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大一統思想是從何而來的？（一）

中國人的大一統思想潛藏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而其來源應當起始於周朝初期，鞏固於儒家，硬件來源於秦朝的建立。大一統思想換個角度即為國家信仰，樹立起宏觀國家信仰的細胞就是融入中國人血脈中的孝，擴展為忠，而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措施從制度上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體制。下面一一展開解讀。

大一統思想起始於周朝初期。

商朝時還不具備這種大一統的概念，商地域有限，武丁(第二十三商王)以前，商朝的疆域北面擴展到了易水，南抵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脈，東至海。武丁以後疆域擴大為，東北可能到達了遼寧，南抵江漢，西北越過太行山進入山西，也只能說是古代東方最強大的奴隸制國家。

其周圍還有許多部族和方國。方國只是歸順商，部族未必歸順，卻都有自己的獨立性。如商四周的肅慎，孤竹，鬼方、方、土方，羌方、犬戎、燻育(葷粥)，西部有周、氐，巴、蜀，濮、楚人，淮河流域為淮夷等。並未實現事實上的統一，因此也就未產生大一統思想。

武王克商後，開始滅國分國，滅掉不服周的小國，分封諸侯，建立起了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的統一國家。周公東征，殺武庚，滅東方十七國，實行大封建。武王、周公、成王先後建立七十一國，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孫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諸侯。孟子說，周公滅五十國。《逸周書·世俘解》說，周共滅九十九國，降服六百五十二國。上述國數未必可信，但滅多數小國，建立較大的侯國，降服多數小國，使其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貢，則是事實。周初大封建，對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現象說來，是具有統天下於一尊的意義的。強迫奴隸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則更有利於天下一統。

周滅商以前，周國內有周公、召公、畢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滅商以後，封建制度擴大到周勢力所及的地方，在奴隸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許多封建制度的諸候國家，同姓為親族，異姓為甥舅，形成了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的龐大組織體系。

周要統治廣大新疆土，必須建立擁護王室的屬國。如周公封同母弟康叔做衛侯，統治舊商國遺民。康叔封地最大，權勢最重，帶八師兵力防止商人反叛，在當時是主要的侯國。

東方奄和蒲姑兩個大國，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國封給周公長子伯禽做魯侯（都曲阜），又封太公呂尚做齊侯。呂尚滅蒲姑國。齊魯兩大國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兒子封燕，成王弟叔虞封唐（後稱晉國）。從遠大處安設據點，抵禦戎狄，掩護衛周兩國，受封者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貴族。有助於國家不再分裂，達到統一。

西周封建制度與宗法有密切的關係。周天子自稱是上天的元子（長子），上天付給他土地和臣民，因此享有所有權。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眾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給諸侯或卿大夫。大侯國如魯衛晉等國附近，封許多同姓小國，小國君尊奉大國君做宗子，如滕宗魯，虞宗晉。一國裡國君是大宗，分給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國君為宗子。采邑裡采邑主分小塊土地給同姓庶民耕種，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於農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諸侯以外，又封異姓諸侯。諸侯在國內也分土地給異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於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塊土地給非同姓庶民（農奴）耕種。同姓與非同姓兩種庶民，分得小塊土地，成為戶主，做一家人的尊長。戶主由長子繼承，諸子稱為餘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塊土地，或謀其他生計。《禮記·坊記篇》載孔子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實際意義就是土地一級一級自上而下歸一人所有。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這樣，各國間同姓既是兄弟，異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統關係，可以加增相互間的聯繫。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諸侯在國內稱異姓卿大夫為舅。想見有宗的庶民與無宗的庶民互通婚姻，同樣也保有甥舅關係。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與婚姻的基礎上，整個社會以此組織，貫徹著封建精神，而最真實的經濟基礎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與商所不同的是，商雖大邦，國內仍有眾多小國、方國，都是事實上的獨立族落。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上說，周實行分封，確立了周天子為全國統一的最高首腦，並通過分封制將全國組織起來實行有效管理。

以土地為樞紐，周朝實行統一徵收貢賦制度，確保了周天子的財政來源，加強了對國家的控制。凡授予土地者有權向接受土地者徵收貢賦，反之，接受土地者有義務向授予土地者納貢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權向每一個生活在土地上的貴族和庶民取得貢賦，也有權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施這種收回土地權，依靠武力和刑法。行施取得貢賦權的方法是（一）庶民助耕公田； （二）諸侯采邑主朝覲貢獻。《尚書·洛誥篇》載周公教成王說，“你得用心考察眾諸侯誰納貢，誰不納貢。納貢的如果禮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於不貢。諸侯不貢天子，庶民也不貢諸侯，政治就亂了。”等於說，國家的等級必須建立起來。《詩經·小雅·北山篇》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西周初期，即所謂成康之世，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表現出了大一統的趨勢。

周初的禮樂文化成為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倫理的標準。周朝建立伊始，周公將從遠古到殷商時的禮樂進行大規模整理、改造，使其成為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即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並在其統轄範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禮記·明堂位》記載: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諸侯朝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從周初開始，禮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禮樂文化典籍，如《易》、《詩》、《書》、《禮》、《樂》，包括神、天與人文，典章制度、儀表儀規與文化素養、思想風範等等;以此為基礎，禮樂文化發展成為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倫理的標準。周公的"制禮作樂"標誌著禮樂文化的形成，也標誌著在此之前很長曆史時期對禮樂文化的"自發"遵行轉變為對禮樂文化的"自覺"意識。

即：周初從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宗族分封制度，將整個國家有效地組織起來，將不服從周的小國方國滅掉或降服，統一到周的版圖之內；實行統一的貢賦制度，強化統治者的治理；實行統一的禮樂制度，建立起統一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社會倫理標準制度，成為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建立的起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