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擬—在廢丞相後朱棣的政治新花樣,能生殺予奪,權力遠超丞相

在朱元璋廢丞相後,他所能體驗到兩點:一是手中權力足夠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負擔也非常之大。

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之中,朱元璋案頭需要處理的各種文件就有1160份,平均計算,每日天需要批閱文件的字數就有約20萬字,處理事務423件。這樣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不眠不休,一個小時也要閱讀8000字以上,並且在20多件國家事務上做出決斷。

作為一位強勢的君主,在廢除丞相併定為主訓不設丞相後,朱元璋既想緊握大權,又要處理龐大繁雜的政務,可以想象在這位已經臨近退休的老人,他為了保證帝國的安穩運行付出了多大精力。

當然,朱元璋也在試圖找到一個居中的方法,既能幫自己處理政務,又不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可是他到死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票擬—在廢丞相後朱棣的政治新花樣,能生殺予奪,權力遠超丞相

而在朱棣當上皇帝后,他便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以求能夠從龐雜的政務中抽身,於是他便玩起了新花樣——讓大學士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理。

而為了避開“丞相” 這個已經變得不詳的詞,加上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又在內廷辦事,所以人們含混的稱之為“內閣”。內閣制的雛形由此形成,中國官制史由此進入內閣時代。

朱棣是一位高明的皇帝,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力,又為了有人能協助自己處理政務,他嚴格要求大學士和六部發生其他關係,以防止權責不清引發衝突。朱棣時期大學士官階只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可以說是既沒丞相之名,又無丞相之實,但這些人卻是權力系統之中的紅人,因為他們圍繞著皇帝轉,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參與國家政務。

可是朱棣沒有學過哲學,他不明白這個世界是變化的,不是靜止不動的。在他在世時,他能牢牢掌控皇帝的大權,處理好自己與大學士、六部等各方面的關係。然而他去世了,他的子孫卻把他的這個“新花樣”玩走了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士們開始兼任各部尚書、侍郎之職,也就是兼任六部的部長、副部長職位。有的還具有正一品太傅、太保或者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等崇高頭銜,權力地位不斷提高。

票擬—在廢丞相後朱棣的政治新花樣,能生殺予奪,權力遠超丞相

大學士雖然不能到兼職的部門裡實地任職,也不能干預各部事務,名義上仍然是皇帝的侍從顧問之臣,但在重大事務的決策上,他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權威,如人事推薦與任免建議、內政外交的政策制定等。他們真正的權威,則來自宣德年間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票擬”之權。

票擬,又叫票旨、條旨,裡面暗含了帝國官場運作的大部分奧秘。

這裡涉及帝國國家機器的運轉方式與程序:在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是彙集到通政司(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這個機構是中央聯繫地方的紐帶。通政司將文書登基在冊,錄下副本,隨後又轉到內閣,由大學士(辦公廳主任或者副主任)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上的封面上,送呈給皇帝做最後的批示,這就是票擬的整個過程。皇帝的御批通常使用硃筆,所以又叫“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基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再下發至各地、有關部門,遵照執行。

所以說事情發展到了這種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擬權的大學士就等於掌控了全國各地、各個部門,也包括中央六部,也等於同時掌握了票擬和批紅在內的這種官家權力機器的運行方式和程序。它帶來的惡果也隨之顯現。

票擬—在廢丞相後朱棣的政治新花樣,能生殺予奪,權力遠超丞相

當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正式成為首輔大學士時,“首輔”之稱謂便隨之產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認同。首輔沒有丞相之名,也沒有丞相的行政號令、任免官吏之實。

但當他深受皇帝信任時,卻可以壟斷票擬之權,並將皇帝玩於股掌之上,從而將屬於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相當大程度地轉移到自己手上。此時,其令人畏懼的威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往真正的丞相,這可是朱元璋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朱元璋以為他的後世子孫會也會像他一樣勤勉,人人做勞模,靠著不眠不休的精神將朱明王朝推向千秋萬世。可惜他的子孫雖然身體裡流淌著他的血,卻沒有繼承他的鋼鐵意志。他們漸漸喪失了處理政務的能力和興趣,最後索性將專屬於皇帝的“批紅”大權交給了身邊寵幸的宦官們,也就是說首輔手中的票擬之權也同時失去了效用。

皇帝和滿朝文武大臣就這樣被架空了權力,朱明王朝在一幫閹人的胡作非為之下,顛顛撞撞,一路踉蹌前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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