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第一個禁酒令成文法來自於中國。
《酒誥》成形於商末周初。這篇禁酒法令是針對新封在衛國的“康叔”所作，衛國是原商朝統治核心區域，此地民俗民風大多以酒為樂，周公特以《酒誥》的形式告誡康叔切不可放縱飲酒，誤國誤己。
嚴格限制只有祭祀時才可飲酒，切勿酒後喪德。第二，飲酒之時約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將無醉”。第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勸誡國人減少釀酒，愛惜糧食。從《酒誥》可以看出，這個禁酒令立法目的有兩個：一是防止誤國，二是保護糧食。
糧食緊缺一直是19世紀之前禁酒運動的主要推動力。從社會史角度來看歷代“民食”問題，政府起的調控作用僅僅是使用行政手段保證百姓在溫飽線上下徘徊，而不至於激起民變，無論是限田制還是均田制，所有的土地政策僅僅是用來保證社會穩定和政權的有效延續。糧食的供需穩定大過一切，因而釀酒作為糧食的非食用性溢出部分，歷來都受到政府的嚴格管控。 如文穎在《漢書·文帝紀》中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這對般百姓足以起到威懾怍用。到了北魏，文成帝曾下令：民間私自“釀黏飯（即釀酒）皆斬之”。南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六月，因長江下游水患頻仍，宋文帝是月斷酒。五代後漢，凡私自造酒者，即處以棄市（殺頭後棄屍鬧市以警他人）。
清初，隨著人口急劇增長，人田矛盾日益突出，糧食問題越來越受到統治者重視。禁灑禁曲開始作為一種干預糧食消費的政策納入到宏觀經濟的調控中。清代首次全國性禁酒政策始於乾隆二年（1739），是年五月，乾隆帝針對生齒日繁民食日艱的嚴重局面，專門諭令直隸等江北五省嚴行禁止造酒，指出：“五省燒鍋之事當永行禁止，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官員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即行定議具奏”。
唐初，為了固統治根基，繼續推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和租庸調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允許公私兼營鹽鐵木等山澤之利。自高宗、武后時期起，土地兼併全面抬頭，均田制日趨廢壞，均田農戶大量流失，租庸調農業稅收受到沖蝕，官俸、軍費等財政支出很難保證，國家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安史之亂爆發後，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相繼淪陷，國庫盡失，使國家財政基本陷入崩潰，收支矛盾愈加尖銳。在內外交困下，增闢農業稅收之外的其他財源成為迫在眉睫的大事。
針對大規模日常消費品的的禁榷制度應運而生。禁榷是指中國封建帝制時代政府對一些利潤豐厚行業從生產到銷售的壟斷性經營，也稱為辜榷或榷。《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中釋“榷”字之義，曰：“榷，謂專略其利。”按顏師古解釋：“榷者，步渡橋，《爾雅》（這是中國第一部詞典）謂之石槓，今之略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 榷酒制度並非唐王朝與生俱來的經濟制度。立國初時基本上繼承了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的官私酒業共存政策，一直到代宗朝才發生重大變化。史載廣德二年(764年)十二月，代宗敕令：“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數年後，又對此敕令做出補充規定：“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 與榷酒制度相互補充的是德宗朝推行的官酤制，“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京師官辦酒坊外的釀酒行為皆為非法。自建中二年(781年)五月打響的削藩戰爭很快將國家財政拉入深淵，每月一百多萬貫的軍費支出迫使政府極盡征斂搜刮之能事，釀酒之利再次引起統治者的垂涎。如果說榷酒是一種官方特許經營制度，依舊允許民間資本參與釀酒；官酤制則是徹頭徹尾的官方壟斷經營，釀酒業的國進民退給唐後期國家財政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益。歷史上最著名的禁酒令則是1919年美國頒佈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和伏爾斯泰得法案（Volstead Act），該系列法案1933年被第二十一修正案廢止，這也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被廢除的憲法修正案。
這場禁酒運動起源於18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前後美國掀起了一場社會福音運動。社會福音教派，如浸信會、長老派教會、衛理公會等，強烈反對正統基督教所宣揚的預定論，指出所有人的靈魂均可以得到救贖。它強調真善論，認為人可以做到至善至美。實際上，這場宗教運動就是一場社會改良運動，社會福音教派通過佈道的形式，向人們宣揚宗教和社會改良思想。與其它教派相比，福音派教會更關心世俗，牧師們號召教徒關注社會問題，在社會活動中淨化自己。
他們對飲酒、教育、婦女和奴隸制度等社會問題十分關注，並組成不同的協會，從事社會改良活動。對於飲酒問題，福音派新教徒宣稱，聖靈不會拯救沉酒於酒精的酒鬼。他們還指出，酒類零售商向人們出售威士忌酒，從而破壞了安息日的規矩，酗酒使男子喪失了贍養家人的義務。在他們看來，反對酗酒是一場正義與邪惡之間的鬥爭，禁酒就可以幫助酗酒者得到拯救。最早的禁酒組織大多集中在新英格蘭地區，例如1812年成立的馬薩諸塞制止酗酒協會（MSSI）及1826年新教代表成的美國禁酒協會等。
除了宗教勢力，女權主義者也在禁酒運動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通過的第十四憲法修正案，賦與了黑人同白人一樣的投票權，這意味著廢奴運動的全面勝利，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中，女性群體起到了主力作用；同樣地，女權主義者也極力地投入到禁酒運動當中，她們強調，酗酒是造成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她們主張禁酒改變男性的行為，是為了保護孩子們的成長環境，也是為了使得女性可以在家庭裡擁有與丈夫平等的地位。
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成為當時最大的婦女組織，他們同社會福音派教會一道將禁酒運動推向高潮。當然，女權主義運動最終的目的是爭取女性的政治權力平等，但這直到禁酒令之後的第19次憲法修正案（承認婦女投票權）才得以實現，女權主義者們算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如果禁酒屬於日神式的理性和文明，那麼廣大沐浴在酒神精神裡的人民則在無數次禁酒運動裡發揮著自己無窮的智慧。毫無例外，歷史上的任何一次禁酒運動最後都陷入到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大臣的反覆勸諫下，由唐德宗推行的榷酒制度在興元元年正月明令停罷，當月發佈的《奉天改興元元年赦》雲:“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乾隆頒佈禁酒令僅十天，刑部尚書孫嘉淦便抗旨上疏，謂“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其理由是燒酒用高粱等粗糧，燒酒價賤而民樂買，禁燒酒不但粗糧委棄無用，不利蓋藏，反而有礙積貯。禁燒酒後貧民收入減少而支出大增，不利民生。
如果公卿之怒還說明不了問題，那麼俄羅斯人民則用戰鬥精神向世人詮釋了什麼才是永恆價值。1985年5月戈爾巴喬夫頒佈《關於消除酗酒的措施》後，隨即導致全國性的食糖短缺。人們大量搶購白糖在家裡私釀白酒，鄉村的私人釀酒坊更是遍地開花。 這種私人的燒鍋技術設備簡單，甲醇和雜醛無法過濾，對人體的損害很大，但這絲毫不影響俄羅斯人的飲酒熱情。含酒精的古龍水和鞋油也開始作為日常飲料的補充，攜帶大量乙二醇防凍液的米格25被人們親切的稱為“飛行的酒館”，而R-2短程彈道導彈裡的高濃度酒精燃料更是高級將領和援中專家才可以享用的高級飲品。 美國人沒有毛子這樣勇敢，但想出的點子卻更加高明。根據《禁酒法案》，葡萄種植者可把葡萄榨汁，以葡萄汁或濃縮果汁的方式出售。如此一來，美國的種植農就想到了一個賣酒的好方法：他們先將葡萄釀造成不含酒精的“葡萄酒磚”，讓消費者自行儲藏發酵成葡萄酒。只需在包裝上貼上警告，提示消費者私自制作葡萄酒是違法行為，生產者便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有意思的是，受20年代新文化的衝擊，美國婦女對禁酒的態度發生了始料不及的轉變。新的社會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都市摩登女郎們將飲酒視為對傳統的挑戰，是展示女性個性與男性分享權利的絕佳機會，禁酒則無疑讓女權主義者失去了權利主張最好的道具。
隨著地下酒館和婦女飲酒文化的悄然興起，爵士樂、飲酒、性開放和舞會不僅成為一種時尚，也成為新女性增加個人收入的重要渠道，婦女與禁酒運動牢不可破的紐帶就這樣破裂了。在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和自由主義崛起的浪潮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反禁酒的隊伍裡。
1933年，這場“神聖實驗”終於在羅斯福手中壽終正寢，享年14歲。閱讀更多 文刀白水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