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平江李次青

序章 武如廖化 文比韋昭

天地風塵幾草廬，銅坑山下閉門居。

時來將相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

吳會浮雲蒼狗後，具區秋水白鷗初。

尋君便放煙波棹，七十二峰來釣魚。

這首詩是其清代名臣尹耕雲的詩作，尹耕雲字瞻甫，號杏農，湖南桃源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河南陝汝道，以朝廷命官而受軍府差委，佐毛昶熙為幕客，其功昭昭。尹耕雲在御史臺任職期間以敢言而著稱，其中尤以彈劾河督一事而聞名於世。直至咸豐十年，正是尹耕雲詳查其弊，上呈著名的《劾河督疏》，極力彈劾，方使清廷震怒，撤併南河總督署，由此根治了長久以來的河督奢糜之弊。這首“題馮林一侍講鄧尉山廬著書圖”是其詩作中較為著名的一首。其中“時來將相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一句即是對平江著名的才子李次青有感而發。

李次青即李元度，次青是其表字。李元度李次青在平江是一個非常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自小的時候，小子便常常聽得長輩說一些關於李公的奇聞逸事，如李次青讀書一目十行、次青看書過目不忘云云，使我對這個傳奇人物充滿了好奇,此次窮搜典籍、亂翻古書也是希望能夠給這個傳奇人物勾勒出一個模糊的影像，以算是為這位湖湘才子立一小傳。

平江此地地理偏僻，人風純樸，學習之風相當之盛，前歲很多報紙都報道了平江開辦私塾之事，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里也算是庶幾可以稍微溫暖一下胸懷的好事了。平江人喜歡對對子，每每鄉村野老都有驚人之句，像李元度這般才子其奇聞逸事在鄉野之間更是廣為流傳，而其事略在平江論壇上也早以傳遍，只是觀老丘那個講述李元度逸事的帖子，其中卻是以訛傳訛，張冠李戴的居多，比如那個次青巷的由來，便有“龔大司馬、曾國藩、王爾烈、鄭板橋、張英、劉庸、吳典等數人之說，而且其中言之確確、有史可查的也不乏其人，其實，像這般名間的傳說往往是很難找到確切的當事人的，像阿凡提的故事中就不乏史厥疑、徐文長等名間故事人物的原型。所以，在此文中，小子也是儘量以史書中記載的準繩，以免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長的事來。

李元度身世坎坷，幾起幾落，在其聲名最盛的時節湘軍之中其聲望猶在左宗裳、李鴻章之上，只是此後一因徽州之敗，再因改換門庭，投於曾國藩的政治對手王有齡之懷抱，才有後來曾國藩幾次三番的上疏彈劾，並最終使李元度丟官回鄉。觀李元度之一生，其武功也赫赫、其文采也斐然，曾國藩篳路藍縷草創湘軍之初，若非李元度棄官跟隨，鼎立支持，恐怕曾國藩早就葬身於九江湖底矣，此後湘軍連失大將，李繼賓、塔齊布接連殞命，又是李元度臨危受命，固守廣豐、玉山，接連抵擋住有“賊中第一狡悍之徒”之稱的石達開的屢次進擊。關於此役，當時的江西巡撫疏稱“（元度）以三千飢疲之卒、當悍賊數萬，自有戰事，未之前聞”。戰後胡林翼向朝廷推薦人才，李元度的名字與沈葆楨、左宗棠並列在首位，由此可見，李元度在湘軍前期也是一員不可多得的大將。 但是，在《清史稿》中，對李次青的評價卻著實不高：“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將屢僨事。”（《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五）這是說他雖然擅長文章，喜歡言兵，但是帶兵作戰卻屢次壞事，儼然說的就是一個趙括二世。

“元度文學之士，所行不逮其言，軍中猶以宿望推之爾”這個就說得更是露骨了，翻譯過來就是：”李元度不過是個書生，做的沒有說的好聽，所以能在湘軍中混到如今，不過是軍士們看在他是元老的份上抬舉他罷了。“這簡直就是指著鼻子嘲笑了，但事實是否如此呢，同樣是《清史稿》，對李次青的戰功記載如下： “四年，以克復湘潭功，保知縣，加內閣中書銜” “七年，賊二萬來襲玉山，守卒僅七百人，元度迎戰……賊技窮引去，伏兵邀擊，安仁、弋陽、廣信皆平” “八年，率所部平江軍援浙江，敗賊玉山子午口。會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溫處道” 在另一部記載清朝歷史的《清史列傳》中則有更為詳盡的記載：“ “七年二月，賊糾眾三萬自安仁來犯，大戰於鷹潭，斬首數千級；賞還花翎，給同知銜” “旋移防玉山，會賊大至，守卒僅七百；元度列陳堵剿，炮傷左頰，不少動”

總的來說，在湘軍前期，李元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大將，自咸豐二年跟從曾國藩辦團練開始，前期復武昌、克田家鎮，後克東鄉、攻撫州，累戰皆捷，到咸豐七年大捷於鷹潭，加知府銜，這五年裡曾國藩手下幾無能戰之將，像李繼賓、塔齊布之類的悍將要不不是自己的直系屬下，要不就是力輟難支，像李元度這等文采出眾、而又可獨當一面的儒將，在前期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特別是在廣信府一戰之後，李元度以其英勇善戰不但被授予記名道員，加按察使銜，賜號“巴圖魯”等銜（滿州話勇士之義），同時在曾國藩的心中也被拔高到一個相當的程度。在其後不久的一封書信中我們不難窺出李元度在曾國藩心中的地位。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為。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有維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 （——《曾國藩書信札》） 　季高是左宗棠的字，李元度主政務，左宗棠主軍務，而升遷舉劾，則是兩人商量後再辦，可見，當時曾國藩是把李元度與左宗棠相提並論的。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的話，李元度其後的發展不可限量，不但封疆大吏唾手可得，就算是出入部閣執掌中書也未必不可，但是，命運在這時給李元度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咸豐十年八月，張國樑、和春先後陣亡、自殺，江蘇、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撫羅遵殿，原在湖北任職，和胡、曾等湘軍領袖交誼極深，當此危急關頭，自然向湘軍乞援。其時，湘軍諸部被太平軍牽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無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筆從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當時李元度任徽寧池太廣道，率湘軍三千抵徽州，接辦皖南防務。其時正值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率太平軍西征南路之師進克寧國，斬提督周天受及其所部，李元度在績溪連遭慘敗，抵任不到十日，徽州旋為太平軍攻佔，他“頻死得免” ，敗走浙江開化。就是這一次原本是平常的戰敗，由於李元度的錯誤處置，最終變成了其人生急轉直下的一個轉折點。

李元度先是在外遊蕩了大半個月後，才不緊不慢地回到祁門大營，而在面見曾國藩時，他依舊一味避責。尤為過分的是，在曾國藩面責後，他竟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曾國藩不得不慨嘆倘若“人心並無悔祻之意”，則“難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請旨“將其革職拿問”。

如果說這樣也便罷了，畢竟曾國藩與李元度的私交一向不錯，當時湘軍又正是用人之極，假以時日，李元度必將官復原職。但是，李元度到底是不甘寂寞的，咸豐十一年末，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撫王有齡的邀請，募勇援浙，克義寧、奉新、瑞州等地。其實，當時是駐防的太平軍自行撤退的，但李元度一概奏報“克復”，因此開復上次革職的處分，並賞加布政使銜。 只是由於這種“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的行為，不久，他遭到曾國藩再度奏劾，指責他“前不能守徽州”，後不能及時援浙江，並自稱連克江西州、縣， “有冒功情事”。最終被罷官歸家。從此，“杜門不復與聞天下事”。結束了前期的軍事生涯。

當然，曾國藩所謂的“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當時浙江巡撫王有齡其實是屬於一貫對湘軍懷著敵意的何桂清集團的，而李元度也是明知這點而慨然投靠，這種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為，也正是使曾國藩由惱而怒，由怒而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反觀同樣是和曾國藩鬧翻的李鴻章，其所為就顯得磊落許多，李鴻章離開祁門一年多來，袁甲三、勝保，德興阿、王有齡等人多次邀請他，許以重保，李鴻章都不為之動心，寧願在江西賦閒。正是由於這種“忠誠”的品質，使得曾國藩大為讚賞，並再邀李鴻章赴安慶擔任要職。

拋開李元度對徽州戰敗處置不當不說，但論其用兵打仗之謀，事實上也是可圈可點的。其以三千平江勇起家，曾國藩在江西四面楚歌之極是其獨擋一面，若擎天巨柱。此後征戰維揚，“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卻也是戰功赫赫，其後期平定雲貴匪亂也體現出其軍事上的確是獨當一面的。曾國藩在《國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有中肯的評價：“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所以，論李元度武功，當是三國廖化無疑。

而李元度在晚清官場所最為人所稱道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文采，李元度有個外號叫“神對李”，其對聯、駢文的功力在湘軍中是數一數二的。

《清稗類鈔》“李次青方伯四六”載，粵寇亂時，李次青方伯元度接統徽州防軍，以代張文毅公芾。甫三日，軍潰，徽郡失守。曾文正恚甚，奏請擬正軍法，奉旨從寬戍邊。其實文正深愛其才，非果欲殺之也。李謝罪稟有云：「君子原愛人以德，覆之而又培之﹔宰相有造物之權，知我何殊生我。」文正援筆批其後雲：「好四六，好文章，好才情。」（方伯:古稱一方諸侯之長為方伯,後世用以泛稱地方長官。明、清用為布政使的尊稱。不器注）

除了詩文、對聯外，李元度最主要的作品就是記載了曾國藩、左宗裳、李鴻章等咸豐、同治年間重要政治人物的《國朝先正事略》。《國朝先正事略》成書於清同治五年（1866），共收清開國至咸豐朝的代表人物一千一百零八人（其中正傳五百人，附見者六百零八人），分為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一直以來都是研究清朝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李元度自晚清後名聲漸響大部是因為《國朝先正事略》的緣故。

不過李元度名頭雖響，但要說是“湖南第一、天下第七”，就難以使人信服了。小子以為，說這句話的人未免馬屁拍得過分，不說天下第七，就是做到湖南第七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算陶澍、魏源肯，但湯鵬、曾國藩未必是肯的，而就算魏源、曾國藩肯，那王闓運、羅澤南必定是不肯的，究李元度畢生所為，官不過從二品（貴州布政使）、名也難出湘軍之外，最值得一談的就是《國朝先正事略》。但是，小子文牘探尋當中，也發現了一大疑點，根據曾國藩所言，《國朝先正事略》的作者除了李元度應該另有別人。 “清代先正事略，同時編纂者至五六，而獨平江李元度書傳，蓋有幸有不幸也。“（《對聯話.諧謔卷》） “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結事儀吉，仿明焦越《獻徵錄》，為國朝《徵獻錄》，…………。” “……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計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群言而取衷，終成聖清巨典。” （曾國藩清先正事略選序——即《國朝先正事略》不器注）

按照曾國藩的說法，李元度完書期間曾“尋訪錢氏遺書，參計修補，矜練歲年”。因此，把《國朝先正事略》看成是李元度一人修纂也不是一件很說得過去的事情。一直以來，《國朝先正事略》都是研究清代史料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其中關於湘軍的發跡、戰事都有相當多的揭密性質的描寫，當然，比起另一部同樣詮釋湘軍史的《湘軍志》，《國朝先正事略》顯得隱諱有餘，揭露不足，但是論文筆之俊逸、人物之豐富、事件描寫之精微、時間跨度之廣袤，清代筆記野史無有能與其比足者。也正因為如此，自晚清以降，對李元度的評價逐此提升，隱隱有三國韋昭之比。在此，小子未敢為尊著諱，也希望為錢衍石能一討名份，慰其先靈於地下。

其次，終清之一朝，對文字一類始終忌憚，如戴名世《南山集》、金庸祖上查嗣庭一案皆牽連甚廣。所以有清之一代，史書的記載應該算是最不靠譜的。 “朕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這個荒誕之極的事例被一本正經地記載在《清會典事例》、《聖祖實錄》等史料之中，讀來尤其使人噴飯。一天之內打死318只兔子，就算從早上6點天亮，打到晚6點天黑，中間不吃飯，不休息，不喝水，整整十二個小時，算下來平均2.26分鐘打死一隻兔子，這效率都快趕上機槍掃射了。

因此，清代的很多流傳甚廣的史書其可信度反而不及一些名士、朝官的私家筆記，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異數。近如王闓運的《湘軍志》，因為期間多載曾國藩、曾國荃等一干湘軍將領的陰私隱密之事，於光緒八年刻板被郭嵩燾銷燬，此後在四川重刻再版，但其中卻經過了許多的增刪修改，就算如此，曾國荃還是甚為不滿，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爐灶，重作一部《湘軍記》以挽回影響。 當然，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現在已被證實其中所撰事略大多是真實的，但是相比董狐來說，其相差卻是不可以道里記的。

李公元度文武全才，性格仁厚，在軍幾二十年，未嘗妄殺人；凡縛賊，必親鞫解釋者，十嘗七、八。公性肫篤，事母逮老如孺子，厚於親族；塾有課、嫠有資，姻故鄉鄰多待以舉火。平江地界三省，設局縣城，集械編丁以時訓練；寇警迭乘，恃以完固。立諸善堂及廣仁倉，貸不取息。創建平江忠義祠及葺新諸祠祀，必親必慎。

現在其後輩多遠在海外，出類拔萃者甚多，也算是其餘蔭之所澤了。小子以為，議李公“武如廖化、文如韋昭”當是中肯的吧。

附： 李元度之起落： 起：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大挑二等，選黔陽縣教諭。咸豐三年，曾國藩調理營務，期間屢立戰功，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魯勇號。同治二月授浙江鹽運使兼按察使。

落：四年八月，至祁門。時偽侍王李世賢陷寧國，守將周天受戰死；元度至徽州未十日，徽城繼陷，革職拏問。三月，兩江總督曾國藩疏劾元度獲咎後擅自回籍，即行革職，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十一月，御史劉慶論劾：逼索欠餉，失人臣體, 得旨：下部議罪，發往軍臺效力。後在左宗賞等人極力斡旋下，旋以前功，免其發遣。 起：同治五年，貴州逆苗及黃號、白號等匪構亂，蹂躪思南、石阡、思州、遵義、銅仁五府；巡撫張亮基疏調元度入黔，旋授雲南按察使，

落：以終養開缺回籍。

起：光緒八年，丁母憂。十年，法、越構亂，彭玉麟以兵部尚書督辦廣東海防，延元度贊理營務，十一年六月，授貴州按察使，十三年二月，升貴州布政使，九月，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