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訪學期間，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助理高星林先生研修專業課程之餘，從教育體系、社會環境、實踐及轉化能力等諸多方面，對荷蘭之所以能孕育出蓬勃的創造力加以觀察，並與多位荷蘭企業家、學者溝通後寫成此係列文章。儘管並非專業技術文章，《橋樑》雜誌微信公眾號推薦給讀者，是希望藉此內容在行業創新體系的培養以及創新人才的發掘方面提供更多元的視角和理念。
支撐創新力的社會文化
在歷史、地理和教育的影響下，荷蘭社會形成了自由、開放、包容、崇尚創新的文化，為創新力提供了支撐。
自由開放的環境匯聚人才
荷蘭自由開放的社會文化、高福利的社會制度、國際化程度和非常吸引人的移民政策，使得這裡聚集了一大批世界水平的高科技技術人才。他們聚集並創建了荷蘭的高科技企業、創新機構、加工製造企業，並形成了完整的供應鏈。同時，荷蘭鼓勵跨領域的多領域、多學科合作的政策，又使得這些因素相互影響，正向良性循環，構成了創新良好的生態系統。
埃因霍溫（Eindhoven）高科技園區就是荷蘭“產城融合”和“科技創新”的最佳樣本，它也是飛利浦的誕生地。2013年，該地區因主張開放式創新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機構，以及位居全球第一的每平方公里人均知識專利數量，被福布斯雜誌評為“世界上最智慧的城市”，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被評為“世界上最智慧的園區”。
為了促進交流，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在空間設計到設施、資源配備等方面，無不融入開放、關聯與共享的理念，讓不同的企業、研究機構和政府之間，能夠隨時進行交流。例如，這裡的大樓通過無處不在的連廊連接起來，並設有一條交流街The Strip——一個400米長的建築，涵蓋8個不同主題的餐廳、一個會議中心和一系列商店、健身中心等服務場所。入駐園區，就意味著融入了成熟的商務生態系統。這裡有最重要的信息交換、權衡不同想法、包容異議、挑戰權威和解構矛盾的平臺，思維在這裡集中、碰撞和發散，產生源源不斷的創造力。
目前，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的入駐企業已超過140家，包括IBM、英特爾、ABB等，聚集了來自80多個國家的1萬多名高科技人才。整個園區形成了一個由跨國公司、中小企業、初創企業、研究機構和服務型企業組成的完整創新生態系統，平均每天產生4項專利，佔全荷蘭專利的40%。
寬鬆成熟的制度構成創新生態
荷蘭人特別注重遵從人性和事物發展規律，因勢利導，講求實用。在訪學交流中，多位學者提到，荷蘭是全球首個推行“靈活工作小時”或“非全職工作小時”的國家，就是part-time機制。員工可選擇每週工作25個小時，再用15個小時自己創業或做其他工作；偏重家庭的員工，每週可以有一天在家照顧孩子、料理家務。
荷蘭的觀念中，建立平衡舒適的工作生活系統，是解放束縛、發揮創造力的前提，鼓勵“一心二用”。但與國內做兼職不同，荷蘭會嚴格控制分配時間，在總量是“1”的情況下去分配，不會讓你掛空頭銜，每一份分配履行相應的職責，對應相應的考核，並獲得相應的報酬。受訪者都認為該制度設計值得稱道，對個人而言，從不同工作中收穫更多信息和鍛鍊能力，更好地提升自己；對社會而言，它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促進了理論和實際的結合，更增進了跨界結合和思維的融合。人們通過契約履行責任，通過主觀能動性來提高效率，一切根植於生活，也擅於改善生活，極其有利於創新力的提高。
另外，荷蘭人辦事較有規則意識，相對尊重程序和規章，社會運轉全部基於誠信，或者說是靠自覺，當然背後是他完善的法制體系和高昂的違法成本。在荷蘭，大事小情幾乎都要預約；重大工作啟動前也必須經過大量周詳的調查和考慮，包括對利益相關者的考慮。所以，許多事情看起來運轉很慢，在平時特別不是在應對危機的時候，保持了持續穩定向前的態勢。
例如TUD大學就是民主治理和集體監督的典型。諾大的學校僅有3名校領導，兩名副校長中還有一個空缺；每個學院都是一個院長、一個副院長（有時候不一定設），且副院長沒有實權，除非出現院長不在且授權的情況。還有一個教務長（Education Director）,據TUD土木學院葉光副教授介紹，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學校運作透明，網上也有十分詳細、清晰和具體的指引，幾乎涵蓋了各種可能。可以看得出，這套管理體系是長期總結、沉澱後的成果。據介紹，學校的治理機制中包含對話機制，特別是溝通委員會和獨立聲音。這是利益相關者獨立管理機制，參與度高，反饋機制良好，很有價值。此外，學校在治理中很注重徵集民意，而且不是走過場。
這些年，荷蘭人不斷地強調“價值”、強調“適應性”、強調“改變”、強調對世界的“影響”。代爾夫特理工大學178週年校慶活動的主題是“價值設計”，提出的高頻詞主要集中在“價值”、“為什麼”、“創新”、“適應性”、“改變”、“影響”、“利益相關者”、“想象力”……這似乎可以視為一個構建創新生態環境的價值導向的縮影。很顯然，開放包容為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生態土壤，制度基礎和制度的成熟度也是創新動力的一個根源。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這種過於嚴謹和過細的制度，勢必造成相對僵化的機制、過分強調個性帶來的社會動員能力不足，也暴露社會真正向外先進成果學習的能力不強，社會組織能力相對薄弱的問題，荷蘭的一條高速公路（A4）建了四十年因為最後的二十公里尚無法達成協議；阿姆斯特丹9.4公里長8個車站的南北地鐵線，從1994年開始設計，1998年開始建造，2018才正式建成投入運營。這些都反映出社會行政效率低下。而在重大應急的群體性事件面前，比如面對此次新冠疫情，到目前為止（3月23日），筆者周圍的荷蘭人總體上都遵從政府的指引，社會秩序良好，沒有出現恐慌的情緒。但是，這種制度設計和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實際是對資本的過度依賴，在需要和時間賽跑的情況下，政府決策和行動都很難跟上疫情指數級快速變化的節奏。
創新研究的可持續性和轉化能力
在荷蘭創新話題的訪談中，很多學者都談到，由於資源有限、自然條件惡劣，所以荷蘭人必須創新，應變求生存。這也使得荷蘭在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治水、智能交通）、高新科技、農業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研發、風能、太陽能開發、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一句古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在筆者看來，有些創新是逼出來的，像港珠澳大橋的很多創新也都是被逼出來的。有些創新是善於利用既有資源條件，在現有約束條件下做最大的開發創造出來的。有些創新則是完全靠變革得來的。
敢於嘗試，深耕細作
在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荷蘭超越瑞士和德國成為歐洲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在全球範圍內，荷蘭僅次於新加坡、美國和中國香港，位居第四，中國排名28。
報告指出“荷蘭的基礎設施、政府職能（包括經濟政策）和創新企業的日益增長均為世界一流”。TNO資深研究員和科學家陳玉森老師在受訪時談到：“荷蘭社會的文化氛圍、價值導向和社會保障最大程度維護了他們的創造力。荷蘭注重可持續發展，摒棄浮躁，長期積累，推廣發展，很多事情是經過規劃後慢慢發展演變而來，有時候甚至是幾代人的持續努力，社會普遍沒有急於求成的心態。”
荷蘭在車路協同及自動駕駛總體排名全球第一（KPMG，畢馬威2018及2019年報告），這源於荷蘭社會分工，創新及積累的機制：荷蘭的研究型大學注重於原創思想，應用科學院注重把這些思想轉化為技術，業界接力把技術推向市場應用，這種關係形成良性循環。
荷蘭國土小，人口密度大，交通繁忙，因此十分注意提升交通管理的效率與安全。從2005年起，TNO就組織荷蘭的產學研，共同研發新一代智能交通技術，在一條開放的高速公路A270上建設了新一代通訊系統，連接基礎設施，車輛及交通控制中心。在這條高速公路邊上，就是荷蘭的汽車產業園實驗室，也由此形成實驗室及開放道路監測驗證的閉環，或稱體驗實驗室，加快了技術與產業的落地過程。
時至今日，這個方向的研究已經有15年了，政府及多家企業投入大量研發經費，使得荷蘭在車路協同技術領域排名前列，並在歐盟及其它國家推廣應用這些技術。點滴積累，踏踏實實，不賣概念，不浮躁。一項重大技術從概念，到試錯，到原型，到測試，到成熟，絕對不是兩三年可以做出來的。只有不斷積累，才能或者才有可能取得一些真正的成績。
世界第一條矩形鋼筋混凝土沉管隧道——馬斯河沉管隧道，1942年由荷蘭人設計建成。該隧道位於阿姆斯特丹，參建人員完成了很多無人區的探索，創造了多項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條矩形混凝土沉管隧道、歐洲第一條沉管隧道；第一次將沉管圓形斷面改矩形斷面，使得注砂基礎新工藝運用成為可能，成為世界第一條注砂基礎的沉管隧道；該隧道加速促進了沉管隧道管節之間水壓接頭（GINA密封墊）的發明，也促進了大體積鋼筋混凝土澆築裂縫控制和混凝土抗滲能力等技術的高速發展。
因為荷蘭一批沉管隧道建造時間早，荷蘭人積累了豐富的沉管隧道運營維護管理經驗，進而使其在隧道運營維護標準方面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荷蘭隧道安全標準（2006第一版，2013修訂）被認為是世界最高的隧道安全標準。荷蘭隧道工程諮詢公司（TEC）為港珠澳大橋提供技術諮詢服務，為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風險控制、細節處理和品質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幫助。公司總裁、沉管隧道專家Han de Wit也因此獲得港珠澳大橋“十大建設功臣”榮譽，成為唯一獲獎的境外專家。此外，荷蘭特瑞堡公司至今仍壟斷著沉管隧道的接頭止水帶和節段止水帶市場，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的止水帶也都是使用荷蘭公司的產品。
荷蘭機械行業擁有強大的專業化中小型供應商並與高校、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生態系統。他們關注創新性、可靠性和可持續性，具有國際視野，在“模塊化設計”機械方面的專業知識為該行業提供靈活性，為客戶提供靈活的解決方案，同時又能保持很高的性價比。荷蘭基礎設施行業一直是高度國際化的，各公司已習慣於在不同文化和地域開展工作，他們始終第一時間接觸到國際上最具典型意義的工程實踐，讓他們的技術和經驗積累始終走在世界的先列。
制度支持，勇於創新
荷蘭政府在頂層設計上也為創新提供了支持。據荷蘭隧道工程諮詢公司（TEC）李英博士介紹，為了加強競爭力，同時避免在荷蘭國內競爭，政府支持企業在國內收購和合並/兼，把一個領域只交給一個單位，進而集中國家力量在該領域長期深耕，瞄準國際競爭。這種方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比如TEC,1988年在荷蘭交通部的支持下將三家荷蘭優秀的有隧道和地下工程經驗的設計諮詢公司組成永久聯合體而成立“TEC”，雖然TEC的三家成員在荷蘭國內的隧道和地下工程仍然是競爭對手，但到國際上只有用TEC名字對外，利用三家單位的強大實力獲得國際競爭力，這樣在國際上只有一家荷蘭公司去競爭，至今為止參與了世界上包括港珠澳大橋在內的幾乎所有的重大沉管隧道項目，有力地支持了TEC成為世界沉管隧道設計的領先企業。TEC的母公司Royal Haskoning DHV(荷蘭皇家哈斯康寧德和威公司，是由哈斯康寧和德和威兩家荷蘭頂尖的業務類似的跨國獨立諮詢公司合併而成。合併之前，兩家不但在國內強烈競爭，同時也在國際業務強烈競爭，經常兩敗俱傷。合併之後公司實力大增，大大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荷蘭國家應用科學院是荷蘭創新的飛輪，成為荷蘭應對社會挑戰和增強荷蘭企業創新能力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在此工作的陳玉森老師介紹，自成立至今的88年裡，TNO的使命始終是將人與知識聯繫在一起，以創新和可持續的方式提升行業競爭力和社會福祉。作為非營利性機構，TNO代表有目的的創新，荷蘭國家制度設計使得他們發展知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實際應用，重點扶持幫助中小企業解決技術創新和應用落地難題。TNO僅獲得政府25%的資助，其它75%必須結合市場，為業界服務，因此能夠給業界提供一流技術，又不與業界爭奪商業市場。“將複雜的問題轉變為具體的創新”，“為就業、福利和福祉而創新”。
ASML研究員蔡東斌先生還補充介紹了一個荷蘭政府鼓勵嘗試，鼓勵創新的機制。荷蘭的一個歐洲領先的技術孵化器公司（YES！Delft），在TUD企業展時我也和這家企業聊過，他們專門跟進創意項目，積極參與創業公司從創立整個過程，通過企業家精神和廣泛的創業生態系統幫助創業者，以賦權並幫助創業者來實現目標。他們提倡通過共同努力，共享成功和失敗並激發無限志向驅動的文化，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
創業者提出申請並經他們評估通過後都會得到政府資金的支持，每個項目每年大概2萬歐元左右不等，每年大概都會投幾十個創意項目，TUD每年碩士、博士的畢業論文和畢業設計都有獲得資助的。
在荷蘭防水治水的歷史中，世界聞名的三大水利學院之一的三角洲研究院是一個典型的以制度設計推動創新的案例。三角洲研究院有90多年的歷史，是荷蘭水治理的技術核心，非營利性事業單位。政府將其定位為除了本國的事情外，只做世界上其他國家做不了或者有挑戰的事，並且，承接任務時只收取成本，不允許贏利，同時，它也是歐盟的智庫。三角洲研究院還擁有世界上最先進也許是唯一的三維波浪池，其另外一個開放式水槽，可以製造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波浪（最大波高4.5米，最大波週期20秒）。特別令人驚歎的是，三角洲研究院將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所有的物理模型和知識積累基本都轉化成數學模型，建成了覆蓋荷蘭全國河湖水網的水位調節、監測、預報系統。在該系統基礎上，配合3-72小時精準的天氣預報系統，可以實現全國範圍4萬多平方公里內所有的開放水體和地下水體的水位自動調節，保證城市沒有內澇，廣大農村大雨不澇，乾旱時節不受海水入侵導致的地下水變鹹的威脅。
每每提起此案例，筆者都由衷歎服。自筆者來到荷蘭後，不論晴天還雨天，河流水位幾乎沒有變化，而且許多河流的水位都極其接近河堤或者水位就在路面標高之上。據中國疏浚協會海外專家、TUD-3ME學院的陳修涵研究員介紹，該系統幾乎是一個全自動的水利控制系統，經過40餘年的開發迭代，目前已經非常完善，並且應用良好。實際上，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世界各國幾乎同時起步，但荷蘭人因為專注、持續以及政府推動集中攻關，進而走到了前列。此外，荷蘭人在流域治理、汙染治理、地熱開發、防浪設計等方面，皆有很多創新的成就，信息量太大，無法一一記敘。
TUD土木學院Marcel教授特別介紹了荷蘭治水的“圩田模式”。荷蘭在與水搏鬥的過程中，深入瞭解自然地理條件，修堤築壩、抽乾湖(海)水，進而得來圩田(Polder)。“圩田模式”(Polder Model)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人類治水實踐和創造力的優秀成果。由於很多大型水利項目涉及多人利益，因此，實施每一項工程前，相關負責機構都要召集多方人員進行大量的協商與論證，反覆權衡各方利益，互相妥協，最後達成一致。這是“圩田模式”在實際決策中的體現。整個過程雖然比較耗時，但是某一計劃或政策一旦通過，就能夠得到順利貫徹執行。“圩田模式”不僅是治水策略，也是荷蘭與利益相關者共同協商、尋求共識、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方式，以制度設計推動創新的案例。據TEC李英博士介紹，荷蘭把這種模式推廣到國際上，哈斯康寧德和威集團在新加坡完成的圩田開發項目詳細設計和工程設計項目（810公頃），2018年榮獲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頒發的創新工程獎 (設計)獎。
鹿特丹新水路上的防洪閘
優化整合，循環利用
荷蘭在利用既有資源推動創新上，可謂到了極致。
荷蘭的創新優勢在於最優化地整合、利用已有資源，找到性價比最相宜的可持續發展方式。在創新力發掘上，荷蘭倡導“Think out of the box，but first look what’s inside”（跳出盒子前，要先看清盒子裡有什麼），表明創新除了要突破框架，也不能忘記已有資源，提高可用資源的效力，才能事半功倍。此外，在創新推動中，荷蘭人特別注重可持續發展，往往是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醞釀培育，慢慢堅持滲透，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
在新能源的研發上，從過去的風能、水利、太陽能，到如今的海洋資源開發利用，荷蘭都走在了世界最前端。目前，荷蘭已經開始利用海藻製造出環保塑料、人造纖維和動物飼料，舉世矚目。就說用海藻生產雞飼料吧，其他國家無非是提取藻類蛋白讓飼料更具營養，而荷蘭的做法是把飼料、養雞、產蛋和排洩物一個環節都不落地做成一條綠色生產線。目前，荷蘭式的綠色養雞場已推廣到了全球許多國家。
在垃圾處理和廢物利用上，荷蘭也不甘人後。比如，用生態塑料和PET寶特瓶設計製造出輕便堅固又可愛的兒童手推車Greentom，其原材料均可以回收和循環使用。還有很多優化和注重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的創新案例。比如荷蘭的“城市屋頂農場”，海牙有一座30米高的大廈，其屋頂開闢了一個1200平方米的蔬菜大棚，大棚下面一層還擁有一個370平方米的養魚池，其獨特之處是對水的循環再利用。養魚池裡的帶著魚糞的髒水成了樓上農作物的肥料，農作物“淨化”後的水又流到樓下的養魚池裡。通過這種循環系統使水的消耗量降低了90%。
又如，荷蘭有全球第一個能夠自給食物、能源，並能實現廢棄物自循環的“永續社區”——ReGen Village，號稱生態社區中的“特斯拉”。它將前沿的科技元素與自然生態和諧有機的結合，用充滿未來感的人居環境，將“烏托邦”逐步變成現實。這個永續社區方案包含了五大核心規劃理念：基於社區的高產有機農業、自產能房屋、混合再生能源與儲集、水資源與廢物循環、賦能本地社區。
作者 / 高星林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助理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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