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拟—在废丞相后朱棣的政治新花样，能生杀予夺，权力远超丞相

在朱元璋废丞相后，他所能体验到两点：一是手中权力足够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负担也非常之大。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之中，朱元璋案头需要处理的各种文件就有1160份，平均计算，每日天需要批阅文件的字数就有约20万字，处理事务423件。这样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不眠不休，一个小时也要阅读8000字以上，并且在20多件国家事务上做出决断。

作为一位强势的君主，在废除丞相并定为主训不设丞相后，朱元璋既想紧握大权，又要处理庞大繁杂的政务，可以想象在这位已经临近退休的老人，他为了保证帝国的安稳运行付出了多大精力。

当然，朱元璋也在试图找到一个居中的方法，既能帮自己处理政务，又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可是他到死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朱棣当上皇帝后，他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求能够从庞杂的政务中抽身，于是他便玩起了新花样——让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理。

而为了避开“丞相” 这个已经变得不详的词，加上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又在内廷办事，所以人们含混的称之为“内阁”。内阁制的雏形由此形成，中国官制史由此进入内阁时代。

朱棣是一位高明的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又为了有人能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他严格要求大学士和六部发生其他关系，以防止权责不清引发冲突。朱棣时期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可以说是既没丞相之名，又无丞相之实，但这些人却是权力系统之中的红人，因为他们围绕着皇帝转，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参与国家政务。

可是朱棣没有学过哲学，他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在他在世时，他能牢牢掌控皇帝的大权，处理好自己与大学士、六部等各方面的关系。然而他去世了，他的子孙却把他的这个“新花样”玩走了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也就是兼任六部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正一品太傅、太保或者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头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

大学士虽然不能到兼职的部门里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是皇帝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的政策制定等。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与程序：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是汇集到通政司（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这个机构是中央联系地方的纽带。通政司将文书登基在册，录下副本，随后又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办公厅主任或者副主任）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做最后的批示，这就是票拟的整个过程。皇帝的御批通常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基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再下发至各地、有关部门，遵照执行。

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辅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首辅没有丞相之名，也没有丞相的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

朱元璋以为他的后世子孙会也会像他一样勤勉，人人做劳模，靠着不眠不休的精神将朱明王朝推向千秋万世。可惜他的子孙虽然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却没有继承他的钢铁意志。他们渐渐丧失了处理政务的能力和兴趣，最后索性将专属于皇帝的“批红”大权交给了身边宠幸的宦官们，也就是说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也同时失去了效用。

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就这样被架空了权力，朱明王朝在一帮阉人的胡作非为之下，颠颠撞撞，一路踉跄前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