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導語

16世紀末的東亞地區,火器已經廣泛傳播,這種殺傷力更強的兵器被迅速投入戰場。在平壤之役中,交戰雙方均配備了多種樣式的火器。這些火器不但反映出當時中日朝三國的實力,也能看到他們對於西方火器的態度。

明朝與日本在火器與毒氣中的刀光劍影

平壤戰役涉及中、日、朝三個國家。明朝軍隊在這場戰役中不僅動用了多種攻城的火炮,而且還對這些火炮進行改進,增強了殺傷力和機動能力。朝鮮官員李德馨在向朝鮮國王彙報平壤之役戰況時,就提到了明軍火器的使用情況:在平壤城被攻陷之時就能看出,平壤雖是金城湯池,但是日本憑藉佛狼機、虎蹲砲、滅虜砲等器為之,朝鮮軍方亦無奈何。其中佛狼機、虎蹲砲、滅虜砲等火器,由於體形龐大,不便運輸,就像刀劍須有手柄一樣,這些重型火器的運輸需要大型車輛。為此,明軍使用戰車來增加其機動性。戰車的使用,也給明軍壯大了聲勢,如《再造藩邦志》記載:日本軍在戰爭中缺少糧草,再加之軍內瘟疫流行。而明朝則運送過來虎蹲炮等重型武器裝備,把大炮立在江邊,明朝軍隊的聲勢也逐漸壯大了。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明軍除了使用各類火炮之外,還用到了火箭、毒氣等新式武器。宋應昌在《經略復國要編》中提到了明軍對火箭類火器的應用:李如松在城牆外佈設鐵蒺藜數重,暗設虎蹲等炮而列兵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煙蔽空,倭眾昏眩,而明朝軍人各含解藥蟻附而上,日本軍隊潰不成軍。日方的記述中也提到了這一點:李如松益用大砲火箭,毒煙蔽城,聲勢難擋。

日軍的火器則以鳥銃、礮矢為主。日軍的鳥銃精準度高,平壤一役甚至擊中了多位明軍高級將領,其中就有明朝提督李如松被日軍擊中過馬腹,其弟李如柏被擊中過盔頂,大將軍吳惟忠中鉛洞胸等記載。除鳥銃外,日軍的礮矢也是很猛烈的,礮矢是一種輕型火炮,形似箭,灌入火藥,威力卻遠甚於弓箭。而且日軍也用到了釋放毒氣的火器,明軍提督李如松就曾因此受傷,李提督的戰馬被鳥銃擊死,換馬馳戰,觸冒毒火,鼻孔血流。並且他也因此留下了後遺症,被火毒衝薰後,在回國的某一天突然暈倒,多名醫生都救治無效,不久後便須發皆白。

雖然在各方史料中,沒有明確提及日軍在平壤之役中使用有毒的火器,但我們依然可以從現存的史料中發現蛛絲馬跡。明軍使用毒煙等有毒火器是毋庸質疑的,但李如松受到毒氣傷害卻不是明軍的火器造成的,因為明軍對於本國的毒煙是有解藥的。前面說過,普通的攻城士兵都會含服解藥,作為明軍的高級將領定然不會沒有本國的解藥。另外根據《宣祖實錄》記載,平壤之役發生之時,盛行西風,而李如松的所處的位置正好在平壤城西面的七星門,所以明軍的毒煙也不會被風反捲回來。因此可以判定,日軍也具備有毒的火器。至於朝鮮方面,無論是李朝的國家軍隊還是平壤城內的朝鮮偽軍這場戰役中都沒有使用火器的記載,故在此不作討論。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重型火炮壓倒輕型火銃

在平壤之役中,交戰雙方的火器可以說是各有專長,日軍銃類火器威力驚人,而明軍則在炮類火器上更勝一籌。在戰鬥中日軍的鳥銃鉛子,飛下如雨,中者無不立斃。還有鉛彈一枚而穿透二人者的記載。僅僅一枚鉛子就能夠打穿兩個人,足以說明日軍鳥銃有著驚人的穿透力。而且,明朝人也承認日本的銃有著獨到之處,何良臣在其著作《陣紀》中就曾提到:鳥銃出自日本,而明朝的火銃不敢連發超過五銃,因為會內熱起火,但日本的火銃卻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襲何良臣認為日本的火銃要比明朝的火銃更為精良。在這一點上,朝鮮人也認為鳥銃是日軍的一大長處。但在炮類火器的運用上,明軍則佔絕對優勢。

李德馨在向朝鮮國王彙報戰況時,詳細地交代明軍的火炮使用情況以及其威力:明朝憑藉虎蹲砲以滅虜砲等器。據城平壤城五里之外,就能諸炮齊發,持紅白旗而出的日本軍人,盡數僵仆。虎蹲炮聲如天動,火光燭天。辰時接戰,巳時就已經佔據了平壤城。可以看出,明軍的各類火炮威力巨大,相隔甚遠都能感受到其威力。在火炮的壓制下,明軍僅用了一個時辰就結束了這場攻城戰。

朝鮮國王還曾詢問臣下,明軍的火炮和朝鮮本國的火炮相比如何。朝鮮大臣認為明朝的火炮之強盛,一齊施放時,如天地裂破一般。朝鮮的火炮在種類上、威力上均不如明軍。並且明軍的火炮形制多樣,做工複雜,不容易仿製。明軍火炮齊發,則聲勢浩大,威力驚人。朝鮮國王不僅讓大臣將明、朝兩國的火炮進行對比,還讓大臣就明、日兩國的火器進行對比分析:認為日本的銃雖能四面俱發,但聲勢渺小。明朝的炮火,如天崩地裂,山原震盪,不可狀言。並且攻城拔寨之時,明朝的火炮所觸之物,立即裂破,無不焦爛。並且明朝火炮僅憑聲勢,就可以做到不戰而勝了。兩相對比,不難發現,這場戰役中日軍的火器在連發性上不如明軍,威力也難以與明軍相抗衡,所以連朝鮮國王也不禁發出明軍可“不戰而勝”的感慨了。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火器反映出中、日、朝的軍事目的

雖然在一場戰爭中所使用的兵器不能夠折射出一個國家的軍事水平的全貌,但卻能從側面反映出這個國家的戰略思想和對新式武器的重視程度。就明軍的兵器來看,佛郎機、虎蹲礮這類的火器,都是針對日軍和戰爭形勢裝備的,是攻克堅城的首選武器,所以說明軍的兵器裝備體現了其趕走日本侵略者,恢復朝鮮舊地的意圖。

日軍的鳥銃等都屬於進攻性極強的兵器,這在日本進攻朝鮮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壬辰倭亂爆發之前,豐臣秀吉定下的戰略目標就是“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長驅直入大明國”。為了實現日本的侵略野心,進攻型的兵器必然是首選。但隨著明軍的援朝,日軍開始轉攻為守,平壤之役就是在明軍入朝後日軍打的第一個防禦戰。從兵器上來看,攻守之勢相易使得日軍的兵器難以發揮其優勢,這也是日軍在平壤之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平壤之役以前,朝鮮國承平日久,不重視更新軍備。再加上朝鮮國內黨派鬥爭嚴重,相互傾軋,以致於耽誤國事,國力衰弱。在軍事思想上更多的是隻求自保,維持現狀。所以,朝鮮軍隊戰鬥力較弱,兵器則以其熟練的弓矢為主。雖然朝鮮也具備一些火器,但就性能而言比不上日本火器,朝鮮官員柳成龍感慨道:日本兵善用鳥銃,而朝鮮兵只有勝字銃筒,與之不可相匹。就更比不上明朝的火器了。面對日軍的先進武器和強大的戰鬥力,朝鮮在壬辰倭亂前期節節敗退也不足為奇了。

軍事文化影響軍事實力

在對待新式武器的態度上,三國也各不相同。明中葉以來,隨著歐洲勢力的東漸,西方的先進火器也傳入東亞地區。由於當時東亞的明、日、朝三國對西方先進科技的態度不同,先進火器的流入對明、日、朝三國的軍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明朝政府面對西方火器的傳入,很快將這些新式武器裝備在軍隊中,並不斷進行改造。以平壤之役中明軍所使用的“佛郎機炮”為例,《明史》記載:佛郎是明朝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稱呼。佛郎機也是在嘉靖八年,由明朝右都御史汪鋐言開始鑄造,並被用來駐守邊鎮。正德末年,葡萄牙的船舶停靠在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因此得到了一枚佛郎機炮,此炮用銅所鑄,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並貯子銃五枚置於腹中。施發可達百餘丈遠,所擊之物輒糜碎,因此非常利於水戰。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而日本在吸收西方的火器技術之後,在16世紀50年代到17世紀初,在不斷的軍事鬥爭中,逐漸改良了火器的性能,製造出了以鳥銃為主要代表的常規火器配備,走輕型火器的發展道路,並且在不同的戰爭實踐中,突出強化了對抗實用性特點,即靈活機動、射程較遠、打擊精度高。

而朝鮮之前使用的火器多是從明朝獲取,面對西方的新式火器,起初並不十分重視。1590年,朝鮮首次接觸日本的新式武器鳥銃,卻不以為然,朝鮮曾獲得過日本的鳥銃槍刀等物,卻把鳥銃置於軍器寺。直到被日本入侵,壬辰之亂爆發,朝鮮才認識到日本鳥銃的強大威力。

“平壤戰役”中日朝三方火器,代表了當時的軍事文化態度

結語

據明、日、朝三國在平壤之役中所使用的火器進行比較分析,日、朝兩國的火器製造水平要略遜於明朝,無論是種類還是殺傷力方面都與明朝存在一定差距。在對兵器裝備的重視程度來看,明朝和日本都注重兵器裝備的更新換代,把最先進精良裝備給軍隊。而朝鮮則忽視軍備,以致於造成八道盡失,三京陷落的慘劇。在戰略心態上,明軍的選用剋制日軍的兵器,表明了明軍打退日軍的決心。日軍裝備眾多進攻型兵器,其侵略野心表露無遺。而朝鮮的兵器配備,體現更多的則是一種安於現狀和自我保護的心態。所以“落後就會捱打”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再鑑於清朝末年的鴉片戰爭,不難看出,只有在吸收先進的思想文化,不斷髮展自身的前提條件下,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自強,進而才能屹立於世界。

參考文獻

《陣紀》

《明史》

《宣祖實錄》

《再造藩邦志》

《經略復國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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