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池防禦是怎麼樣的?看澶淵之役城防體系的調整就知道了

隨著北宋實施以城池為核心的防禦戰略,河北和河東地區的城防體系建設已經初見成效,在抗擊遼軍的幾次重大入侵行動中都取得了良好戰績。為了阻止北宋城防建設,遼朝決定採取先發制人,在北宋城防體系建成之前逼宋就範。

河北城防體系的調整

面對遼的進攻威脅,鹹平五年(1002)六月,北宋開始整頓河北邊防,宋真宗在便殿授諸將方略:

第一,聚為大陣,變原來三鎮(鎮、定、高陽關)分峙的兵力部署為三路兵馬悉集定州,夾唐河布成大陣,並建立木柵,以防止遼騎靠近大陣。“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遼軍初來進攻時,堅壁固壘,切勿交鋒。待敵疲憊時,可鳴鼓挑戰,進行騷擾,但仍持重不戰,以此遲滯和疲憊敵人,使之無法衝過大陣繼續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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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屯要塞。“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岊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鬥,待其氣衰,背城以戰。”以上三路騎兵為唐河防線的前方據點。遼軍入境來攻時,也是堅壁固守,然後依託城寨挑戰,使敵疲於奔命,無力推進。

第三,合勢夾擊。“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如果遼軍南越保州,則唐河大陣兵馬阻擊其前,三路馬軍截擊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如果敵不攻定州徑直南下,則北面三路馬軍會兵攻向邊界,破壞遼軍後方運輸線,並令雄、霸州和破虜軍守軍為之應援。

第四,控扼縱深要路。遼軍從遂城、滿城方向進入後,一般分為東西兩路南進,有鑑於此,宋真宗“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

第五,阻截敵退路。遼騎深入宋境大肆掠奪後,一般也分東西兩路撤回。“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掎角。

第六,其餘重兵由石保吉統領駐紮在天雄軍,作為戰略預備隊。“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

從宋軍軍事部署的態勢上,說明宋軍的最高統帥已經總結了張齊賢和楊延昭城池聯防作戰單元的成功經驗,不僅讓威虜軍、保州、北平塞三個前沿據點之間聯戰聯防,而且在部署中還注意與其它城池之間的配合,要求“互為犄角”、“互為聲援”,“其它選用,悉皆類此。即魏、貝、德、滄等州之佈防亦同此原則也。

從“始至勿輕鬥,待其氣衰”中可以看出,依託城池,堅守不出,持重待機,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是這次防禦作戰的基本原則。即使是反擊,也要瞅準敵人的弱點,然後“背城以戰”,使宋軍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形勢。 這種佈防並不全是宋真宗的高見,整邊之前,宋真宗曾徵詢過文武臣僚們的意見。

尚書工部侍郎、籤書樞密院事馮拯認為:“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表勢可取勝矣。……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

眾多城池之間的協同配合在客觀上形成了抵禦遼軍入侵的防禦縱深,對敢於長驅直入、“縱軼南侵”的遼軍在後勤供給、安全撤回方面構成了嚴重威脅,是控扼險要、層層設防大縱深防禦思想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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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深防禦強調節節抵抗,令敵人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在深一層次上,這種抵抗不單是物質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縱深防禦將傳達一個強烈的訊息給敵人:這裡隨處都有抵抗,要徹底征服本國的代價是很大的。若對方在發動戰爭前已能深刻體會這一點,其發動入侵的可能性就會大為降低。因此縱深防禦作為一種戰略姿態,可能收到武裝勸止之效,而達成保衛國家的政治目的。但是宋真宗“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的兵力部署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鹹平六年(1003),真宗下詔修葺定州城,派遣謝德權兼掌其事。謝德權不主張集中兵力,向宋真宗建議,“令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此外,謝德權還對遼軍入侵的可能性有清醒認識,“以為今歲契丹必寇內地……臣實慮蒲陰工做未訖,寇必暴至”。為了以防萬一,提前做好戰爭準備,他又向宋真宗建議,“天雄城壘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軍城塹,以為預備。”對城池的戰前修葺為即將到來的澶淵之役做好了準備。

景德元年(1004)八月,遼軍開始進行大舉南征前的準備,北宋也開始積極組織城池防禦人員。“景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營農。” 大臣王顯的上疏反映了北宋臨戰前的戰略構想:“大軍方在鎮、定,敵必未敢引眾南侵。若車架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契丹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下,迫河於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彼帳,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

遼軍南下與瀛洲保衛戰

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初八日,遼主與蕭太后大舉南伐。這次南伐仍然沿著遼軍入侵的傳統路線——西山下入寇,但在進攻北平寨時,為宋將田敏拒止,東向進攻保州又不克。遼軍打算進攻定州,負責定州守備的王超手握重兵,按照事先擬定的作戰計劃按兵不動,遼軍實行避實擊虛的戰略方針,長驅直入,從定州東繞城而過,突破唐河防線,自陽城澱分兵直趨瀛、祁二州。

宰相寇準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

臣伏睹邊奏,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就會造成“邢、洺之北,遊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警移”的危局。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引軍深入。”“兼彼契丹頗乏糧糗,惟恃嘯聚之眾,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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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得到遼軍進逼武強縣的消息,一面命令雷有終率領山西兵馬緊急增援,到鎮州與王超大軍會合;一面按照既定的作戰預案命令山西之岢嵐軍,河北之威虜軍、保州、北平寨等,迅速深入敵境,邀其輜重,打擊遼軍的後方供應線,以分敵勢。保州張凝、北平寨田敏皆偏師進抵易州南,擄遼人畜鎧仗,凡數萬計。

十月初六,遼軍到達瀛州城下,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梯衝竿牌等攻具,皆被之以鐵,用密集的弓箭掩護奚人負版乘墉而上。宋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據守,發壘石巨木擊之。在十幾天的守城戰鬥中,給遼軍造成重大殺傷。遼太后親鼓眾急攻,矢集城上如蝟,城上懸版才數尺,集矢二百餘。遼軍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也沒有攻下瀛州城。

瀛洲保衛戰振奮了宋軍士氣,宋廷大加賞賜。同時,督令河北諸州官兵隨時抵禦來犯遼兵。由於宋軍加強了城池防禦,遼軍繼續南下,進攻滄州又失利,轉兵趨貝、冀等州皆不利而去。自九月以來,遼軍轉戰千里,屢次頓兵于堅城之下,士氣大挫。宋軍偵察到這一情況後,宋真宗急忙調集兵馬,準備在天雄軍與遼軍決戰。

城下之盟

遼軍從祁州南下,越洺州,數攻大名不克,繼續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陷宋德清軍,二十二日到達澶州城下。澶州城為唐朝所置,夾黃河築兩城,南城、北城分別曰南澶、北澶,河中築壘造浮橋,謂澶州河橋。城池周圍“川原平曠道路四達,居然衝要。”如果宋軍在這種地形條件下和遼軍進行野戰,正是急於打破僵局的遼軍所急切期望的。

宋真宗命令宋將秦翰督眾環城浚溝洫,做好了守城準備。遼軍數萬自德清軍攻澶州,從東、北、西三面合圍。大將李繼隆率領宋軍在北城外毀車為營,潛伏勁弩,控扼要害,射死前來偵察地形的遼大將蕭達覽,遼軍士氣更加低落。

在宰相寇準的堅持下,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宋軍士氣大振。寇準之所以將宋的命運賭注押在澶洲上,一是因為宋的精銳主力軍尚在敵人後方的定州,給南下遼軍以莫大威脅。二是因為大名戰略要點屹立不動,山西和河南的各地援軍陸續到達,而鎮、瀛、滄、冀、貝等州仍然都在宋軍手中,戰略形勢從總體上來看比較有利。如果宋真宗親自到達澶州,宋軍士氣受到鼓舞,大有戰勝的希望。寇準此前曾經提過“

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的戰略方針,希望等到軍事獲勝後和遼進行談判,一勞永逸的解決宋遼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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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遼軍孤軍深入,頓兵於澶州城下不能前進,王超大軍在定州及河北列城守備,威脅後方,萬一澶州會戰不力,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因此遼軍急於謀和。 經過談判後宋遼達成議和,在談判條件中提到,遼軍收眾北歸,恐為緣邊邀擊,要求宋朝政府下詔,諸路諸州郡不準出兵襲擊遼國退兵,由此可見遼軍在大防禦縱深情況下孤軍深入所面臨的極度困難局面。若不是達成議和,此次遼軍能否全軍而退都很難說。 宋樞密使富弼在評價澶淵之盟時指出,以歲幣三十萬兩給遼,“

不足以當兵費百一二,故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兩國實現和平是雙方勢均力敵的表現,對於宋朝來說,能戰方能言和,這種長久和平是建立在宋朝成功實施了城池縱深防禦戰略基礎之上,正是由於這一戰略的實施,才使得屢次大舉南侵的遼朝不敢再次輕啟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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