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時期熱鬧非凡的"百家"紛爭中，最後是法家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商鞅變法的巨大成功使秦國從一個不被看好的西方"蠻戎"，一躍成為令東方六國談之色變的"虎狼之秦"；秦始皇在韓非子、李斯等法家代表的匡助下一舉殲滅六國，結束了中原地區持續數百年的分裂和戰爭狀態，卻也使自己"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的夢想，在他身後的二世就被歷史無情地輾軋。
秦滅六國順序圖
這使人們很容易想到，商鞅變法時為秦國頒佈的"法"，與導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秦始皇所奉行的"法"是一回事嗎？
"法家"與儒、道、墨家的分野
提到先秦時期的"法"，人們自然而言會聯想到"百家"之中享有赫赫威名的"法家"，進而聯想到法家的代表人物們，早些的比如齊相管仲，接著有楚國的吳起、魏國的李悝，以及在歷史的上影響最大的商鞅、慎到、申不害，和戰國末期的韓非、李斯等。
電視劇《大秦帝國》中的商鞅形象
法家與儒家、墨、道等諸家最大的不同是，儒、墨、道等關心的範圍都是"普天之下"，致力於解釋這個包括人在內的整個世界應當如何存在的問題，提出的也是全面性的主張，因此，反而因為其全面性的觀照，而難以解決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具體困難。而法家則專注於解決，在這個紛亂的大環境中，身系一國命運的君王應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問題。
此外，法家與儒家、墨、道等諸家還有一個不同，就是其他各家都是在各自的理論誕生之後，再邊向外界宣傳自己的道理，邊對之前的主張進行局部的微調；法家卻恰恰相反，他們是在不斷的實踐當中逐漸總結出了一套被後世稱之為"法家"的理論。
其實，在"百家"的大框架當中 ，很多內容都是後世為了方便研究，把原先不那麼現成和系統的內容逐一安排在各"家"名下，又被更後來的人們當成"本來如此"的東西，在腦海中固定下來。以法家為例，前文提到的從管仲一路到李斯的那個"法家"譜系，其實形成的很晚，而且被認為是法家源頭的管仲、吳起、李悝乃至商鞅，無一不是對當時所在的國家政局有深入影響的實幹者，而並非坐而論道的理論家。直到韓非子"橫空出世"，才對已經相當成熟的法家思想做了理論上的總結。從這個意義上說，
韓非子既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可以稱作是法家（理論）的創立者。
韓非子
法家前後期主張的分野
知道法家"譜系"中的那些人是由後人為了研究方便而排列起來的，我們便可以回到本文開始提到的拿個問題。使秦國強大起來的商鞅變法所推行的"法"，與使秦朝二世而亡的"法"是一樣的嗎？
1. 以商鞅為代表的"重法派"
這還是得從商鞅變法說起。我們知道，商鞅變法的理念承襲自李悝變法，但是將李悝的理念執行得更為徹底。他不但從根本上推翻了世卿世祿，把世卿原來享有的"特殊待遇"變為"及身而終"，解除了原來少數世卿對於國家政治權力的壟斷，為國君直接發動和管理庶人提供了條件；而且通過對爵制的改革，為庶人打開了一條上升的通道，使衷心為國君服務的普通人也能夠通過"軍功"來獲得爵位、減少徭役負擔，通過爵位的提升而躋身於受人尊敬的行列。
為了樹立法的威信，商鞅通過城門立木取信於民，彰顯了執政者"信賞"的決心；也通過對犯了法的太子的師和傅的懲罰，給民眾留下了"有罪必罰"的強烈印象。從此，秦國像拉滿的弓射出的箭一樣所向披靡，成為六國亂局的整合者。
城門立木
商鞅變法的巨大成功，與商鞅個人被車裂的慘烈結局形成鮮明對比。同時，還有一種質疑的聲音在拷問，如果法的地位高於王，為何不直接處理犯法的太子，而是由太子的師與傅替太子受罰？
商鞅沒有，恐怕也沒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是篤定的——法是商鞅制定並頒佈的，法的權威卻是支持他的秦孝公，也就是國君所賦予的，也就是說，王高於法。但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指出，歷代秦王大都守法，法高於王的主觀意志，也是秦國能夠迅速達到富國強兵的一個重要原因。
顧炎武
顧炎武的看法，與人們印象中對秦王一貫的絕對權威、獨裁專制印象似乎有所不符。但其實，這也正顯示了法家前後期思想的不同側重，以及後期法家思想對歷史的深刻影響。以商鞅為代表的前期法家，結合前人"變法"的實踐經驗和各自國家當時面臨的實際需求，樹立了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絕對權威，並且有國君本人來保障這種權威。一般認為，前期法家屬於重"法"派。
2. "術"與"勢"對法家初衷的背離
到了商鞅之後的慎到和申不害那裡，法家思想的側重點發生一些變化。重法的商鞅被車裂的慘劇使法家不得不思考，既然法不可避免要低於王權，那麼如何才能使發生在商鞅和秦惠文王之間的慘劇不再重現呢？說的直白一點，也就是在"法制國家"的前提下，如何安頓國君與法的關係，還不影響法的權威呢？
出身趙國的慎到，與出身鄭國的申不害，分別以重"勢"和重"術"聞名。
以慎到為代表的重勢派認為，為了使法的統治效果最大化，使人們對法的權威有一套穩定且可靠的信賴，君主應當著重為自己"造勢"，以"勢"將自己和普通人區別開來，以此為法的權威背書。君主越強勢，法的權威就越能得到保障。為了使法的效用得到最有效和最大程度的發揮，君主不應當以個人意志去幹擾法的統治，因為君主只要有作為，就有可能會犯錯；不但可能犯錯誤，更嚴重的是影響自己高高在上的"勢"，同時也就破壞了法的權威。從某種意義上說，君主成了法的象徵，成了不干預"人間"事務、高高在上地俯視人們的"神"。
以申不害為代表的重術派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們認為，為了保證國君作為法的來源的權威性，就不能讓人們很容易就把法琢磨透了，因此國君要重用"術"來使人們感到賞罰難測。一旦人們發現國君的賞罰沒有固定模式，就不會輕易挑戰法的權威。同時，君主也獲得了近乎絕對的自由。
到此為止，"重術派"的主張與商鞅變法時的初衷已經完全背離了。前者強調通過君主的神秘莫測來維護法的權威，實際上是君主在法外獲得絕對的自由；後者則主張以法來替代舊的封建制度，去安排人們的生產和生活。
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以自己的老師——荀子的"性惡論"為前提，在總結前人思想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刑名之術"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理論。儘管他強調君主應當以法為重，將法、術、勢進行有機結合，但從我國曆史的發展脈絡來看，自韓非以後，重術派的主張明顯獲得了歷代君主的實際青睞。
秦始皇藉助幾輩的積累和自己的雄才大略，在法家理論的指導下統一了六國；卻也因為對"術"的迷信，將自己親手締造的帝國早早地推向末路。無論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口號多麼響亮，我國君主專制歷史上"外儒內法"的實際統治傳統也是從漢武帝開始的，這個"內法"，其實就是後期法家強調的"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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