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妖貓傳》劇照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讀懂古詩詞，先得讀懂古詩人。
但今天的我們，看待歷史人物，卻摻有太多主觀情緒，習慣以偏概全，喜歡先入為主，最容易犯的，就是以下三種錯誤：
一是將詩人“偶像化”甚至“神化”。
有些人執念太深，極度迷信“文如其人”，總認為才華超群的詩人，也必然無所不能、近乎完人。
看到宋之問出賣好友、駱賓王情商堪憂、韓愈膽小恐高、王勃殺害官奴的故事，他們便怒不可遏，奮起而攻之，痛批作者捏造事實，歪曲歷史。
真是冤枉作者了。
詩人不是超人，做不到十項全能。
李白從小志向遠大，不僅要做官，還要當宰相：
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但他放曠不羈的性格，還有縱酒浪跡的習慣，連番得罪天子和高官，即便待詔翰林，終被賜金放還。
“安史之亂”中，李白加入永王幕府，聲稱他若出手，平定叛亂的事，絕對易如反掌。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淨胡沙。
——《永王東巡歌》
這般自視過高，簡直荒誕可笑。
果然，永王兵敗如山倒，李白不僅未能建功，還以附逆之罪，被流放夜郎。
種種跡象表明，他雖然是文學上的天才，但政治上的能力，卻與平民無異。
當然，“詩仙”的地位，不會因此有半點動搖，千百年來，李白的詩歌成就，依然無人能出其右。
詩人更不是聖人，做不到高才全德。
晚唐的溫庭筠，曾擔任國子監博士，主持秋試。
他對所有考生，都一視同仁。
放榜之日，他辦了一件大事，將考生的作文和成績，同時張榜公佈，告訴朝廷和百姓，本次大考是“以文判等”，而不是“看人給分”。
此舉深受寒門學子歡迎，卻因為無視潛規則，得罪朝中權貴，幾個月後，溫庭筠就被趕出了京城。
以半生仕途為代價，換取一場考試的公平，溫庭筠的這份胸襟，令人肅然起敬。
但誰又能想到，鐵面無私的溫大人，也曾經是問題青年，甚至劣跡斑斑。
他連續多年在考場之上捉刀代筆，幫人作弊，最終以“擾亂科舉”的罪名，被朝廷拉入黑名單，終身禁考。
入仕無望的溫庭筠，先是流落江湖，後又求職幕府，還在揚州的青樓，屢番醉酒鬧事，被巡街的武侯打碎了牙齒，一時斯文掃地，“人皆鄙之”。
直到花甲之年，在宰相徐商的關照下，他才進入國子監，謀了一份差事。
這樣的溫庭筠，可能會讓你大跌眼鏡。
但行為上的汙點，絲毫不會影響，他對晚唐詩詞的貢獻。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千萬恨，恨極在天涯”，這些經典名篇，一直在流傳。
天才不一定是全才，文品不等於人品。
如果崇拜一個古詩人，就看不見他的缺點，還不允許有任何差評，那麼他的形象，只會越來越模糊，越來越虛幻。
如此，又怎麼能夠走近古詩人、讀懂古詩人？
二是簡單粗暴地給詩人貼“標籤”。
唐宋時期的文人，大多命運多舛，仕途坎坷，有的甚至布衣終老，死後都無錢安葬。
於是，有人便給這群落魄書生，統一貼上“懷才不遇”的標籤。
不管是科舉落榜，還是被貶外放，都認為是帝王之失、朝廷之過、時代之錯。
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孟浩然，唐朝詩人中“仕隱兩失”的典型代表。
一邊自稱“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嚮往竹林七賢般悠遊自在的生活；一邊又說“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埋怨天子沒有識人之明，最終“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
據現存史料記載，孟浩然的一生，至少錯失了三次良機：
正經趕考，他未能及第；面見玄宗，他出言不遜；刺史約他進京，幫他謀取功名，他卻喝得酩酊大醉，耽誤了行程……
很明顯，孟浩然的確“懷才”，但並非“不遇”，他的悲劇，是性格使然，與時代無關。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一首《登幽州臺歌》，寫盡了失意者的孤獨與寂寞。
年輕的陳子昂，曾深受帝王賞識。
進士及第後，武則天見他博古通今，文采斐然，便授為麟臺正字，不久又改任右拾遺，並在詔書中大為褒獎，稱“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
但是和玄宗優待李白一樣，武則天欣賞的，也只是詩人的文章，並沒有依仗他經世濟時，治國安邦。
正因為如此，陳子昂的詩句裡，既有“不遇”的悲哀，“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日復一日，幽蘭無人識；也有“知遇”的不幸，“多材信為累，嘆息此珍禽”，木秀於林，才高必累身。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一生，不是簡單的“懷才不遇”，還有“遇而不得”和“得而不幸”。
這般錯綜複雜的生命體驗，又豈是一兩個標籤能講得清、說得明？
三是以今天的標準評價古代的詩人。
郭沫若曾寫過一本書，叫《李白與杜甫》。
書中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杜甫可以稱為“詩聖”，但絕對算不上“人民的詩人”。
他的理由是，杜甫的詩文，都是站在朝廷的立場，替統治者發聲。
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
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
……
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
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
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這是杜甫的《甘林》。
遍地狼煙，稅賦重於山。杜甫同情詩中的老者，拿出自己的糧食，幫他解了燃眉之急。
但同時，他也鄭重提醒：“一定要聽從朝廷的命令，做一個安分守己的順民。”
路經新安時，杜甫遇見軍隊抓壯丁。
他上前安慰村裡的老人：“別擔心，孩子們的徭役都很輕，而且這是正義之師，主帥會像父兄一樣，愛護他們的士兵。”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新安吏》
從這兩首詩看，郭沫若的評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杜甫雖然同情窮苦百姓，但他將改善百姓處境的希望，完全寄託在統治者的英明神武和勵精圖治上，不支持民眾任何形式的鬥爭和反抗，甚至在多個場合，充當官府說客，希望大唐的百姓，永遠效忠朝廷。
杜甫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他是名門之後，始終以家世為榮，以天下為己任，從小便立志“致君堯聖上，再使風俗淳”，儘管半生貧病加交，顛沛流離，先歷戰亂，後遭貶職，但忠君愛國之心，至死不渝。
不只是杜甫，所有的古詩人，一旦身處亂世，在同情百姓之餘，更多的言行，都是在擁護天子、支持朝廷。
對於他們來說，這就是心繫蒼生、憂國憂民。
這是時代的侷限，與詩人無關。
即便最具民本思想的孟子和荀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也不過是以施行仁政的名義，來鞏固君王的統治，與今天的民主意識，不可同日而語。
聖人尚且如此，何況這些一心想成為天子門生的讀書人？
當然不能用民主社會的標準，來評價封建社會的詩人。
再者，對於杜甫來說，他用盡滿腔熱血，追隨朝廷，關注百姓，“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終年都在為民眾擔憂，一想到他們的苦難，心裡就焦灼萬分，這份赤子之心，足以感人至深。
為此，郭沫若也題過一副對聯，評價極為中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恩格斯曾說，“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在希臘神話中，宙斯是至高無上之神，從學術成就而言，歌德與黑格爾已經達到巔峰。
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和普通的德國人，並無二致。
古詩人也是如此。
他們用如椽巨筆，寫就經典無數。
但只有完美的作品，沒有完美的個人。
褪下詩人的光環，他們也是普通人，能力會有欠缺，性格會有短板，道德也可能不完美。這才是歷史人物的本來模樣。
其實，包括古詩人在內，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有其獨特性和複雜性。
對他們的評價，不能一味神化，也不能全盤抹殺，更不能簡單、粗暴地貼標籤、畫臉譜，以致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只有將他們拉下神壇，復原為身邊的普通人，以平常的眼光審視，以對等的身份交談，像結識朋友一樣，欣賞優點，包容缺點，然後，才有可能走進他們的內心，讀懂他們的人生。
這，才是讀懂古詩人的正確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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