，寫信告訴說：“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 楊振寧看後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樑。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總到第一線。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繫於一髮的險要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裡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還堅持要自己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後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卻強迫他住院並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國防部長張愛萍和自己妻子的安慰，只是平靜地說:“我知道這天會來的，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在他去世13年後，1999年國慶50週年前夕，鄧稼先被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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