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清朝末期，自打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便开始从武力企图征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为了汲取更大的利益，又转而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始自己的经济侵略，企图进一步打压我们的民族资本，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外资进入。
在这里元宝来解释一下：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在华开办工厂、企业，来降低从本土经营的成本，从而以极低的价格抢占市场，而不是拉动工厂当地的经济。
而在一系列经济入侵的行业里面，航运业算得上最先被打击的行业。要知道船运是咱们商人走南行北的重要根基。因为当时铁路交通尚不发达，很多粤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想要把自己的工业品送到当时较为落后的内陆，就必须依靠南方交错纵横的水系网络。
当时的广州港口复原模型
而在当时，外国的轮船公司早已通过自己雄厚的资本以及完整的船运体系垄断了我们沿海和内河流域。早在1864年，英国商人柯拜先就已经在当时的黄埔地区开办了数个轮船修理厂，并且运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很快就占据了行业里的一席之地。
随后从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开始，英美合办的入侵资本——广州快轮公司成立，开始在当时的广州口岸等地活动。当时，面对一些沿海海域的个别恶劣天气，我们民族资本的轮船由于技术和轮船的落后，从而无力应对，不得不求助于这些西方轮船公司。而他们也是占了自己技术成熟，轮船先进的优势，不断的汲取大量资金。
近代帆船
面对如此高额的利益，其他西方资本家自然也开中了这块肥肉。短短五年时间，数家外国资本就筹划了五家轮船公司。除此之外，旗昌、太古、怡和等一些老牌的行业巨头也派船南下，参与广州地区的竞争。而他们的到来，也是进一步压榨了粤商们的生存空间。
当时，为了彻底把我们本地的船运公司排挤出去。西方商人开始疯狂压价，运费一降再降，甚至低到可以用轮船来运酱菜。就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本地的船运公司纷纷破产、退出。
但是，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当时五年间成立的五家西方轮船公司
元宝不得不佩服当时清朝末年那些粤商的头脑。虽然当时受到各种的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以及各种航海权和资源被帝国主义资本占据，广州各地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同时又不断的受到来自外国资本家的排挤。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粤商们并没有意气用事，一味的去排斥。而是先理性接受这些侵略资本的到来，与他们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利用与外国商人接触的机会，学到了当时西方商人自己所积累的各种经验和相关的知识。
同时，为了寻找突破口，粤商开始向上海等地转移。而对于上海来说，粤商从来就不陌生。
同时，根据《潮州府志》的记载：妇女装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甚多。
爱恨交织的一个角色
提到买办，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勾结西方资本家的投机商人。但是咱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毕竟里面也是有一些买办商人并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比如唐廷枢、郑观应等。当时一些买办的特殊身份，为我们本地的粤商提供一些商业支撑，从而达到了积累资本，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的实力。详情见下图。
要知道买办们通过收取佣金和经营商业等活动，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他们还以附股的形式，在这些轮船公司中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根据1882-1891年的外商间的往来电报得知，在当时的轮船公司中，大股东都是中国商人。
元宝认为：也许这就是当时粤商们的反抗西方经济侵略的一个方式。通过从这些外国轮船公司得到利益分红，然后投入到自己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郑观应当时便为新崛起的近代企业投入的40余万两银子，用来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企业。
之后，洋务派的李鸿章筹建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并且请了颇有雄心壮志和爱国热情的唐廷枢和郑观应来作为掌舵人，粤商们这才算有了一个主心骨。至此，不甘被排挤、有爱国情怀的广东商人们开始围绕着轮船招商局展开了一场与西方侵略资本没有硝烟的商战。
轮船招商局也借助着一些民间资本完成了收购旗昌等一些老牌公司的行动，自身也是在不断的壮大，着实壮大了当时我们民族企业的信心。
轮船招商局在不断发展
诚然，在头几年他们确实是是做到了，在整个长江水系和广东海面，鲜有中国帆船下海。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客就是客，想喧宾夺主，只能是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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