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烟台杰瑞集团高管鲍某明
4月10日，针对“杰瑞高管鲍某明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一案，全国妇联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目前已关注到此案，将在了解情况后采取措施并及时对外发布。
山东省、烟台市妇联也均对此事表示关注。“（相关举措）正在进行，我们也正在等公检法部门的结果。”烟台市妇联工作人员说。
女童保护专家、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建设研究院执行院长孙晓梅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建议，废除“14岁条款”、严惩加害人，同时加强女童性教育，提高取证意识。
呼吁废除“14岁条款”
《中国慈善家》：山东烟台杰瑞集团高管鲍某明涉嫌性侵14岁养女，强奸养女与强奸其他未成年人有何不同？
孙晓梅：首先应该确定法律上是不是“养女”关系。如果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就要查一查监护权问题和是否存在儿童拐卖。不管是不是养女，一旦查实，不影响定罪量刑，均属于情节恶劣。
《中国慈善家》：据受害人称，第一次强行发生关系是在其14岁后。舆论认为犯罪嫌疑人身为律师，是在钻法律的空子，你怎么看？
孙晓梅：他本身是律师会逃避很多责任，知道法律上的厉害关系。如果属实，更应该严惩。
《中国慈善家》：我国刑法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网友认为“14岁条款”应该废除了，定罪量刑的标准统一为18岁，只要是性侵未成年人都应该从重处罚，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孙晓梅：我认为应该废除，很多国家不看年龄，根据犯罪情节，只要性侵未成年人就会重判。
“取证难”亟待解决
《中国慈善家》：被害人去年4月报警，后因证据不足为由撤案，后又再次立案，目前仍在侦查。你认为警方处置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孙晓梅：取证难是一个客观原因，孩子小，不懂得什么是证据，提供的“证据”在法律上也不一定有用。公安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让女民警去给受害人做笔录，给孩子做笔录时，问得太细，是对孩子的第二次伤害。
我们国家对取证的研究不够，尤其对儿童性侵案的取证研究更是一个空白。我参加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一个培训，告诉孩子小熊也受伤了，让孩子对着小熊说，这样孩子和小熊聊天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遭遇就说出来了。
《中国慈善家》：去年常州的类似案件至今未有审理结果，您认为为何进度缓慢？
孙晓梅：女童性侵案要是没有专业人士介入，让公安民警取证，本来就很难。如果有专家，很可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包括孩子说的是不是事实。否则，很有可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
取证难也和对儿童的性教育有关，如果是性教育到位，小孩子就有这种取证的意识，就会加强这方面的自我保护。
重判加大犯罪成本
《中国慈善家》：国外也时有名人奸淫幼女案件曝出，在法律保护和防范措施上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
孙晓梅：重判，加大犯罪成本，这是很多国家的经验。很多国家都有专业的儿童保护队伍，做好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才去补救。在政府部门有一个咨询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来咨询，它不是热线，也不是信访，是一个专业的儿童保护机构，对孩子的隐私保护也做得很好。
《中国慈善家》：事发后，受害女童的心理创伤如何去修复？
孙晓梅：心理修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孩子不是马上就能忘掉的，应该让她脱离原来的环境，再进行心理干预。
《中国慈善家》：应该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避免其受到性侵？
孙晓梅：比如对女童的保护方面，每一级教育部门都要知道自己辖区有多少女孩子。有女孩子突然不来上学了，都要弄清楚去向。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女孩初中还没毕业，人就不来了，辍学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更要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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