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我國曆史一次大規模的地方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指安祿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亂”也就是他們起兵反對唐王朝統治的一次叛亂。安史之亂從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到唐代宗寶應元年（755～762年）結束，共7年長的時間。這次歷史事件，是當時社會各種社會矛盾外顯的結果，對唐朝後期的影響特別巨大。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一、社會混亂。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二、藩鎮割據。安史之亂，摧毀了統治基礎，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安史餘唐末藩鎮割據形勢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有的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有的不入貢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三、剝削加重。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徵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邊疆不穩。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經濟重心南移。安史之亂，促使中國歷史上北民南遷，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六、西域獨立。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768年（大曆三年）左右 ，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復了聯繫，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詔褒獎，並向西域唐軍通報內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讚揚。
其實就歷代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遊牧民族的勢力，並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遊牧民族勢力的匯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後，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區，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採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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