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美國之源。美國建國初期，歐洲沒人看好這個由殖民性特許公司轉制而來的政權——法國助戰也只是讓其牽制英國。那時，海外殖民地都是被貴族遙領的，去美洲尋求機會的多是被歐洲主流社會排斥、或經濟破產、或避罪的人，相當於自我流放。絕大多數貴族都沒有到過自己的領地，只是派管家去打理，“美國建國”在歐洲人那裡就是“管家造反”。
歐洲很忙。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以來，領主政權就進入了“戰國時代”，從中，逐步形成了“民族國家”政治倫理，並向之演化。民族情結是歐洲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儘管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但民族國家是歐洲互掐中得到的解決方案。各種思潮，包括威權、自由、帝國、資本、社會、民粹、乃至種族等等，各種“主義”均以民族國家為載體，踐行其中，塑造了當地的正義理念、政治體系，調節了相互關係，但都沒有消除競爭的基因。到1870年的普法戰爭，歐洲“民族國家”的要素、形制基本成型，俾斯麥因此標榜史冊。互掐中，歐洲海外殖民地多次易手，而美國則漁翁得利，沿途揀拾，到19世界末，其終由北美大陸東海岸的小片區，擴張到橫跨北美大陸的大國。
到1890年代，乘工業革命浪潮，美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依然很弱。一戰沒有讓歐洲覺醒，在1919年的“凡爾賽和會”上，美國提出了“威爾遜十四條”，被很多國家奉為“國際公理”，但歐洲列強置若罔聞，依然追求民族國家的終極形態——民族帝國，接茬互掐，結果二戰讓自家瓦礫遍地，陷入了自己挖就的“民族國家陷阱”。
戰後，美國、蘇聯以“冷戰”（1947）對峙而主導了世界秩序，疲憊的歐洲被迫分拆進了“北約”、“華約”二大敵對陣營，淪為了別人對壘的前沿，惶惶不可終日。西歐經濟因“馬歇爾計劃”（歐洲復興計劃，1947）而依附美國。為了避免戰後社會的崩裂，西歐多數國家奉行社會民主主義，同期的英國轉向“福利國家”（1947），而美國則在建設“中產階級”（1951）社會——從意識形態上說，勝利者步失敗者的腳印，歐洲是否打了“二場假仗”？
被夾持的日子不好過。1946年丘吉爾提議設立“歐洲合眾國”，以對抗蘇聯，結果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應聲寡落。歐洲只是成立了一個泛歐組織“歐委會”（1949），來協調各國的立場與行動。
要擺脫美國的施捨和束縛、振興歐洲，首先需要發展經濟、蓄養實力。為此，法德等歐陸6國達成“煤鋼同盟”（1952），形成國家級產業同盟，效果不錯。而海外殖民利益則被“帶頭大哥”美國壓制，被迫放棄（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只有前路可走了。於是走出民族國家的藩籬，設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1958），共享資源和統一的市場。歐共體發揮了較好的協調作用，並逐漸政治化，推動“歐洲一體化”。由於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花了13年才加入（1973），使得歐共體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70年代，由凱恩斯主義衍生出來的“福利國家”政策效應遞減，整個西方經濟陷入“滯脹”之中。英國撒切爾政府率先改革，以“去國有化”、減稅來激勵市場競爭，帶來了“新自由主義”。歐陸國家也有效仿，但並不激進。
1989年東歐劇變，1990年兩德統一，1991年華約、蘇聯先後解體，“冷戰”結束。乘著這一時機，“歐洲一體化”提速，1992年《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簽署，次年“歐洲聯盟”（歐盟）成立，並吸納前華沙成員國而“東擴”。其後，“新自由主義”透過《華盛頓共識》（1990）濡染歐洲。1999年超國家的區域貨幣“歐元”發行，取代歐盟內合規成員國的既有貨幣，於2002年流通。
歐盟、歐元的設立曾博得了很高的聲譽。但它只是一個時代激情下的產物，並不完備。歐盟使歐洲內部擁有二個層級的主權、決策、行政體制，即歐盟既有自己的選舉、議會、法院、行政機關和中央銀行，但各成員國也是完整、獨立的主權國家，各有獨立的財政、司法、外交、軍事政策，而社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並不互洽。歐盟沒有自己的軍隊，各成員國自有軍力，多數接受本國和北約的雙重指揮。如此，歐盟政治上是一個“邦聯”性質的政治同盟，經濟上是以歐元為工具拓展市場的利益聯盟，而不具備獨立、協調的財政、司法、防務政策空間，不能覆蓋成員國的全部事務，也就無法將其捏合成一個主體。這就為外部勢力的介入容留了空間。
隨著歐盟成員、歐元區、北約的三重擴張，也藉“全球化”的紅利，歐洲經濟一片繁榮，歐盟也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擴張中卻裹挾進了差異：政治上，鄰近俄羅斯的前華約國家調轉槍口，成為了戰略對峙的前沿。出於歷史情結和現時對俄羅斯的忌憚，其唯美國馬首是瞻。而脫離前沿的國家不把經濟衰敗的俄羅斯作為現時威脅，不願跟進；經濟上，歐盟內部分為西北歐、東歐和南歐三大板塊，前者經濟質量較好、社會發展均衡，中者屬於新興市場，體系尚不完善，後者則福利超過財力，債務過高；軍事上，東歐壓力大，但裝備、作訓落後，依賴美國撐腰，西北歐和南歐遠離前線，壓力不足，不願以軍費兌福利；社會上，歐洲呈現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的分治區域，而因東擴、勞工移民和難民而來的穆斯林、非裔人口激增。全歐洲7.4億人口中（含俄羅斯1.4億人口），穆斯林已達1500萬，且本土籍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低，而非本土籍人口年輕、出生率高，伊斯蘭教已經在歐洲站穩腳跟；於外部，歐元與美元、英鎊存在著顯見的競爭，而北約東擴也刺激了俄羅斯的抗拒。
歐盟、歐元區、歐洲北約三者的成員國並不重合（26:19:28），使得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上難以達成統一、協調的政策，總是左支右絀，效用低下。在內部經濟平緩增長、外部環境相對穩定時，這些缺陷尚不明顯，而一旦內、外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些缺陷就成為了“止不住血的傷口”。
雖然意識形態上趨同，但歐洲與美國在諸多方面的見解、利益並不重合。1999年，在肢解南聯盟的行動中，多個歐洲北約國家沒有參與。2001年“9.11事件”爆發，歐洲部分國家參與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2001），但對其後的“伊拉克戰爭”（2003）積極性不高，被美國譏為“舊歐洲”——這與當時哈貝馬斯、德里達、艾柯等以意識形態更遷而論的“新、舊歐洲”不是一回事。
歐洲參與中東事務，除了該地為其舊勢力範圍外，核心原因是歐洲油氣資源短缺。在美國三哩島（1979）、前蘇聯切爾諾貝利（1986）和日本福島（2011）核電事故之後，歐洲民眾抵制核能，而“新能源”緩不濟急，迫使各國不得不尋求穩定、多元的能源供給。油氣主要來源於北海、中東和俄羅斯。前者尚不敷用，只有依賴向後二者進口，為此，在判定俄羅斯沒有惡意的前提下，歐洲願意與其妥協——這是歐洲與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最大的分歧。歐洲認同美國“均衡但內耗”的中東政策，但中東亂局並不符合其訴求，故其極力推進“伊核協議談判”（2006-2015）。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歐盟成員經濟質量差異大、財政紀律鬆懈、歐盟缺乏內部賑濟機制，暴露出的問題顯然比美國還大，危機中“歐豬四國”（PIGS）財政幾近崩潰，致使經濟問題向社會問題、同盟關係蔓延。為此，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2009），以限制成員國財政、福利的方式換取對其債務危機的拯救。否則，歐元市場就將崩潰，歐盟也就失憑而解體。
——早期的美國也是一個“邦聯”體系，在星條旗下各州相互競爭。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對“馬伯裡訴麥迪遜案”的判決（1803），確立了其擁有憲法解釋權、對國會立法、政府政令的審查權，從而將“邦聯”捏合成“聯邦”，意義深遠。歐洲法院只能根據歐盟法律裁定成員國的行為和糾紛，而對成員國的立法、行政沒有審查權。因此，歐盟只是歐洲的“周天子”。
接踵而來的“阿拉伯之春”（2010）導致戰亂不斷，中東、北非難民湧入歐洲，使其不堪重負。美國以頁岩油實現“能源自給”後，即退出“伊核協議”（2018），讓中東態勢複雜，以抬高油價、擠進歐洲市場。這加大了雙方的分歧。
在中國問題上，歐、美也不同轍。2018年，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中國是其第二大貿易伙伴。歐洲進入中國市場比美國早、且面廣，產業鏈接度更高，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口角外——新教歐洲講究意識形態，雙方並無現實利益衝突，因此中國市場對歐洲的意義重大。雖然《瓦森納協定》（1996）束縛了歐盟的手腳，但這與美國將中國設為“戰略對手”顯然不同。
經濟危機和難民潮疊加，讓英國選擇了“脫歐”（2016）。北海油氣田使其與歐盟在利益上並不一致，而更類近於美國。2011年人口普查中，英國白人比例為87%，且非白人新生兒比率高於白人2倍多。若接收難民，白人比例就將更低，到2055年或將喪失主導地位。為此，即便是成本高昂，英國也要“脫歐”。這讓歐盟從全球最大經濟體退回次席。
歐盟疲乏的原因是：（1）《馬約》並沒有消除本土散亂的民族主義意識，導致歐盟無力跨越“民族國家陷阱”。基於歷史記憶，歐洲小國對於法、德的強勢並不認同，也對當下法、德利用經濟優勢衝擊本土產業也多有詰難；（2）美國是主導歐洲的外部因素。美國向歐洲提供軍事庇護，諸多小國願接受其勢力，以平衡法、德的強勢。
既拉歐洲分攤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成本，又抑制歐洲的重新強大，是美國的戰略想定——“管家”不是免費的，其實是“太上皇”，而北約就是其把控歐洲的“牽牛繩”。為擺脫美國的牽引、消除民族性顧慮、向成員國提供主權級公共產品，以實現歐洲真正的“統一”，法、德領導人多次呼籲建立“歐盟軍隊”，以擺脫美國透過北約對歐洲的鉗制，但由於上述原因，也應聲寡落。
當2020年由新冠疫情、油價暴跌引發的全球性危機爆發時，歐盟應變能力弱、協調與處置能力差的缺陷暴露無遺。長期的“新自由主義”使歐盟成員國的財政潛力已被嚴重削弱，在疫情、輿情壓力下，相互封鎖、“打劫”、指責，缺乏統一行動，離心情緒顯著加大、並公開化。這迫使歐盟向意大利道歉。
歐洲央行則突破常識、置《里斯本條約》於不顧，連無抵押債券都收，已淪為了挽救頹勢、彌合分歧的“掃地僧”，歐元成了“止血貼”。貨幣放水只是鎮痛嗎啡，治標不治本。對“量化寬鬆”的爭奪又會讓成員國產生裂隙——看來，不是所有的掃地僧都是老法師。
現實地說，近30年運行下來，歐盟沒有達到多數成員國的期望。“歐盟將往何處去？”這是當事國和全球的大事。歐洲的強大，對於平衡美國的“獨霸”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目前只有其具備此實力。但危機會重塑世界格局，歐洲也不能豁免。其結果或將是：（1）歐盟解體、歐元崩潰，成員國形成西歐、東歐、南歐和中立國四個區域，政治上更依附於美國——這是美國的期望；（2）歐盟、歐元存續，但必須改革。改革力度、效用與壓力成正比，而未必是領袖、精英的想定。
上述二種變化中，歐洲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實現後者的先決條件，是歐洲內部跨越“民族國家陷阱”、摒棄垂死的“新自由主義”、統一認知。中國從東周疲弱到秦漢統一，歷時500年，打出了“大一統”的認知，中間也只是盟主稱“霸”——現代人不至於要重複一遍吧？
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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