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命中註定只能住擁擠的房子？
樊綱教授在博鰲房地產論壇上指出：“我們命中註定只能住擁擠的房子，你想住不擁擠的房子到澳大利亞去，到加拿大去，你可以買到看不到鄰居的大房子”。
這樣的言論容易引起百姓的不舒服，畢竟大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並不是很寬裕，從北京的地下室到深圳的城中村，年輕新移民群租、蝸居是普遍現象。即便是土著居民，如果沒有趕上拆遷，也是住得很憋屈。
改革開放迅速發展近40年，我們的物質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的更新也讓其他國家望洋興嘆，對於大城市、特大城市而言，人口過多/交通擁擠/房價畸高，幾乎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即便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漲得更快、漲得更高，許多人也會將其歸結於金融政策、炒房客的投機風氣、以及缺乏其他投資渠道等，認為只需要加強限購限貸、嚴控買房資質，乃至嚴控人口流入，就能解決問題。
然後，回顧歷史，每一輪調控過後，都會迎來一次新的漲價熱潮。
一方面是來自城市新移民的抱怨，另一方面，部分人感到高壓之下也會對現狀表示理解。
一個常識是——中國地少人多，人均土地資源相對稀缺，雖然國土面積有960萬平方公里，但大多數面積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以高原盆地居多，並不是人類合適居住，再加上保護耕地的紅線政策，我們需要對土地進行集約利用。
我們真的是因為土地稀缺？
如果你愛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
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這句話放在香港也適用，香港的生活成本是全國之最。
香港1106平方公里741萬人，深圳1997平方公里常駐人口1253萬，實際管理人口甚至達到1500-2000萬（不同數據不一樣） ，按常住人口算深圳的人口密度是和香港差不多的，實際人口密度深圳還比香港要大。
香港整體來說比深圳要發達不少，人口密度甚至還比深圳低，但是論居住條件卻遠比深圳差，一家三口住四五十平米，香港明星一家六口住120平米，90%的香港人也不能擁有自己的汽車，無法享受自駕的樂趣。
不只是住宅，去香港住賓館和酒店，同樣發現房間非常狹小。筆者去年去香港入住的一間airbnb民宿，長方形佈局的房內放置了3個上下鋪，一個床位要近300港幣，整間房子面積不超過15平米，看來香港人喜歡移民美加，是有原因的。
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面積只有719.1平方公里，比香港還小，人口密度也比香港大，但是房價卻低的多，新加坡同樣有不少郊野公園，新加坡居民就在他們國家公園沿著海邊騎自行車，一樣很好。
不同結果的背後是土地和住房制度設計的差異
2003-2004年我國開啟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支柱經濟時代，土地的稅收對地方財政收入的起到了正面積極的作用。過去十五年，全國賣地收入高達三十多萬億元，大些錢大多數投入到了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們現在擁有的美麗市貌和便捷的軌道交通，它們功不可沒。
十五年過去了，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拍賣，有意控制土地供給，導致房價和房租這些民生領域價格猛漲，如今已經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2016年我國住戶存款增加為5.16萬億元，少於居民新增中長期貸款的6.33萬億元
2017年我國居民新增存款4.6萬億元，而新增中長期貸款是5.3萬億元。
已經連續兩年出現存的錢比借的錢少的情況，這是不可持續的。
我國的土地出讓金在連續創新高，這些錢最後都會分攤到買房者身上，痛苦的是買房的年輕人，而我國目前每年跨入社會的年輕人數量在越來越少，這意味著平攤到每個年輕人身上的負擔在越來越大，導致大城市普遍晚婚，生育率低下。
2018年的到來有個特殊的意義，就是第一批00後成年了。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
20-29歲（）80後）為2.284億人
10-19歲（90後）人口為1.75億人，
0-9歲（00後）人口為1.464億人。
00後比90後少了16.4%，比80後少了36%。
觀察身邊的人，很容易發現：
70後大部分早就房貸還清了，生活輕鬆自在
80後大部分在還房貸，但是數額不一，買的早的一個月兩三千房貸毫無壓力，買的晚的一個月一萬多人民幣房貸。
90後就比較慘了，現在買房房貸全部是一萬多起步，有人乾脆直接放棄買房了，而90後又是人數最少的一代。
等以後00後登場進入社會，你說繼續通過推高土地出讓金獲取收益從00後身上收錢嗎？這是不能持續的，因為00後的人數又比90後更少了，人均房貸收入比會越來越失常。
從70後到00後的趨勢是人數越來越少，而高房價的壓力的分佈卻是越到後面的80後，90後，00後總體壓力越重，而相反高房價對年紀更大的70後，60後們卻又不是壓力，反而是財富增值利器。
深圳城中村土著，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房產食利階層，他們已經不需要勞動，僅僅靠每個月收取年輕人的房租就可以輕鬆實現財務自由，並且通過房產增值獲取巨量資金的他們，可以在城市購房競爭中，輕鬆的戰勝通過自身勞動積累起資金的勞動者，而在競爭中失敗的年輕勞動者們，只能被迫向城市邊緣地區遷移，這讓勞動的意義不斷喪失。
在香港，阻擋土地制度改革的話語體系是“環保”。
而在大陸的話語體系就是“大城市病”，認為房價低就會人口湧入，加劇大城市病。
- 大城市糟糕的居住狀況來自土地資源的錯配。
- 當前經濟、人口、債務面臨的種種問題，大都來自於約束大城市擴張的土地政策。
- 這些問題，不是靠年輕人努力工作、不是靠新經濟產業升級，就能完全解決的。
- 鼓勵生育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間，消費升級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間，教育、醫療、交通基建也需要更多的土地供給。
從政策制定者到規劃界、乃至到大部分普通人，都必須正視這一問題、一起努力改變現狀，才能充分釋放出中國經濟的內在活力，為國家和個人贏得更好的未來。
閱讀更多 Leo歐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