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文的氣色相當好，面放紅光。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在獄中呆了7年的人，而且已經52歲。
談起入獄前自己為法輪功、李洪志所做的事情，王治文不斷強調自己的法律意識淡薄，為法輪功痴迷者的言行感到惋惜，對“4.25”給國家和政府造成的負面影響感到內疚。“我們確實得反思啊！”2006年9月，王治文在獄中說。
王治文至今也不太明白，李洪志當初為什麼選他負責同各地聯絡，組織辦班。
那是1993年8月。“他（李洪志）跟我說了說。我感覺比較簡單，就是辦班。讓我做我就做唄。至於什麼原因我不太清楚。”王治文說，“因為我練功比較認真，可能是他對我這方面比較瞭解。”
王治文是和李洪志接觸較早的人之一。“90年李洪志還在練，但是他沒有往外傳。個別的才往外傳。有人向我推薦了一下。”王治文說他很感興趣，找機會接觸過法輪功後，經人引見，和李洪志見了面。
王治文是很注重身體健康、很愛好氣功並較早練習的那一類人。
為李洪志聯絡辦班是義務的。“因為當時我的地址在雜誌上登過，這樣，一些氣功組織想和我聯繫就通過信函。”王治文說，他跟想辦法輪功學習班的地方就具體事宜商量好後，轉告李洪志，李洪志再專門帶幾個人過去講課。辦班收取的費用一般是4、6分成，外地拿4成，李洪志拿6成。這個錢王治文不沾邊，是有專人管著的。而且，他為此產生的信函和電話費也是自己掏的。
因為辦班，王治文和各地法輪功組織建立了聯繫。王治文也正是利用這一條件，向地方法輪功組織傳達了“4.25”行動方案。
“4.25”圍攻中南海的直接原因，是法輪功練習者在天津師範大學未達目的。1999年4月，天津師範大學主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上，刊登了何作庥院士的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法輪功》。對於法輪功的負面報道，練習者們不能接受。他們紛紛前往天津師範大學交涉。“但是交涉最後（學員）不太滿意。我們知道這件事情以後，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談一談把事情解決。看來事情也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王治文說，“大概4月20號，這件事那去的人也就比較多了。”法輪功練習者沒有達到目的不罷休，而天津師範大學又不退讓。這時的王治文他們不知該怎麼辦了。
王治文在談這些事的時候，雙手有時會在一起搓一下，但語速一直很平穩。
“大概在4月22號吧，李洪志就（從國外）回來了”王治文說，“我跟紀烈武就（天津）這件事也談過，4月22號，我們就這個事再商量商量，他（紀烈武）也沒多說，就去了李洪志家，這才知道李洪志回來了。”
當天早上9點多鐘，王治文與紀烈武來到李洪志北京的家。“去了以後，一看這件事情也比較重要，我把前因後果，我所瞭解的情況給他講了一下。反正李洪志對這件事情的發展也比較關心吧。”王治文說，“當時我還著急上班，把這個反映完後我就回去了。”王治文離開時是早上10點半左右。
“當時這件事沒有定啊，沒有定。”王治文說，“但是情況呢我想李洪志已經瞭解了，我也認為這件事我反映上去了，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因為這個我也定不下來呀！”
“到4月22號晚上，（天津那邊）事態就比較激烈了。那邊就確實驅散一些人吧。”王治文說，“這個事一發展的話，當時有那麼一個說法：北京這邊那大概就是定下來了吧，採取一種方式，去中南海反映一下。”
“4月24日早上，北京有個輔導員會議，李昌、我、紀烈武后來也去了。會上完事以後做了一些安排，當然李昌的話他做總體安排。我把所瞭解的情況跟他們說了說。之後李昌安排了像這麼一個行動吧。”王治文說，“然後各區縣的輔導站那兒，就把這些事情安排下去了。”
王治文負責和各地的輔導站聯繫。“聯繫的話主要就是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吧。廊坊、石家莊，有的地方也打電話了。像唐山也打電話了。講的話就是把簡單情況說一說，北京這些到中南海，把事情反映反映。如果你們那兒能安排的話也可以去，這個地點是中南海，時間是4月25號早上大概8點鐘左右吧。”王治文說，“其他事情是李昌他們具體安排吧。”
“4月25日這天，按照事先的說法，我們到姚潔（法輪功組織又一骨幹）家，她又安排了一個地方。李昌的話，當時和那現場，有聯繫吧。紀烈武和李洪志那邊又通話聯繫。”王治文說，“李洪志是什麼時候走的那裡我並不知道，以後聽說是4月24號走的。大概是啊，我也不太清楚什麼時候走的。因為我以後就彙報一次情況，就和他沒有再見面。”
王治文一直在“4.25”現場。“當時中南海也出來了一些政府官員啊瞭解情況。什麼情況，這些學員他們都很清楚嘛，就希望瞭解情況比較多的人能和他們談一談。”王治文說，“後來呢，大概就是幾個人吧，5個人，作為一個代表吧就去了，我也參加了。”
“當時和一些有關人員把我們的想法談完之後，他們也提出他們的一個看法吧：一個是像這種人員這麼多到這個地方聚集以後是不可以的，希望我們協助把人員疏散一下。我們幾個把這件事情呢簡單地討論討論。最後我們決定按他的要求，大概是晚上11點半左右，人員全部撤走。”王治文說，“這就是我們當天的情況。”
“（4月22號）當我講完（天津）這些情況後，也想聽聽（李洪志）他的一些事情，他的一個決定吧。”王治文說，“當然（‘4.25’）這件事情最後也是由（李洪志）他來決定的，別人誰也定不了這個事情！”
5月1日前後，王治文所在單位以值班、出差等形式，有意讓他離開過北京。所以，李洪志對“4.25”的反應王治文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反正也大概知道一些，聽說李洪志對這種方式不大滿意，好像是說沒有見到政府領導人啊，也沒有一個結果，只是反映一下情況。”王治文說，“按他的意思，反正是聽他們說啊，希望是能見到總理啊！”
1999年，王治文因犯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組織利用邪教組織致人死亡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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