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縱觀整個清朝末期,自打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便開始從武力企圖征服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為了汲取更大的利益,又轉而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開始自己的經濟侵略,企圖進一步打壓我們的民族資本,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外資進入。

在這裡元寶來解釋一下: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是通過在華開辦工廠、企業,來降低從本土經營的成本,從而以極低的價格搶佔市場,而不是拉動工廠當地的經濟。

而在一系列經濟入侵的行業裡面,航運業算得上最先被打擊的行業。要知道船運是咱們商人走南行北的重要根基。因為當時鐵路交通尚不發達,很多粵商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想要把自己的工業品送到當時較為落後的內陸,就必須依靠南方交錯縱橫的水系網絡。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當時的廣州港口復原模型

而在當時,外國的輪船公司早已通過自己雄厚的資本以及完整的船運體系壟斷了我們沿海和內河流域。早在1864年,英國商人柯拜先就已經在當時的黃埔地區開辦了數個輪船修理廠,並且運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很快就佔據了行業裡的一席之地。

隨後從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開始,英美合辦的入侵資本——廣州快輪公司成立,開始在當時的廣州口岸等地活動。當時,面對一些沿海海域的個別惡劣天氣,我們民族資本的輪船由於技術和輪船的落後,從而無力應對,不得不求助於這些西方輪船公司。而他們也是佔了自己技術成熟,輪船先進的優勢,不斷的汲取大量資金。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近代帆船

面對如此高額的利益,其他西方資本家自然也開中了這塊肥肉。短短五年時間,數家外國資本就籌劃了五家輪船公司。除此之外,旗昌、太古、怡和等一些老牌的行業巨頭也派船南下,參與廣州地區的競爭。而他們的到來,也是進一步壓榨了粵商們的生存空間。

當時,為了徹底把我們本地的船運公司排擠出去。西方商人開始瘋狂壓價,運費一降再降,甚至低到可以用輪船來運醬菜。就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本地的船運公司紛紛破產、退出。

但是,同時也激發了他們內心的愛國熱情。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當時五年間成立的五家西方輪船公司

元寶不得不佩服當時清朝末年那些粵商的頭腦。雖然當時受到各種的不平等條約的制約以及各種航海權和資源被帝國主義資本佔據,廣州各地商戶們的生意越來越難做,同時又不斷的受到來自外國資本家的排擠。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粵商們並沒有意氣用事,一味的去排斥。而是先理性接受這些侵略資本的到來,與他們合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利用與外國商人接觸的機會,學到了當時西方商人自己所積累的各種經驗和相關的知識。

同時,為了尋找突破口,粵商開始向上海等地轉移。而對於上海來說,粵商從來就不陌生。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同時,根據《潮州府志》的記載:婦女裝束,以航海往來蘇松間,相仿者甚多。

愛恨交織的一個角色

提到買辦,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們是一群勾結西方資本家的投機商人。但是咱們也“不能一棒子打死”,畢竟裡面也是有一些買辦商人並沒有泯滅自己的良知,比如唐廷樞、鄭觀應等。當時一些買辦的特殊身份,為我們本地的粵商提供一些商業支撐,從而達到了積累資本,與西方列強展開商戰的實力。詳情見下圖。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要知道買辦們通過收取佣金和經營商業等活動,也積累了大量財富。而且,他們還以附股的形式,在這些輪船公司中佔據了不小的份額。

根據1882-1891年的外商間的往來電報得知,在當時的輪船公司中,大股東都是中國商人。

元寶認為:也許這就是當時粵商們的反抗西方經濟侵略的一個方式。通過從這些外國輪船公司得到利益分紅,然後投入到自己民族資本的輪船公司。鄭觀應當時便為新崛起的近代企業投入的40餘萬兩銀子,用來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企業。

之後,洋務派的李鴻章籌建了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並且請了頗有雄心壯志和愛國熱情的唐廷樞和鄭觀應來作為掌舵人,粵商們這才算有了一個主心骨。至此,不甘被排擠、有愛國情懷的廣東商人們開始圍繞著輪船招商局展開了一場與西方侵略資本沒有硝煙的商戰。

輪船招商局也藉助著一些民間資本完成了收購旗昌等一些老牌公司的行動,自身也是在不斷的壯大,著實壯大了當時我們民族企業的信心。

粵商,一個清末不甘被西方資本欺負的群體

輪船招商局在不斷髮展

誠然,在頭幾年他們確實是是做到了,在整個長江水系和廣東海面,鮮有中國帆船下海。但是,他們忘了一點:客就是客,想喧賓奪主,只能是異想天開。

好了,品歷史,我們是專業的,歡迎訂閱。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