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話劇《蘇東坡》中的蘇軾農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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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東坡北返途中儋州著裝★
★黎化感慨寫進廉州贈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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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兒過嶺今七年 晚途更著黎衣冠
“我帶著兒子翻過大庾嶺，到現在已有7個年頭了，在這晚年返回的旅途上穿著的是地道的黎家服裝哈！”宋元符三年（1100）七八月間，大文豪蘇軾（蘇東坡）貶居儋州三年後遇赦，由海南島北返至廉州後，不禁發出這樣感嘆，並把自己早已黎化的穿著習慣寫進贈友詩中。他到儋州貶所不久，便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才兩三個月就有了黎家人裝扮。東坡一生，因身份變換和性情使然，有過朝服、道服、農家服等各種不同的穿著，既反映他生命不同階段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價值追求，也體現了他所處朝代服飾文化形態方面的“理性美”，尤其是他晚年對黎族衣帽的情有獨鍾，既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他豪邁個性和注意情義的體現，同時彰顯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點開☞
A 俚俗相安：北歸仍是居儋生黎裝
從宋紹聖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登上海南島，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返，在瓊剛好三年時間。他得以“苦雨終風也解晴”，是因為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僅25歲的哲宗皇帝駕崩，其弟（神宗第11子趙佶）徽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
四月，詔令範純仁等一批前朝被貶的“元祐黨人”徙內郡，東坡在列，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由於路途遙遠，五月移廉告命才送達桄榔庵。東坡六月中旬離開昌化軍（今儋州中和鎮），別海南黎民，如遠遊般“忽然跨海去”，於七月四日到達廉州貶所。
東坡約在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消息。哲宗趙煦是他的君親，也是他的學生，兩人有割不斷的君臣師生關係。但因是罪官，東坡不敢作輓詞，只在北歸途中所寫《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中，表達其悲痛和追憶哲宗的複雜感情：“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初得消息時，東坡便遵製成服，以示非常尊重。成服即盛服，舊時喪禮大殮之後，親屬按照與死者關係的親疏穿上不同的喪服，叫“成服”，它與三週年以後的“脫服”、“除服”相對應。雖然不知哲宗的葬禮日期，但是東坡還是要為哲宗把祭服穿一次。由此可見，他已不在意哲宗曾把他一貶再貶的詔令，對哲宗也無絲毫怨恨。
逢新朝遇赦自是一喜。他除了依依不捨在海南結交的朋友，還一時間捨不得放下在儋州的衣著習慣，北歸途中仍著“蠻荒之地”的日常裝，一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這在他於廉州得到歐陽晦夫所贈接羅琴枕，立即回想起儋耳生活，所寫的《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一詩中清晰可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腳渡水須花縵。
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汍瀾。
歐陽晦夫是東坡恩師歐陽修終生摯友梅堯臣的門生，時為石康令。梅曾在晦夫離開時作詩送行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東坡和弟弟蘇轍青年時隨父入京走訪中，梅也寫詩稱兄弟倆為鳳凰。轉眼40年過去，現兩鳳相逢廉州，都已鬚髮皓然，難怪東坡感慨“如夢寐”，兩人握手淚流。晦夫送琴枕等物，以匹紙求字。七月十三日，東坡給晦夫所藏老師的送行詩後題跋，還給其寫居儋所作的《乳泉賦》。接到朝廷“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居住”的第二道赦令後，東坡離開廉州，晦夫送行時又要熱情饋贈，東坡婉拒。
在廉期間，不僅相敘長談，東坡還三次為晦夫賦詩，可見兩人感情深厚。所以，他在詩中道出自己貶過大庾嶺已有七個年頭，這次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帽，雖然有些怪模怪樣，也不怕老朋友看見。東坡所言理由也頗具趣味，因為故人到不了那個蠻荒偏遠之地，反而能使俚俗相安。言下之意，也有表明自己性恬安，能與世俗的、民間的一些物事相融。蘇轍在給他的詩作《和子瞻新居欲成》中也勸導過“隨俗”和隨遇而安，“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
從詩中的“藤帽”“花縵”判斷，東坡著的是生黎裝。《番禺雜編》載“生黎人用藤織裹頭”。《西域記》曰：“西域國人，首冠花縵，身衣瓔珞。”黎人為海南島土著居民，古有生黎、熟黎之分。長期居住在密林深處而不受官府管理者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編管者為熟黎。《儋縣誌》等地方誌均載稱，生黎之巢在人跡罕至的化外之地：“中盤黎峒，峒有黎母山，諸蠻環居，號黎人。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號生黎。耕作省地者，賦而役，號熟黎。”
生黎所服之衣冠怎樣？《太平寰宇記》載：“海南風俗，男子則髽首插梳，帶人齒為瓔，飾績木皮為衣。女人以五色布為帽，以斑布為裙。”生黎沒接受漢人文明影響，也不結茅而居，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餘裡”，還“各有洞主”，史籍載古時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貝布為衣，兩幅前後為裙，掩不至膝，椎髻額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
東坡沒有記載文身和穿樹皮衣，衣冠不一定完全如古籍所載相同，但其著裝毫無疑問是按黎家形制。他自己數次在詩文中道出，接觸的多是黎人，衣著習慣差不多也已完全黎化。從中也可知東坡貶居海南，在“黎、蜒雜居”的儋州各種環境惡劣，不僅如史書所稱“蓋地極炎熱，而海風苦寒”，是個“非人所居”、中原人士所謂“十去九不還”的絕地，而且當時黎人“以巫為醫，以牛為藥”不良習俗難改，他在《移廉州謝上表》中言“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實非誇張之語。
B 御冬有衣：黎族樵夫饋贈吉貝布
東坡到海南可說是前生定，跟黎人有奇緣。到儋州第三個月，也就是當年9月的一天，他在城裡閒逛，遇到一個從山中背乾柴來集市賣的黎人。這或許不是他貶居海南島接觸的第一位黎人，但卻因為他的妙筆，使之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光彩照人的黎胞形象。
這位黎族樵夫，從來沒接觸過詩書禮樂，也不知孔子、顏回和漢民族的文化傳統，他是獨來獨往的，對於東坡們所謂的榮辱得失是絆他不倒的，而且一到暮晚鳥飛獸散，他也就只管朝白雲繚繞的家裡跑了。他雖形體枯槁，卻精神完好。東坡簡直被他迷住了，想和他說幾句話，卻言語不通，指手劃腳了一番，彼此還聽不懂在說什麼。而最有意思的是，對方始終盯著東坡的衣帽發笑。事後，東坡非常激情地在《和陶擬古九首》其九中詳細記錄了此次奇遇：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
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
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
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
問答了不通，嘆息指屢彈。
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
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讓東坡頗感意外的是，樵夫的神情和手勢，似乎說其是貴人，像臥龍棲鳳蹲伏野草，為其流落到蠻荒之地生活而驚訝。而讓東坡百感交集的是，萍水相逢的這位黎族山民臨別還慷慨送他一件吉貝布，提醒說今秋海風大，冬天一定會很冷，讓他身體別受凍。這位黎山野民該是多麼純樸、善良和真誠啊，讓東坡強烈感受到了一份敬重、溫暖和黎家人特別的深情厚義。
樵夫的怡然自得，讓東坡羨慕，他的靈魂高潔，讓東坡震撼。這位被東坡稱作“幽子”的黎山樵者，雖未留下姓名，卻一直為後世所注目和熱議，有史家認為他是位住在深山的老翁，也有學者在著作中稱是黎家小夥。無論是老者還是青年，都堪稱黎族一位優秀代表，他不僅有善心，還非常有見識，能看出東坡是落難的貴人贈吉貝讓製衣禦寒，而且頗懂天象物候，看風大便知季節變化。
東坡父子居儋，不止一次得到黎胞贈衣。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老秀才符林等一群人來桄榔庵找東坡喝酒，共慶歡樂節日。質樸的鄰居們，以節日為由施惠，不僅自攜餐具，帶來豐盛的酒食，還帶來了吉貝布。蘇過為父親與眾鄰交往感到高興，也很感慨久違的熱鬧場景。聚餐一結束，他就急著通過紙筆告訴遠方的兄弟，在《已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一詩中，他不僅寫了自己的感受，而且寫明有佳鄰贈衣迎寒：“檳榔代茗飲，吉貝御霜風。”
初到海島時，東坡多次為“衣食住行”的“衣”而憂。他到儋州當月所寫的《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序中，開頭即不無辛酸地寫道“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後來離開海島時，憶起初來時的擔心和窘狀，他還在《移廉州謝上表》中言：“食無並日，衣無御冬”。
然而人間自有真情在，從貶居儋州不久，到遇赦離儋，東坡父子一直得到當地黎胞的關心，尤其是噓寒問暖，包括衣帽等實物相助，不僅讓倆人避免受凍捱餓，而且得到精神鼓舞。
東坡在儋第三個上元（元宵）夜，思緒回到從前，並以兩年前的上元夜一詩作韻，所寫的《追和戊寅歲上元》中，把西漢成帝時王章的故事也寫了進去：“合浦買珠元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這句詩被學者認為有多種解釋，也不妨有種解讀是：東坡念舊為衣所困，欣喜早已有愛心保暖衣避寒。
或許正因為黎胞成為“衣食父母”，讓東坡真正有了家的感覺，自行確認“我本儋耳人”，所以他強烈認為漢族黎族都是一家人，都是大宋的臣民。他在居儋不久的詩作《和陶勸農六首》中寫道“諮爾黎漢，均是一民”，反映了東坡的民族平等觀，可以說他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公開倡導民族平等的偉大詩人。
也正是感知到了黎家人的美好，東坡居儋逐漸拋棄了儒服，穿上了黎裝，與當地土著打成一片，甚至以黎家人自豪，連喝酒也有了黎人的豪爽之風。就在兒子詩記冬至日聚會後，愁容散盡的東坡也難掩激情，也借其詩之韻大發感慨，在《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中道：“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
C 朝野有別：風情百樣服隨心變換
東坡被樵夫所笑的“儒衣冠”，就是他作為士人出身的官員日常所穿的便服，即大袖袍衫。他雖重貶為“瓊州別駕”，是從九品的芝麻官，但仍是在編官員。宋代官員的主要便服，也是當時士人的主要服裝，多用細布製作，普便用白色，叫襴衫，如過去說書人常說傳記中人物“身穿襴衫跨駿馬”。
東坡平時家居、結友交遊、寫詩作賦、飲酒談天和田園耕種時，都是穿便服，但他為官40餘年，除了偶穿參加祭禮的祭服、出席隆重朝會的朝服，穿得最多的還是參加平時的朝會和在官署辦公以及出差辦事都需穿的公服，而且因為他擔任的官員級別多，幾乎各種有嚴格區別的“工作服”都穿過。
東坡穿公服變換最快的是宋神宗病逝的元豐八年（1085）到宋哲宗在位的元祐元年（1086），從頭年的五月到第二年九月短短17個月裡，他從曾是黃州偏遠之地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員，提升了6個品級，飛躍了12個官階，距離宰相僅一步之遙。
東坡是個風雅無拘束的文人，一旦生活允許，他的性格中那種灑脫與快意的一面也會通過服飾淋漓盡致地展現，卻不管是在朝在野。元豐元年（1078）重陽節第二天，遠來好友王鞏帶幾位麗人上山下河玩到月夜才歸，東坡置酒等待，身為徐州知州的他竟穿一件羽衣佇立在黃樓上，見眾人吹笛行舟而至，大聲笑曰“自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事，已三百餘年矣”。後來回憶此日情事，他還寫詩寄王鞏欣然稱：“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纖女初斜河。”
東坡為官時，不止一次穿道服。在元祐二年五月，東坡已是皇帝的首席秘書、宰相輔佐的中書舍人，以他為首的共16位北宋文人在曾是附馬都尉的王詵家聚會，當時的風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豔，都融進了在場大畫家李公麟著名的《西園雅集圖》中。在此圖顯眼位置，於一石案的左前端，有一童子對案俯身幫持紙，正端坐捉筆寫字的東坡，就是頭戴烏帽，身著黃色道袍，文生和仙氣飄逸。
作為對儒佛道思想均修均喜的文人，也愛廣交僧侶，還經常到寺廟借宿，喜歡體驗各種生活，雖然東坡沒在詩文中提及，但後世誰也不敢保證，他沒穿戴過和尚裝“呵呵”一番。
雖是性情中人，也是好學不倦，但東坡既不像其好友米芾那樣恃才傲物、行動不羈，故意裝瘋賣傻，常穿著奇裝異服，也不像他的“政敵”王安石那樣不修邊幅、不重禮節，衣服不問時間地隨意穿。
不管穿公服還是穿便服，東坡倒是始終注重形象。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說東坡在京城生活，穿官衣官靴，在小睡之美后，該出門上朝了，總是梳頭百餘下，衣冠齊整。東坡貶居黃州時，雖然穿著有補丁的布衣舊鞋，以及在惠州、儋州時也經常穿著短褂子、粗布衫和當時下層人士標誌的黑色皂衣在田地間耕種，完全是農民著裝，卻也保持著素淨與儉樸。
東坡傳奇的一生，除了穿各種官場上的公服、便服，也穿宋朝士大夫們最流行的服裝，如進士生、國子生、州縣生一般都穿的襴衫，交際時的穿戴由烏紗帽、角帶等組成的帽衫，京城士大夫為方便騎馬出行而創制蒙在朝服外面防塵的涼衫，具有先秦復古風味上身衣和下身裳合在一起的深衣，以及可當做便服也可襯在禮服裡面的幾乎全民盛行的服裝褙子。這些衣和褲子、裙子等裳（下衣），東坡都是常隨心情，快樂換穿。
東坡還有自創“子瞻帽”之類的“東坡裝”，還有他在鳳翔、定州等邊關重鎮當過長官，也體驗過顯出文人英武之氣的軍裝紫衫，還有他在密州任上所作《江城子》一詞中所說的“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習射放鷹的會獵裝，更是在近千年後仍讓人為其如雲豪氣兩眼放光。
東坡所著裝，按現代人比喻可說是“萬國匯”“百變神”。 讓人不由得想起，元祐六年（1091）八月他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後，一日在清澄如鏡的西湖上泛舟，看自己面影隨水面波紋發生種種變化，一時間看得入神，喃喃自語而出的詩作《泛潁》：“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覆在茲”。千般服裝亦如水，流淌出百變東坡的永恆迷人影像。
著名畫家喬德龍作品《一蓑煙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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