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平臺：文化上市公司
文公使命：讓文化為資本領航
WX ID ：CulturalCompanies
楊佳續
英國利茲大學表演與文化產業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科技融合。
張海燕
博士，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文藝理論、文化產業管理 。
摘要：基於當前國內社會語境，逐步實現文化產業體系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十分必要。其策略建構基於文化產業發展、公共文化服務、促進文化消費和文化治理建設等的賦能場景和迫切需求，以分析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策略涉及的四方面內生邏輯：文化消費、創意經濟、文化治理創新和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及以基層文化機構為核心的橫向縱向創意耦合體系，提出圍繞政策、資本、技術、法人、轉化、參與六方面進行文化雙體系融合 發展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實施路徑。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正全方位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明確指出：“高新科技的廣泛應用催生文化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的深刻變革”，並以“提升文化科技水平”為核心，要求深化文化發展各方面的科技應用水平。[1]隨著《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科技創新規劃》（2017）《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2017）和《文化部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2017）等政策的出臺，文化發展進入以數字技術賦能為主要特徵的新階段。技術賦能不僅助力建設“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兩大任務，更為探索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提供 必要基礎。著名文化經濟學家露絲·陶斯（Ruth Towse，2010）認為，“過去十年中，與盈利與非盈利組織供給相關的文化政策由對贊助藝術的特殊關注向更廣闊的文化產品及服務視域的轉變顯而易見。”[2]西爾維婭·賽迪塔（Silvia R.Sedita，2008）也指出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藝術學院在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3]中國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兼具歷史淵源、基礎定位、動力需求與現實可能。[4]其直接服務於文化產業發展、公共文化建設、現代文化治理與公眾文化參與等在內的文化現代化建設，致力於實現中華文化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進一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崇高歷史使命。
一、策略提出：技術賦能與實踐需求
基於當前社會發展情景，與文化場域相關的先進技術體系可理解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為體系核心的先進計算技術，主要表現為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的運用具有基礎性和全局性的特點，但其核心運用在於參與創意生產而實現“機器創意”，從而實現文化生產場域的根本性變革。二是計算服務技術，主要表現為雲計算，旨在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效能。三是高水平信息技術，主要表現為5G和物聯網技術，旨在倍增傳輸效率，拓展數字空間。四是展示體驗技術，主要表現為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全息投影技術等，旨在塑造擬真體驗，服務文化傳播。五是先進生產技術，如3D打印技術、高精度複製技術等，旨在促進多元生產、提升產品品質。先進技術體系的具體應用雖然在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中略有差異，但均賦能於各文化建設次場域中，既是雙體系融合發展的要求，又為其提供基礎。
在文化創意企業領域，先進技術賦能於創意生產場景。“科技能有效提升創意的產品轉化率，讓創意落地。”[5]一方面，技術演進背景下直接或間接地實現創意生產的消費者參與，初步構建文化產品的創意閉環體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下的“機器創意”也直接或間接提升創意生產效率。同時，先進技術也賦能於業態創新場景。先進技術的有效應用催生文化創意產業新業態的湧現。其本質在於基於技術演進建構的新興商業模式、管理模式和產品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文化資源轉化的價值。這既體現於傳統文創業態藉助數字信息技術實現轉型升級，特別是文創產品體系的提質增效，更通過拓展可管理創意的應用方式實現新興文化行業的永續建構。這種業態裂變和跨界融合深刻推動了文化創新和社會變革。[6]
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先進技術賦能於文化服務場景。首先，先進技術可直接提升公共文化機構的服務效能，不僅通過技術升級拓展服務範圍，提升服務質量，也通過技術創新供給新興公共文化產品。技術應用程度與效果已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估的重要部分。以“摩爾定律”為代表的技術成本降低趨勢，不僅為公共文化機構的技術應用增量，也提升技術融合的質量以推動公共文化產品升級，最終實現跨時空情境下公共文化服務的精準供給。另一方面，先進技術可直接促進公共文化機構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建設。在技術賦能場景下，數字化建設不再是單一性文化資源數字化轉移，而是基於保存、展示、教育、創造等多維度的數字化轉化與活化應用，最終將其融入文化創意生產的在地網絡。此舉最大限度提升了文化資源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並有助於構建公共文化機構與特定文化資源的品牌效應。
在公眾文化參與領域，先進技術賦能於需求滿足場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與公眾選擇和公眾行為呈強正相關關係，且文化消費是影響家庭收入和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量。[7]雙體系融合背景下的公眾實現文化參與者與文化消費者雙重身份的統一建構還原公眾以“文化人”的社會學假定。由於技術平臺的發展，“用戶為中心的理念形成了文化生產、傳播和接受的大眾性創造、民主性消費方式。”[8]在此背景下，公眾的文化參與呈現主體化、數字化、碎片化、跨時空等特點，具有社交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特徵。技術賦能下的文化參與不僅滿足公眾娛樂、審美、學習等基本文化需求，更滿足其自我表達、身份認同和自我實現等進階文化需求。同時，先進技術下的文化參與具備即時性並由於生產數據可追蹤分析而具備價值屬性。文化需求在其生產與滿足的再生性過程中，實現社會性質的邊際效益遞增，而文化產品消費的邊際效益遞增速率與文化產品生產效能的遞增速率差隨技術演進而遞減。
圖1
先進技術賦能於文化生產場域的同時也使諸多問題凸顯，既由於文化生產效能躍升導致傳統文化生產場域矛盾激化，又表現為技術賦能情境下文化生產場域面臨新的風險與挑戰。
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問題最為顯著且迫切。首先，私人文化產品供給依然難以充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雖然技術賦能使文化產品數量增加、種類豐富，但其質量堪憂，文化精品難以湧現。關鍵之一在於文化資源開發與轉化低效、無序且缺乏科學管理。[9]一方面，文化資源轉化中單一主體性消弭文化資源轉化的多維利益訴求，從而降低轉化成果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文化資源轉化主體的創意生產、創意管理和創意應用水平低下，導致文化資源轉化脫節於時代、市場、產業、場域。其次，特色文化產品同質化、生產機械化等問題未能有效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我國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發展失衡下的資本逐利性，在區域文化產業資源集聚有限的情境下，特色文化資源的破壞性開發和地方創生性的缺失。在此情境下，特色文化產業“失去了其應有的文化擔當和普及文化價值認同的天然責任。”[10]最後，文化產業雙效失衡，社會效益難以有效實現。與經濟效益相比，社會效益具有間接性、複雜性、長期性等特點，且難以有效評估。在技術話語的虛偽參與下，具備逐利性與週期性的資本在高度複雜的文化產業場域中一旦喪失理性，極易導致文化產業社會效益的忽視與損失，進而失去其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基礎。
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問題也亟需解決。首先，傳統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悖論形成的客觀阻礙依然明顯。該悖論指以“政府失靈”為主要表現的公共文化產品生產者、供給者與消費者信 息不對稱導致的資源與產品浪費。公眾的公共文化參與意願除受時空限制外，也受文化產品質量影響，原因在於公共文化資源相對有限的社會情境和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公眾文化參與的時空限制和公共文化產品質量與消費意願的強正向關係，需要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範式的有效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尚處於事業體系到服務體系的轉換過程中，實現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尚需時間。[11]其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數字化建設存在問題。一方面，各區域及各行政級別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數字化建設，因特定社會情境差異而處於較長時期的博弈進程之中，缺乏橫縱向標準化合作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國家推動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數字化建設的標準化進程處於實驗與試運行階段。以上原因均導致數據孤島問題凸顯，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最後，當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難以完全實現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國人基本文化權益主要包括文化享有權、文化傳播權、文化管理權、文化選擇權、文化參與權與文化創造權。[12]在過去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部分文化管理權與文化創造權尚未有效實現。雖然其受制於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文明程度，但如何適應社會發展趨勢，以公共文化參與為切口有效實現文化管理賦權與公共創意參與，依然缺乏相關思考與實踐。
文化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也面臨重重阻礙。首先，“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二元對立的思維藩籬不利於文化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困難重重的根本原因在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文化場域轉型的大部分缺失，進而導致二元對立思維定式固化。隨著實踐的發展，學界也形成了傳統“文化事業”概念重構的研究趨勢。基於當下社會情境，“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區分具備一定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應深刻反思計劃經濟時代的“二元對立”既否定了協同與融合的可能性，也否定雙源依存的文化組織與文化機構存在的合理性。而具備法人資格或準法人資格的第三部門缺失，也難以實現現代文化治理體系的多中心範式。其次，融合發展有利於縮小文化創意產業水平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顯著墮距。此墮距大多表現為由技術墮距作為根本因素導致的基於文化區隔的公眾文化資本差異。特定情境下，文化創意產業社會效益實現和公共文化服務促進文化消費的有效程度，較大程度取決於特定公眾的文化資本。雖然文化雜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當前居民文化消費與文化參與均表現為基於經濟基礎差異的文化區隔。文化經濟學視角下的文化區隔，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公眾私人文化消費與公共文化消費邊界鮮明，並且缺失跨階層的文化互動。這既不利於城市化背景下市民化的文化認同與身份建構，也容易形成精英主義的泛濫，並無益於公眾文化參與。
二、策略設計：內生邏輯與核心構成
結合上述分析，順應技術賦能下的場域變革，構建現代文創意化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協同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十分必要。此舉符合國家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客觀趨勢，在最大化技術文化賦能效果的同時，助力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場域升級。基於文化生產、文化消費與文化治理等的現代社會文化體系由政府、公眾、公共文化機構、文化企業等為核心主體所建構，並隨著技術賦能實現其網絡化互動，進而成為文化建設動力機制。基於文化科學的理論視角，實現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融合發展具備堅實的內生邏輯，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需求與文化消費的升級為融合發展提供外在動力。首先，融合發展突破消費結構固化的限制。基於兩者本質與表徵的關係，文化需求轉化為消費行為的關鍵在於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的統一。社會各群體的文化消費能力與文化消費意願的差異化導致文化產品消費結構差異化。但在文化區隔向文化雜食的轉向中，固化的消費結構對持續提升的文化滿足形成阻礙。因此，促進融合發展以降低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的耦合成本及淡化個體文化產品消費的公私邊界，更有利於文化需求的實現。其次，技術賦能下的文化消費升級創造新興文化需求，與過去相比文化消費的場景性、體驗性、媒介性、共享性更為明顯。社交媒介情境的文化消費已成為個體身份建構與自我表述的重要方式，因而呈現出細分化特徵且必須通過公共場域予以建構，進而作用於更加細分的亞文化生產。雙體系融合發展下文化生產場域的網絡化形態，相對於傳統場域下公共性與私人性的阻隔更為高效。
第二，技術賦能的文化治理創新為融合發展提供客觀基礎。首先，先進技術應用極大地提升文化領域的政府治理能力。這體現於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建設，文化產業精準治理，文化市場監管即時化與可視化等，且有益於政府治理精度與效度的耦合提升以應對更為複雜的社會情境。近年文化大數據建設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建設逐步推進，文化創意產業體系處於技術演進引領的深刻變革之中。文化領域各主體不斷深化技術應用也倒逼政府基於先進技術提升文化治理能力，進行融合發展的文化治理。其次，先進技術的逐步應用促進文化機構參與文化治理的主體性建構，從而提供雙向融合的動力基礎。一方面，技術賦能對公眾文化參與的有效轉化和以技術標的為導向的公共文化機構績效評估，成為公共文化機構變革與發展的兩大動力，這要求其必須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博弈並以法人治理改革作為手段。另一方面，和歐美髮達國家相比，中國當代文化產業生命週期尚處於成長期，其創意轉向的技術依賴根深蒂固。以此形成的文化產業新興業態與因應政策的文化墮距客觀存在並引起部門間的潛在博弈。為延長墮距週期以實現創新的私人效益最大化，文化企業或其代理必然主動參與文化治理進程。
圖2
第三，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特徵為融合發展提供重要前提。首先，文化創意產業的強外部經濟效益已成為普遍共識並深刻運用於區域經濟轉型升級、城市更新、社區營造等。這種強外部效益屬性正向，對各社會群體具備普惠性，因而更容易獲取在地社會支持，從而直接降低區域文化生產要素的集聚成本和地方文化生產網絡的建構成本。其次，文化產品雙重屬性導致的文化創意產業社會效益與公共文化機構的職能、願景與使命，一定程度上存在交叉融合。戴維·思羅斯比（David Throsby，2011）指出，“我們需要銘記的是，許多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事實上都是混合商品，他們兼具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雙重屬性。”[13]文化產品不僅承擔意識形態的國家功能和文化權益的公民功能，也承擔社會團結的社會功能。最後，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建設高度依賴文化資源的有效轉化。作為文化產品生產核心的可管理創意（Manageable Creativity）的生產過程就是文化資源轉化的過程，從屬於文化生產與再生產。作為文化資源載體的公共文化機構在現代文化創意產業體系中愈加重要。
第四，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側改革為融合發展提供內在需求。首先，融合發展提升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效能。公民文化基本權益保障應在實現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性”基礎上，融入特定社會情境並符合社區文化建設、城鄉文化建設和區域文化建設的基本規律，並以此結合總分館制進行供給以確保公共文化產品的特色化、多樣化及供給精準化、多元化。融合發展確保公共文化產品生產體系的有效延伸和區域文化生產網絡的有機整合，超越政府公共文化產品採購範式的三方對立，既有利於實現雙體系的資源互置以互利共贏，又切實服務於人民群眾，促進公眾的文化參與、文化消費和創意參與，以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群眾主觀幸福感。其次，融合發展有利於公共文化產品多樣性。由於信息技術與政策規劃的有機結合，技術賦能背景下的公共文化產品供需聯繫更為緊密，甚至可以“識別各種群體乃至個人的文化需求。”[14]融合發展不僅實現公共文化機構自身的產品供給多樣化，更實現了社會參與下的供給主體多元化。
基於先進技術的賦能場景，要實現文化產業體系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就必須專注於核心的創意體系建構與發展，即創意耦合。“耦合”（coupling）一詞源自物理學，指能量從一個介質傳播到另一個介質的過程。所謂創意耦合，是指以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導向的可管理創意，由雙體系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轉移以進行文化生產與供給的進程。技術賦能下創意耦合本質是充分發揮各文化治理主體的創意比較優勢，最大化社會文化生產的經濟與社會效益。技術賦能背景下的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應在文化治理的框架下構建以基層文化機構為核心的橫縱相通的創意耦合策略。主要方式為以實現創意資源的優化配置為目的，圍繞特定公私文化產品體系進行基於雙主體或多主體參與的模塊化項目合作。技術賦能既為文化生產祛魅以明確創意的核心屬性，也將創意由個體發想的簡單情境引向社會屬性的複雜場域。文化產品的經濟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均依賴創意建構文化產品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當下文化內容的生產，已經不再是企業一方的行為和責任，而是充分利用多類主體共同創意完成的結果。”[15]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社會情境下，作為生產要素的創意經由可管理化實現文化次場域間的自由流通，而融合發展的各主體都處於可管理創意的生產進程中。高效互通的可管理創意體系不僅提升生產效率，更通過創意流通實現創意客體效能的最大化。
創意耦合的縱向策略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宏觀層面構建文化雙體系發展的國家文化創意產權數字化平臺體系。創意平臺體系的建構必需依託文化大數據平臺、公共文化雲平臺等在內的國家級文化數字化建設平臺，實現國家級文化平臺間數據共享。國家創意數字化平臺的建構應結合現有各地文化產權交易所網絡，立足可管理創意的基本形式，服務於文化資源數字化成果共享、知識產權交易、文化領域PPP項目管理等，實現公共文化資源與私人文化資源的跨領域、跨地域、跨行業合作，打造服務全社會的“公共創意數據庫”並進行迭代升級。
二是在中觀層面構建基於區域雙體系融合發展的創意治理體系。作為區域文化治理的核心，政府在區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應貫徹“創意治理”理念。由於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治理處於發展階段，創意治理的實施與推進宜內化於區域文化政策之中，特別是區域文化產業政策和區域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各治理主體也應當更加註重創意人才、創意產權、創意管理、創意行政等問題與困境，通過參與區域文化治理博弈，推動區域文化管理體制和區域文化政策發展。創意耦合的創意治理要求實現基層創意網絡的有效運行。除監管外，政府文化部門負有鼓勵和幫助基層創意網絡建立與維繫的責任。
三是構建文化雙體系基層組織互動的創意網絡。此舉既是創意耦合縱向策略的核心，也是創意耦合有效實現的基礎。蘭格（Lange，2008）等學者通過研究柏林文化治理髮現，“創意生產不僅發生在一個特定的地點，而且其生產者還構成空間，即通過不同形式的社交互動，構建創意生產空間。”[16]換言之，創意網絡為創意生產提供前提，而創意網絡的建構往往與創意生產同步。基層創意網絡呈現顯形和隱形的混雜態勢。顯形的優勢在於網絡的建構與維繫更為長期而穩定，劣勢在於嚴重依賴公共支持；隱形的優勢在於靈活、多樣，更適合小型協會或企業，但其網絡建構則較為脆弱。[7]結合世界各主要城市的發展歷程，基層創意網絡與公共文化設施存在城市空間集聚的高度契合性，囊括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多因素集聚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區的單因素集聚，為創意耦合的實現提供空間基礎。
創意耦合的橫向策略主要包含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即創意基礎策略。文化資源指文化產品生產運用的不同表現形式的文化特質的集合，文化資源的表現形式也具備多元化特徵。文化資源不能直接用於文化產品生產，必需以文化產品為核心進行分析、篩選、歸納、創新的創造性轉化，最終形成可管理創意。文化資源轉化與創意生產一體兩面，文化資源轉化水平決定可管理創意的質量。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的被動性和轉化主體的單一性決定其缺乏創造性，既導致文化資源活化利用水平有限，又導致其難以融入創意生產網絡。而創意耦合策略下的文化資源轉化，藉由項目制框架下的雙主體或多主體參與，實現文化資源生產與再生產的永續性。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體系的技術參與具有先進性、高效性和務實性，在降低轉化成本的基礎上確保文化資源的高質量轉化，塑造其活化利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資源轉化的多主體參與既確保創意內容生產的藝術性與本真性，又拓展創意形塑的多樣性與可能性。
二是創意傳播的社會參與，即創意互動策略。技術賦能情境下，公眾實現文化消費者與文化參與者的身份統一，其實質是文化認同先於文化消費邏輯，且文化認同與消費行為呈現顯著正相關關係。文化認同可以進行客觀測量，且基於當前社交媒介情境呈現為分享互動。因此，創意傳播的社會參與具備雙體系與公眾間的創意互動性質。圍繞特定文化產品的創意耦合在公共場域特別是數字媒介公共場域中實現受眾的有效融合，其構建的多元化面向也有利於引發受眾的數字媒介參與，提升文化產品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線上線下整合的創意互動在實現有效傳播的同時，也具備創意參與的客觀屬性。在傳播過程藉由知名度提升而實現創意增值的同時，創意公眾的自我表述，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創意生產。
圖3
三是創意元素的跨域流變，即創意遷移策略。創意遷移所屬主體差異性導致進程差異性。一般而言，由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創意遷移較為容易，其原因在於可管理創意運營機制較為完善且管理水平較高。由於部分可管理創意的公共文化資產性質，由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向文化創意產業體系的遷移相對困難。創意遷移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即作為文化資源遷移和作為應用對象遷移。前者的跨域流變程度高於後者，且多發生於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向創意產業體系的遷移進程中。因此，在生產公共文化產品或其衍生品的框架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創意遷移中必需處於主導地位以確保跨域流變的合理進行，避免意指失效和意義流變的新舊衝突。
四是創意價值的公眾評估，即創意篩選策略。縱觀世界主要文化創意集聚區的產業外延，在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均提供高效的創意篩選服務。雙體系融合發展下創意篩選的本質意涵是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單一或多元主體為組織者，以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為手段，就可管理創意進行受眾評估，並向文化創意產業體系推介或提供參考信息。創意實踐可以實現創意篩選效能的多維提升，技術賦能既通過跨時空的受眾整合實現創意篩選社會參與的最大化，又通過先進技術的篩選效果分析輔助創意篩選。
五是創意信息的分析共享，即創意反饋策略。針對特定創意進行科學分析是創意管理的基礎，也依賴於反饋信息收集的信度與效度。反饋主客體的差異性導致針對特定創意的反饋差異性。創意耦合下的反饋信息收集兼顧公眾參與者與消費者及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身份，使特定創意的信息反饋具有立體性和多面性。雙體系的信息共享服務於各體系下的創意信息分析體系，既是進行資源置換的重要構成，又有助於創意耦合項目的永續開展。
三、策略實施：融合發展的體系路徑
在技術賦能的背景下，融合發展的實現需要特定體系結構的支撐，關鍵在於政策體系、融資體系、技術體系、創意體系、轉化體系與參與體系。各體系依託文化治理主體發生效能並實現融合發展的有效整合。
第一，構建科學合理的政策體系是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針對政策體系與文化創意的關係，文化經濟學家弗雷（Frey，1999）否定了既定體系對於文化創意的絕對性阻礙，認為“損害創意的體系或許在其他方面間接促進了藝術創新。”[17]因此，融合發展需要對既定體系進行改革而非顛覆，即政策體系建構應內嵌於十三五時期的文化行政框架。首先，政策體系應基於縣域核心實現精準服務。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的核心在基層，需進行縣市級區域文化行政的革新。基層文化行政部門在弱化與摒除“行政消解治理”過程中實現融合發展體系的在地化、精準化與高效化。[18]其次，政策體系要求基於公共資源統籌項目管理。融合發展的政策落實必然要求文化行政部門成立專門機構統籌管理與服務。項目管理需要藉助信息技術實現項目的全過程管理，重點在於項目開展前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審批及效果評估審核。評估與審核機制應重質輕量，完善週期性項目的退出機制。最後，政策體系應通過並行政策優惠，激發雙向動力。為促進融合發展進行的政策優惠應針對雙體系並行實施，但需根據現代公共 文化服務體系和現代文化創意產業體系的規律進行政策激勵。雙向動力的激發應結合區域文化發展的客觀情境通過微觀政策調整進行配比。
第二，構建靈活創新的資本體系是融合發展的必然前提。首先，應立足項目實現雙性質資本的合理配置。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必然涉及公共資本與私人資本的有機整合，私人資本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資本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破除阻礙的關鍵在於明確公私資本的邊界。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應立足核心項目並實現流程化、標準化和系統化，最終形成公私資本的合理配置。在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項目設計中，可有效滿足私人資本合理訴求，但必須確保文化價值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其次，應鼓勵文化發展基金會的建設。專業的基金會可以實現資金管理的專業化、合理化和透明化。基金會作為社會資本代理機構參與雙體系融合發展實現資本性質的有效補充，既通過拓展靈活性為多樣化的項目運作提供資金保障，又通過專業管理實現有效融聚。最後，應建構開放、健康、自由的資源要素流通體系，最大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對稱，以避免市場壟斷；應不斷完善文化領域招投標機制，通過建設高級別的信息平臺鼓勵雙體系內各主體跨地域、跨行業展開合作。
第三，構建協同迭代的技術體系是融合發展的內部支撐。信息資源橫向交互的價值並非簡單共享，而在於分析成果的共享和整合，降低技術應用成本並服務於公私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各文化治理主體必需實現自身技術體系的協同迭代，避免技術墮距與體系不兼容造成的資源浪費。首先，應根據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行技術規劃。技術迭代速率具有內生差異，並呈現出企業、公共文化機構、政府的差序格局。應結合國家文化科技發展態勢，構建各級政府組織下的文化科技發展聯席會議，進行技術發展規劃的協同制定。應構建技術指導機制體系，其核心在於依託文化創意產業體系技術發展的領先地位，協助提升技術應用的專業精度和設備管理的專業程度，實現技術互通與協同迭代。政府應鼓勵文化企業在雙體系融合發展的框架下進行先進技術實驗。最後，應構建技術管理培訓與發展機制。應基於融合發展的技術體系平臺廣泛開展文化技術領域交流，開展相關培訓，提升技術能力與工作水平，重點為基於技術賦能的數據分析體系建構與數據分析成果轉化兩大方面。
圖4
第四，構建符合國情的法人體系是融合發展的客觀要求。法人治理制度既是發達國家文化事業發展的普遍方式，又是實現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效能提升的必然手段。首先，應繼續深化法人治理制度試點工作。2017年9月，中宣部等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計劃於2019年至2020年由點及面深入實施。實施過程中應避免一刀切與同質化。其次，探索傳統理事會制度的改革與發展。一般意義上的理事會制度表現為理事會、監事會與管理層三方協同制衡的治理結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理事會建設應有所創新。一方面應實現黨委會嵌入情境下的理事會制度優化以更好的發 揮黨委作用；另一方面應確保理事會成員深度融入在地文化場域的產官學網絡中。最後，應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化。隨著政府治理理念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文化行政部門需要進一步實現“辦文化向管文化”的轉型。在原有的“產官學”基礎上，文化領域的政企關係、政館關係、政學關係亟需發展升級，以適應日益深化的融合進程。
第五，構建互通高效的轉化體系是融合發展的根本動力。文化資源轉化體系的建構程度深刻影響融合的高度，需要公共文化機構與文化創意企業深度合作。首先，應進行文化資源轉化。以創意內容為線索既避免轉化資源有限情境下的管理失序及成本浪費，又避免 文化資源轉化成果的應用風險。因此，線索確定應成為核心命題。其次，應以創意服務為手段促進文化資源活化。創意服務指公共文化機構面向社會各界的創意賦能或公共文化服務。作為公眾導向下文化資源活化的伴生產物，創意意涵賦能與公眾創意促進一體兩面。一方面，創意賦能兼具促進公眾參與及文化資源增值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實現公民文化創造權的同時，也有益於文化意義的社會功能實現。再次，應以創意技術為動力提質文化資源數字化。傳統文化資源數字化忽視了現代數字文化生產體系中數字聯通與數據生產的重要意義。先進技術參與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拓展維度，既為數字文化資源的多元化提供必要基礎，又為公共文化機構的技術迭代提供有力支持。最後，應以創意產品為載體實現文化資源品牌化。基於特定文化資源的文化產品生產符合文化資源再生產的基本規律，即實現原有審美價值和意義表徵的拓展和延伸。基於特定文化資源的文創產品雖然參差多態，但均源於符號體系與意義體系。文化產品的深度審美必然涉及文化資源的“光暈”並對其“本真性”進行認知建構。文化資源的品牌化建構即是其社會認知的縱向加深與橫向拓展。
第六，構建互利共贏的參與體系是融合發展的外在動力。公眾參與既是文化發展機制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發展程度的客觀反映。首先，應通過優化項目設計提升參與粘性。一方面，項目設計的創意進程需要實現文化價值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項目策劃需要切實有效的粘性提升方案。可通過引入、升級和改造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獲得相關的數據信息。其次，應基於媒介融合理念實現精準傳播。以傳統媒介為特徵的大眾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已難以全面服務於現代化導向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因此，以媒介融合和分眾傳播為理念兼具重要性和必要性。必需基於社會群體差異性以媒介融合為理念制定有效的媒介策略。這既需要受眾細分，又需要藉助先進傳播技術。最後，應通過惠民機制鼓勵公眾反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要求實現文化惠民的提質升級。文化惠民不僅應作為提升公眾文化福祉和促進公眾文化消費的重要方式，更應肩負促進公眾文化參與和公眾文化反饋的重要使命。公共文化產品和私人文化產品應通過文化惠民機制的有機內嵌獲取高效的公眾反饋。應廣泛開展合作，基於當前的試點工作經驗和具體社會情境，探索更有效的文化惠民嵌入機制和反饋機制，並探索設計科學高效的質性與量性反饋體系。
本文首次發表於《文化藝術研究》2019年第3期，第016-024頁，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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