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應該是指自30年前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之後至今的美國，但其起源應該從里根執政開始算起。
里根政府《經濟復興計劃》（1981）的主旨是開放自由競爭、刺激有效供給，舉措包括（1）市場側，對企業、個人減稅以刺激投資和消費，放寬跨界重組以提高資產效率；（2）政府側，控制貨幣發行以降通脹，部分公用事業私有化，削減福利預算求平衡；（3）海外側，依據1985年“廣場協議”，重訂美國與西方國家間的經濟關係，抑制德國和日本對美國市場的擠佔，鞏固海外美元；（4）軍事側，戰線收縮、以新技術復建軍力。同期，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撒切爾政府也在對經濟“去國有化”。如此，西方開始爬出政府過多介入市場運行與監管、邊際效益低迷的“凱恩斯麻木”和石油危機形成的“滯脹”陷阱——此謂“新自由主義經濟”。
里根-沃克爾（時任美聯儲主席）“府行聯手”，其經濟改革收到了顯著效用：（1）聯邦基準利率1980年12月年最高為22%，穩定了幣值，後逐步放低，1987年也維持在6.5%以上；（2）通脹水平從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6年的1.9%；（3）企業所得稅下降30%，個人高收入者所得稅從70%下降到63%，低收入者所得稅從14%下降到12%，而1986年財政盈餘299億美元；（4）美國的GDP的全球佔比重新由1980年的25%上升到1984年的35%（埃肯格林《大國興衰錄》，2015），里根時期標準普爾500指數漲2.3倍。沿著政策慣性，美國的企業、個人稅率持續下降，到1992年，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率為31%，而企業所得稅率為34%。
“沙漠風暴”戰爭和蘇聯的解體接踵而至（1991），驗證了美國內部10年經濟再造、技術進步的成果，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率領西方，主導全球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事務，並在制度、文化上帶來自信（參見F-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1989-1992）。冷戰“鐵幕”的消失、中國1992年重啟“改革開放”，世界市場的政治壁壘被拆除。隨著大量軍用信息、智能技術的民用化，迅速形成新興、高回報“高科技產業”，而對應地，市場也冗餘了大量重資產、低毛利率的“舊產能”。為了讓這些舊產能兌現為資本、利潤，以投入到高科技產業的競爭之中，於是“全球化”概念在美國興起，“產業梯度轉移”作為經濟結構合理性的依據，符合李嘉圖古典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理念。於是，資本、學術與政府合謀，把GATT改造成WTO，歐洲也熱情高漲地參與其中，一時間，以“金磚國家”（BRICS，2001）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成本窪地”成為西方經濟中最為熱絡的字眼。
和平、高科技和全球化的三重紅利，讓美國遠離了高通脹——不論是景氣還是衰退，克林頓政府得以適當提高所得稅率（約10%）、開放資本混業經營的門檻，促使產業、金融、信息資本進一步結合，帶來金融工具、產品的創新，提高了經濟總體效率，克服了前任累積的“高赤字、高負債、高利率、高匯率、高貿易赤字”的問題，贏得了回報，GDP平均增速為4%，失業率由7.5%下降到4%，個人住房擁有率達67.7%，股市則走出了13年的長牛行情，而財政開支中社會醫保、保險二項支出佔到了2/3。從《1993年綜合預算調整法》到《1997年平衡預算法》，2000年克林頓政府財政還盈餘了2800億美元。1993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興建“國家信息基礎結構的行動計劃”（NII）計劃，美國的“新經濟”躍然紙上
美國經濟、技術、資本輸出的繁榮局面，被2001年的“9-11事件”打斷。這既是800年來西方對抗、壓制阿拉伯世界、100年來以“民族國家”理念肢解穆斯林社會的結果，也是美國二戰後在中東拉幫結派、製造內亂的結果。為此，亨廷頓曾發出“文明衝突”的警告（1993）。在西方的擠壓下，中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組織，抵制西方價值觀，甚至以武力抗拒。美國視其為“恐怖組織”，“9-11”事件後，美國親自下場，在中東大打出手，即2001年打擊塔利班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打擊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並強行植入西式的“民主”政治。
這兩場戰爭都如同重錘打到了棉花上，花費高昂而沒有收益不說，反而讓伊斯蘭復興運動在穆斯林社會獲得了更為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各類組織更加細分、活躍，對社會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催發了當地的“阿拉伯之春”（2010）。起初美國還沾沾自喜，宣稱這都是自己打擊恐怖主義的成果，大力扶持，而其實這些政變組織大多是反對伊斯蘭世俗化的，是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以土耳其突厥派為背景，發動的三種不同的“顏色革命”，其力圖復建政教合一政權，清掃西方勢力和利益。中東政局的變幻，讓線性思維的美國人有些莫名其妙，因為外來者總是漠視當地人的民族主義情結。
——從1970年代初以來，美國的中東政策總是有投鼠忌器的色彩，那就是美國必須透過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來操縱世界經濟。但到21世紀初，隨著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非洲等國的石油出口蓬勃，OPEC影響力下降，美國操縱OPEC的效用也大減。“沙漠風暴”之後，美軍中央司令部（1983）由戰術級別上升為戰略常設戰區級別，美國的中東政策調整為確保當地各方勢力“對抗而不破裂”，以“溫水煮蛤蟆”的方式來消耗各方、遏制局勢惡化，為此啟動了《伊朗核協議》談判（2006-2015）。出於宗派情結和對美國的不信任，為應對相互之間的潛在威脅，沙特、土耳其和伊朗三方都在各自強化軍力，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而美國的中東政策卻成為了各方最大的束縛。不能公開、直接對抗美國，各方就暗中支持各種政治極端派別來“搞事情”，而這些極端派別的領袖也都志存高遠，自封的“哈里發”（神、俗領袖的合體）層出不窮。
在美國內，全球化帶來的低通脹、海外進取的勝利讓美國人的自信心爆棚，在資本的引導下，信用消費急劇攀升，而全然不覺墜入“資本稅收化”的陷阱。選舉成本日漸攀升，大量富豪轉投政界，甚至參政家族化，主導社會發展。在任期的刺激下，政府追求短期經濟目標的動力很足，但凡遇到政治、經濟、災害的波折或打擊，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應聲而出。2001年，隨著紅利效應減弱，為防止經濟衰退，小布什政府頒佈了《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協調法案》，將最高所得稅稅率從39.6%降低到35%，次年在“9-11”事件之後，又將資本利得稅率從20%降到15%，並將股息徵稅率從35%降到15%，同期聯邦利率13次降低，從2000年的6.54%降到2003年11月的1%——格林斯潘（1987-2006主理美聯儲）就是蕭規曹隨的代表，以刺激投資、帶動就業。在減稅、降息的雙重推動下，2002-2005年美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這對於資本發育、產業結構再造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也加速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二極化。
如此政策導致了美國公、私債務的雙攀升。產業形態的變化、避稅規劃的全球化，使得原來依賴數量型稅基擴張而增收的原理失憑，導致政府降稅不能促進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對於企業而言，如此便宜的負債正是擴張事業的好時機，否則就會被收購、被淘汰。開放金融監管之後，投資銀行主導了資本市場，各種新型金融工具、產品迭出，直接槓桿、間接槓桿層層疊加，資產價格日益上漲，包裹“毒資產”的資本更趨密集，最終迎來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
在金融風暴中，“拯救資本就是拯救經濟、就是拯救美國”就是美國主政者的行為邏輯，於是在資本橫屍遍野、財政、貨幣工具缺失的情況下，“量化寬鬆”（QE）橫空出世。政府通過選擇性支持，打包處置“毒資產”，淘汰舊產能、支持新經濟，助推了資本的集中。受困資本的“因禍得福”近乎是從印鈔機中白搶。這更刺激了精英們的參政熱情，因為“朝中有人好辦事”。
奧巴馬接任時，可用的財政、貨幣工具已經不多，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對GDP的比例已攀升為9.8%。奧巴馬必須另闢蹊徑。對內，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其推行“全民醫保計劃”（2010）以振興需求。為此，奧巴馬向資本讓步，繼續減稅（延長減稅期）、降息；對外，為了削減貿易赤字來鞏固匯率、維護幣值，美國著手退出WTO，另起爐灶搞出了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因為在國際貿易中，一個顯見的對手已經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國；在中東事務上，以“能源自給”政策來擺脫對OPEC的依賴；軍事上，從中東收縮，戰略上以中、俄為假想敵，其後架起了“印太戰略”，戰術上則追求“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比如2019年刺殺蘇萊曼尼，或扶持“代理人戰爭”。
美國參與WTO的先決條件是：必須由美國主導、制定世界政治、經濟運行規則。WTO雖屬合作性質，也能不例外於美國的“長臂管轄”。按照其初始構想，在美國製定市場規則之後，其負責探索、創新和制定標準，日歐負責提供新裝備、材料和工藝，“新興市場”則按美國的創意、日歐的裝備和工藝，負責生產、組裝、製成，而另一條線則是通過資本、知識產權作價，將利潤迴流到美國。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方案，其中美國只需賣A4紙、PPT就能發財了。然而，20年實踐下來，“全球化”帶來二個其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現象：
（1）內部，美國社會族群結構的改變。隨著美國資本向高科技“頭部產業”集中，“舊產能”大量外移、或競爭失敗而出現所謂“鐵鏽地帶”。而基礎性工作、低技能的服務則需要大量的壯勞力——包括“碼農”，於是松閘移民政策，致使美國族群結構發生鉅變。1980年代，WASP（指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族、清教徒）佔全美人口80%多，而2018年，WASP佔62.1%，拉美裔（佔17.4%）已超越非裔（佔13.2%）成為第二大族裔，社會中不同的信仰、習俗、互助混雜。同期，西歐則是穆斯林人口劇增。按照皮尤研究中心預估，到2050年，WASP將僅佔全美人口的一半，而族群差異導致的認同困難將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2004年亨廷頓再次警示《我們是誰：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
受制於“政治正確”，美國政治上不存在顯性的種族隔離，但社會中存在著顯見的貧富隔離，而族裔、財富的差分使得相互之間的教育、醫療出現了鴻溝。“頭部產業”集中了大份額的利潤，而“低端產業”雖然吸納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人均利潤貢獻較低，且產業重組加劇了職業競爭，很多人被迫向低收入崗位尋求棲身。伴隨其間的，是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基礎設施的持續下降。在極化的社會分層中，美國不再是“民族的熔爐”，而日漸成為非WASP族裔的“煎鍋”，其“美國中產夢”了無著落。在選票政治模式下，人口中族群結構、財富結構必將影響其政治走向。
（2）外部，中國的崛起。中國以其廣闊的市場、眾多而廉價的受教育勞動力、全民的勤奮、穩定的社會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來產業梯度轉移中最大的受納者，承接了大量西方的“舊產能”，GDP連續多年以高於10%的速度增長，在短短20年內，中國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2014年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測算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門類，國際貿易額世界第一，是世界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並在全球市場擴張自己的影響。其間，基於海量的市場機會，中國也湧現很多超越美、日、歐的創新。
美國看待中國的發展，並存著資本的獲利性與國家的競爭性——後者顯然超出了經濟層面。於其而言，如果中國只作產業梯度結構中的一環、且在其規則中“不出圈”，則樂見其成，畢竟很多美國資本已持續、高回報地分享了中國市場的成長。而當中國與其爭搶市場、力壓其國際影響力時，則不可接受。2010年美國的GDP僅佔全球的20%，而中國上升至9.5%，奧巴馬就直白地說：“如果10多億中國人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2011）——這顯然包含了國別歧視。美國首先是指責中國避繞WTO規則、或利用了政策漏洞、或是“剽竊”了其知識產權，其次是設定TPP、TTIP，以割裂市場來束縛、隔離、圍剿中國的經濟擴張。但兩洋四岸的差距巨大，要達成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共識、妥協殊為不易，該案終因民主黨落選大位而胎死腹中。
中國則不願、也沒有退讓，因為若被隔離，俄羅斯就是前車之鑑。面對國內經濟陷入“內卷化競爭”的態勢，中國對應性地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因為僅固守制造業一環、而不博取高利潤和市場主導地位，其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應戰美國的經濟圍剿，資本、產能、技術“走出去”是其必然的選擇。而為了保護其海外利益，中國軍力也將跟隨出海。
希拉里與特朗普的競爭，實際上是代表高技術的新資本與代表產能的舊資本對政治主導權的爭奪。這其中發生了有趣的政治立場逆轉現象，那就是歷來代表精英中產的民主黨向技術資本新貴們造勢，而代表資本的共和黨反而向“中產”的社會底層尋求選票。結果後者勝出。
原因是：自里根上臺以來，美國的所得稅率、聯邦基準利率持續下降，降幅累計高達到70%。此間，“機會均等”是不存在的，資本獲得了發育空間而緻密，沒資本的人獲得了“窗外的亮光”（虛擬機會）。其結果是：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國40%的財富，這是過去50年裡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狀況（合眾社，2017.12）。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美國的精英階層——包括資本家和大企業運營官，既操縱政府卸載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又在經濟結構優化、甚至經濟危機中攫取了暴利，以至於巴菲特都對自己的納稅率低於其秘書而感到尷尬。而歷史上，中國富裕的兩宋就是由精英逃責而亡的。社會貧富極化之後，那個承載著“美國夢”的中產階層則被抻長，以至分化，而脫離了建制派的慣性期許。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精英逃避其責任，那麼這個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必然湧動。特朗普正是藉此擊敗各路建制派而得勢。作為“舊產能”資本的代表，特朗普參選的本意是嗆聲現狀，對自己能過關斬將、最終贏得大位，並沒有充分的準備。這個沒有公共行政經驗、話不擇言的商人，不像諳熟政治套路的建制派政客那樣講究策略，而是把“美國優先”貫徹到其目所能及的各個角落，一如在其私有企業董事會上一樣，率直而不留情面，而罔顧其政策、言論的公共性、協調性、可預期性和穩健性，其周邊也圍繞著一群和他一樣的“暴脾氣的耿直哥”，這被其視為“執行力”。
當然，美國的資本智囊有其規劃。特朗普承諾“讓美國重新偉大”（MAGA）包含多重含義。對內，復興“舊產能”資本的話語權，讓代表選票的就業機會置於旗下，因此減稅而削減公共開支，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計劃”旋即被廢止。對外，用“美國優先”直接廢棄TPP、TTIP，用技術、貿易、投資壁壘絞殺中國，逆產業“比較優勢”原則，“圈養”美國製造業、完善產業鏈，提升其競爭力，間接讓中產階層增收，為此不斷施壓美聯儲降息。國際事務上，不斷“退群”逃避國際義務，鼓吹“修昔底德陷阱”論，將中國、俄羅斯架上敵手位置，列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並以此要價盟友——美國、乃至西方，雖然推崇獨立、自治，卻不懂得“因俗而治”合理性，更不懂得“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東方智慧和及其政治效用。
為了抑制特朗普的瘋狂，美國2018年的中期選舉立即讓他成為了“瘸鴨”——在選票式民主中，20世紀的歷史已提示世界：民粹主義往往具有難以估量、難以把控的力量。其他牽制、阻擾的言行、議案、法案也連綿不絕。但特朗普全然無懼，因為選票才是他的立身之本，而非農就業數據、股票指數走勢雙雙支持了他的自信。美國的“府院之爭”反倒成就了記者、評論員們調侃政客、做“劇透”的高光時刻。
轉眼間，2020年的大選來臨，特朗普依然是民調中的熱門人選。民主黨議員桑德斯宣佈參選，併發出新聲：“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美國”，令人耳目一新，響應者也甚眾，無疑都是社會底層。桑德斯解釋說他傾向的是民主社會主義，這無疑是用“左的民粹主義”來對抗“右的民粹主義”——美國的精英們就是如此解讀的，而社會主義必然帶來高稅收、收緊的銀根、高社會福利開支，這不利於資本的逐利，也損害了精英們的利益。於是，當眾多富豪參選者敗給桑德斯之後，民主黨即利用黨內“超級投票權”機制挖斷了他的參選之路。但建制派的拜登還有挑戰特朗普的實力嗎？民主黨不甘心，還想舉著舊刀再博一次——萬一成功了呢？
2020開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和原油價格暴跌併發，美股指數應聲斷崖式下跌、失業人口驟增，特朗普的“政績”頃刻間灰飛煙滅了。油價下跌是沙特和俄羅斯聯手唱的一出苦肉計，以打擊美國高成本的“能源自給”，給MAGA挖下了一個巨坑，而疫情讓近40年來美國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欠賬暴露無遺，“鐵腕治疫”的中國反而成了國際上的“白衣騎士”。特朗普先是淡化疫情，顧忌停工停產對經濟的衝擊，而美聯儲也是直接將聯邦基準利率降為0-0.25%，並推出“無限量貨幣寬鬆”。府行聯手，都是在保護資本。那這次危機會犧牲誰呢？全美、還是全球？但可以肯定，從印鈔機中搶錢的人已經躍躍欲試了。
前總統奧巴馬立即攻訐特朗普廢除“全民醫保計劃”的愚蠢，拜登則指責特朗普應對疫情的乏力。面對股價、油價和疫情走勢，特朗普有些焦頭爛額，先甩鍋給中國，後又改口，前言不搭後語。雖然病毒不分貧賤富貴，然而，資本並不保護所有人，千瘡百孔的市場化醫保體系保護的是精英們，底層民眾——主要是有色人種——承受了多數的死亡，中間層就只能自求多福了。看來，民情或將有變，民主黨從曾經絕望的民調中熬出了希望。但即便是其贏得2020年的大選，不用奢望，其政策依然是呵護資本，依然走在40年前開啟的、效用日漸萎靡的“新自由主義”的延長線上。
這樣的場景必然會動搖美國200多年來的“制度自信”，不禁讓人回望那個落選的桑德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美國”——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多麼順耳的一句話，但美國的資本家、精英們不同意。現實地說，一場戰爭、一輪經濟危機、乃至一次病疫都打不垮美國，只有美國社會內部的貧富極化、族裔撕裂才會打敗美國。而這次複合型危機之後，美國將不再是過去的那個美國，而世界也將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世界——基辛格如是說。
那麼，美國政治將往何處去？將白宮改換門庭容易，而改變美國的分級選票式民主，難。“舊藥治新病”，選民們，你們有什麼高見嗎？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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