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在北宋眾多名臣中以嘴臭獨樹一幟。而且他與舊黨其他那些妖豔賤貨不一樣，一向是個耿直boy，說的還都是大實話。
▲文彥博像
這段對話發生在熙寧四年的一次御前廷對中，其時王安石變法已經開始三年，反對變法的舊黨與新黨的矛盾也逐漸激烈化。宋神宗召集兩府宰執，本來討論的是鎮壓慶州軍隊叛亂，在爭論過程中逐漸歪樓，先是歪到推廣交子、保甲法等新法事宜，最後又演變成“宋神宗 VS 文彥博”的直接嘴炮互噴。於是有了這麼一段對話——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之所以說文彥博說的是大實話，正是因為他一陣見血地點出了舊黨的核心訴求之一：維護官僚地主的利益。王安石變法的核心訴求是“富國強兵”，你們仔細看就發現他其實也沒有太管老百姓的死活，本質上是官僚地主和百姓的韭菜一起割 。但舊黨代表官僚地主強烈表示“我們不願意被割韭菜”，這對於朝廷來說就很難辦了——光割老百姓的韭菜不頂用不說，搞的太過分還會造成民變，動搖統治——這就是為什麼從一場軍隊叛亂會逐漸歪樓到這個話題的原因。
這次廷對召集了兩府宰執共同與會，除了宰相王安石、樞密使文彥博，我們聽聽當時參與廷對的其他執政級別的大臣都是怎麼說的？
樞密副使吳充：朝廷舉事，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意，或成勞擾。
參知政事馮京：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
簡單來說，這兩個妖豔賤貨一邊隱藏著真實想法，一邊不斷拿“老百姓不願意被割韭菜啊”說事兒——這也是舊黨反對王安石變法最常見的說辭，以至於今天都有很多人認同——然而宋神宗繼位多年以後，不再是當年那個被舊黨大臣隨便一個謊話（“宋遼大小八十一戰，才一勝耳”）就嚇倒的無知青年了。正是因為對於新舊兩黨的矛盾本質已有一定了解，於是趙官家才會怒噴：“
對變法反對聲音最大的不是你們士大夫麼？屁民們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本來這已經算是相當誅心的指控了，尤其是從皇帝口中說出，換作一般人就默默地認栽了。但是作為舊黨赤幟的文彥博，是出了名的死硬到底，哪怕是對於皇帝也敢直接回掐“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果然這話一出，宋神宗就變得緊張了——“士大夫也不都是反對的吧……也是有支持的吧？”（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宋神宗趙頊像
網絡上經常有聰明人不認同秦代以後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堅持認為兩千年前就一舉跨越了“封建社會”階段。可是我們都知道皇權不下鄉，那麼中國古代王朝是通過什麼方式控制農村基層的呢？——文彥博這裡就明說了“士大夫”，我們也可以稱為“鄉賢”，或者“有活力的社會團體”等等。
與西歐、日本典型意義上的“封建”不同，即使在確立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的古代中國，社會基層仍然由掌握了土地及人口的大土地所有者把持。這個階層，在唐代以前是蓄養奴婢的豪門大族，在宋代以後則是僱傭佃戶的官僚地主。費孝通將之稱為“雙軌政治”，所謂“雙軌”即為“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央朝廷確實把基層的土地和人口“分封”給了這些大土地所有者，不過具體到選拔“封建領主”的方式上，是從講究唐代以前的講究門第到宋代以後的科舉取士。而到了中華民國時的鄉紳地主——按照王奇生的說法——要麼是好勇鬥狠的無賴土棍，要麼是依附國民黨攫取基層財稅的財主，合稱“土豪劣紳”。
正是因為這些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的存在，眾多打著“農民起義”旗幟推翻前朝的勇者才會在不斷的妥協中蛻化為惡龍，唱著“打倒軍閥”“打倒土豪”的北伐軍一到了浦東就開始了清黨（指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如果沒有一個跳脫出這種歷史循環、真正為底層人民利益奮鬥的團體出現，“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的歷史讖言只會不斷繼續，成為套在最高統治者頭上的一道緊箍咒……
再說……再說就超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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