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之/一個有腔調的人文類解讀頭條號
如果沒有那部氣震千古的《史記》，世人還會不會記住司馬遷這個名字？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
歷史似乎從來沒有善待他，正如時代的風雨曾在他的身上留下斑斑點點的印記，我們縱覽他坎坷、跌宕的一生，透過那本《史記》的滿紙辛酸與不甘，剝離開太史公的盛譽和光環，我們才得以看見那個返璞歸真後的名字——司馬遷。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今陝西韓城人（另說為山西河津人），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
我們可以看見那個生於書香門第的青年人提囊走向四海山川時眼中的毅然，看見那個為敗將李陵而爭辯朝堂的中年人臉上的慨然，還可以看見那個身受宮刑、獲罪囹圄的“罪臣”決心以筆“寫春秋”的悲憤。
關於司馬遷，這裡有太多的故事。
後世畫家想象中的青年司馬遷著書時的畫面
時至今日，司馬遷和《史記》已經在悄然之間成為我們這個壯懷激烈、勒石燕然的偉大民族潛默語境裡的組成部分。每每提及，總讓後世浸淫安逸的人們為之潸然。
千百年前，當那個身受酷刑、喪失尊嚴的司馬遷下獄為囚，他沒有選擇自怨自艾、頹廢終生，而是選擇拾起父輩的遺志，以筆作他對抗不公時代的武器，一如他寫給友人的《報任少卿書》（一篇司馬遷寫給友人任安的書信）中所言“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誰曾想，他那浮沉的半生，竟然最後匯成了筆力千鈞的“滿紙雲霞”，那就是被譽為“二十四史之首部”的《史記》，一部足以人們世代銘記的煌煌鉅作。
而那個一度被世人唾棄的司馬遷，那個曾經會“落滿埃塵”的名字，也終於是在青史泛黃的書頁裡刻下了自己的位置。
當我們回首歷史，我們會發現，即使是最偉大勇武的王朝終究會化作黃土，哪怕最鋒利駭人的利刃也終究會攀上鐵鏽，更何況那些最金碧輝煌的殿陛終究會大廈崩塌....
然而《史記》不會，它會如同不墜不落的斜陽，熠熠生輝在我們的每一寸歷史裡，連同著《史記》背後的那個名字——司馬遷。
時代：封狼居胥的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司馬遷的生卒年份至今都沒有一個定論。
民國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也就是漢景帝中元五年。而歷史上還存在說法認為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35年，即漢武帝建元六年。
而關於他的去世年份，更是眾說紛紜，有人說其大約卒於公元前86年，也就是漢昭帝始元元年，或者說其卒於漢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當然最普遍的說法是認為，其卒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
不管如何，司馬遷出生在的那個時代，正是西漢最頂峰的時代，而他從出生到離世，始終和一個君王息息相關，也就是被認為中國歷史上最雄韜大略、英武冠世的君主之一的漢武帝劉徹。
雖然司馬遷的生卒和武帝劉徹相伴始終，然而在那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下，漢武帝是開疆拓土、雄吞百川的偉大君王，而他司馬遷只不過是朝堂裡的一個小小史官。
一個是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一個是秉筆直書的小人物。
劉徹，即漢武帝，在他的統治期間，西漢達到了國力的巔峰，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王之一
世人們往往只會記住西漢武帝時代的功績，併為之洋洋得意。讓我們看看那個屬於漢武帝的時代和那些功業，這個被央視評價為“以國號給了一個民族以名字”的偉大君王，確實是一個“氣蓋三皇，功過五帝”的千古一帝。
漢武帝的時代，或者我該說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歷經文景之治休養生息百年之後的時代，那是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清平的社會。
然而在帝國疆土的周遭仍然湧動著不安的異族，於是心懷父輩先君宏闊壯志的漢武帝開始了屬於他的時代。
漢代的畫作，有大量反應軍旅生涯的題材，和漢武帝用兵頻繁不無關係
他改革政治、削弱藩王，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他整頓甲兵，為了“揚國威於四海”號令天下。在準備好了一切之後，漢武帝劉徹開始了他的功業：北擊匈奴，封狼居胥；西通西域，開疆拓土；南震百夷，四海鹹服；東征朝鮮，萬世為藩。
西漢頂峰時期的疆域圖（公元前1世紀左右），漢武帝時期的西漢達到了巔峰
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下，似乎一切都是昂揚向上的，然而隱藏在盛世下的危機，又有幾人能夠看到？或者說，又有幾人敢於看到？
司馬遷無疑是後者，他一直是大時代中的一個敢於直言的小人物。
雖然武帝北據蠻族、南拓疆土，然而其常年用兵四海，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徭役賦稅之重，都化作了黎民百姓之血淚。一方面是統治者的窮兵黷武和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卻是販夫走卒的無以為繼，土地兼併空前嚴重，階級矛盾日益激化。
武帝用兵漠北上百次，甚至導致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武帝末期政府掌握的戶籍減少了一半，人口銳減至2500多萬，但其實也是因為很多農戶逃避徭役賦稅而逃離戶籍所致）的沉痾，《漢書》裡記載：“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說明僅僅在關東地區（函谷關以東地區，今河南、陝西一帶），就有2百多萬的流民（不完全）。
可想而知，漢武帝末期的天下該是如何一副民生潦倒、盜賊四起的可怖之境？這是一個用無數生民血淚鑄成的盛世王朝，西漢也是從武帝開始由巔峰走向敗落，在雄威遠揚和哀鴻遍野的兩種時代矛盾的影響下，司馬遷對於《史記》的寫作，也或多或少地帶著點對統治者的諷諫的色彩，甚至我們可以說，《史記》的寫作動機之中也或多或少地是出於“諫世”，是為了給予統治者以勸告與諫諍。
《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寫道：“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即為他欲以這本揚揚萬言的《史記》去探究歷史成敗的道理，而這個成敗興亡的道理，毫無疑問是寫給“肉食者”們看的。
《史記》的“實錄”精神是最好的註腳，這是一部尊重真實歷史的著作，司馬遷也並非宵小之徒，不會迫於王室之淫威而曲筆作偽。
後世對於漢武帝的想象繪畫
他高度讚頌了秦末的農民大起義，卻也在《陳涉世家》中客觀地描寫了陳勝這樣一個草根出身的領袖是如何一步步敗壞於享樂和內鬥；在《五帝本紀》中又稱頌堯舜之德，望以在當代施行；在《趙世家》之中以趙武靈王虛心聞諫諷漢武帝之剛愎自用；在《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之中深刻辛辣地指出夏桀、商紂、周厲這些暴君之酷，直指窮兵黷武的武帝.....如此種種，其實都是“言在彼而意在此”的妙筆。
語文課本上對於《陳涉世家》的插畫，陳涉即陳勝，是秦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人物之一
而跳脫開家國命運的諷刺，針對君王本身的弊端，司馬遷甚至敢於直接挑漢武帝的毛病。在《封禪書》中，他即以客觀而不失犀利的筆觸抨擊武帝求神問道、迷信鬼神、祈福虛無的荒誕行徑，
在那個矛盾交融、盛世與亂世並存的時代，司馬遷所能做的，也大抵只有以筆作錄，用一本《史記》去警示芸芸眾生和紙醉金迷的上層。
此為時代之使然於《史記》的創作。
家世：父輩之夙願和丹青之家世
司馬遷，後世敬稱其為“太史公”，可以說這個“史”字已然成為了他的印記和符號，因為司馬遷即出生於一個著史傳世的史官之家。
司馬遷的童年是在自己的家鄉度過的，他與農夫牧童為伴；少年之時，在飽覽故鄉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相關的歷史傳說和故事，
可以說是四海民風間的鄉土文化培育了司馬遷的靈秀豪邁之氣。即所謂的“採風”。
司馬遷
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亦是一位刻苦勤奮的學者，可以說父親是司馬遷的領路人和對其影響最大的人。 父親司馬談知識廣博，對諸子百家學說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他兼容幷包又崇尚道家的學術思想，這些都對司馬遷有直接的影響。
父親的學識談吐和其博納百家的胸懷，在司馬遷的心靈上刻下了印記，他在《太史公自序》中也將父親稱為“太史公”，並且將其的形象定位成了一個目光如炬、博通古今聖賢之說、將修史立說當作畢生志向的人，足見他其實是以父親作為人生榜樣的。
後世對於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想象畫作
可以說，他秉筆直書的意氣和《史記》裡頭飛揚的文采，都是繼承自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其人，為太史令，司馬遷即子承父業。
從小在史官家庭中長大，司馬遷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自幼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司馬遷從小就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他的閱讀範圍相當廣泛，上至堯舜禹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漢盛世的辭賦，他都有涉獵。至於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檔案，都是他閱讀的對象。
而修撰《史記》或許最初並不是司馬遷的志向，而是他父親的夙願。
司馬談終其一生，所欲的莫過於一件事——修撰一部博古通今的煌煌巨史。為此，他博覽群書，涉獵廣泛，數十年的準備只為一朝名留青史。
然而歷史似乎從不善待他父子二人，司馬談並不是完成大作後壽終正寢，而是在隨武帝巡幸泰山途中染病而亡。
泰山，一直有著君王封禪的傳統，旨在祈求長生不老和清平安康，中國歷史上有六位帝王在此封禪
臨終之前，司馬談對著床榻尚在壯年的司馬遷囑咐道：“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我死之後，你必定會成為史官，成了史官之後，不要忘記我著書立說的遺志）
正是這一番話，在司馬遷的心中埋下了一顆著書立說以報父輩遺志的種子，也就是在此刻，他感覺到了父親和他在血脈基因裡的交融，這是一份責任。
在司馬遷修史初期，他就旨在繼承古代史學傳統，並弘揚大漢天朝的精神。他將修史看作是“明聖盛德”、“功臣史家賢大夫之業”之事，也大概是受了畢生兢兢業業、心向聖賢的父親的影響。
史官家世的使然和父親的影響，為司馬遷的思想和血脈裡都注入“以史明世”的血液，同時也鍛造了他出眾的文筆、宏遠的歷史視野和豐厚的知識儲備。而他寫作《史記》不止是為了自己，更是出於為了不讓自己丹青流墨的文人家世蒙羞，以及為了不讓父親難竟的遺志化作一抔黃土。
人生經歷：青史留名背後的忍辱含垢
如果只是順從父意和帝王，那麼《史記》大概率只會淪為平平無奇的史書。
因為這本光耀萬世的偉大鴻文，其實是司馬遷忍受著世人譏笑與一身恥辱而寫成的，
每一個字都落滿血淚，每一行都溢著悲憤。司馬遷生於書香門第，自幼耳濡目染文學之作，在其少年之時“耕於河陽”，他雖然生於士人之門，卻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民間。
在其及冠之後，他告別家人踏上游歷天下山河名川的道路，一去二三載，足踏三萬裡，從中原腹地過江南橋畔，再到西南密林，司馬遷遊歷了大河內外（司馬遷遊歷了今天九省的範圍），也正是此行，磨練了其心志，鍛造了其吃苦耐勞的本領。
司馬遷遊歷山河的路線圖（後世推測），他從長安出發，一路南行至吳越之地
而且也是通過此行，年輕的司馬遷得以領略山河風土，俯身察覺世間百態與生民疾苦，蒐集歷史傳聞和實地考察。這次遊行中，司馬遷得到了許多珍貴的素材和開拓了眼界，從而為《史記》的寫作注入了悲天憫人的氣質、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冠古絕今的風采。
然而，司馬遷的人生並非一帆風順，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以“為李陵辯解”為分水嶺的。
公元前99年，漢軍北上攻打匈奴，而李陵即在此次行軍之中，他是名將李廣之後，卻在大戰後兵敗降於匈奴單于，甚至再後來迫於無奈地娶了單于之女。
李陵，甘肅天水人，飛將軍李廣之後，因故滯留漠北匈奴，武帝誅殺其家人後，他一生未歸漢地
李陵敗仗投降的消息傳回漢庭後，武帝勃然大怒，文武百官都認為這是“辱沒大漢天威”，皆言“誅滅陵三族”（父族、母族、自己一族），可是唯獨司馬遷為李陵直言辯解。
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提及他與李陵的關係和對李陵投降的看法，司馬遷說和李陵不過是“素非能相善也”，但他又為何替一個“關係一般般”的人冒著生命危險辯解呢？
李陵勸蘇武降單于。李陵本來忠於漢朝，武帝誅殺其三族之後，他改忠匈奴，一生頗具爭議
因為，司馬遷善於察顏悅色，善於識人，他在日常生活中觀察過李陵，並認為他有著“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這般的國士之風。
更是直接認為李陵“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這和司馬遷的性格與品行不無關係，從《史記》的寫作也可見一二，即“實錄”。他只相信事實，而非臆測武斷，也不受個人情感的左右。
然而，為李陵慷慨激昂的辯解救不了李陵，也救不了他，司馬遷因此獲罪，受了宮刑（中國歷史上的酷刑之一）並下獄。由此，他開始了《史記》的寫作。是的，其實《史記》的寫作的動機也有“發憤著書”一說。
司馬遷出身史官之家，是視名節操守高於一切的家世，而他為李陵辯護之後，所受的“宮刑”不止是一種酷刑，而且是一種侮辱人格的刑罰。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自責道自己讓家世蒙羞，同時一身汙濁，也就是所謂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如果換做常人，身受重刑、名聲掃地而且被扔入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很可能會一死了之，含恨人間。而太史公司馬遷卻選擇了發憤著書，為的是父親的遺願，也為的是諷諫世人，更是為了超脫自己於苦痛。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對於自己寫作《史記》的動機有十分全面的解釋。
司馬遷認為自己是“身殘處穢”，他對於自己悲愴的命運是無比憤恨，然而是先賢發憤著書的歷史鼓舞了他，令他化悲憤、恥辱為寫作動力，以與先賢並肩和留名青史為目的，如他自己所言《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他不願以一個“殘缺”的身體孤獨死去，《報任少卿書》中的自述寫道：“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這是其孜孜不倦追求的青史名節，也是“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意在。
《史記》
如果，一事無成地一了百了，他司馬遷的命只是“輕於鴻毛”；如果完成了《史記》，那麼他司馬遷的名字從此就會“重於泰山”。
可以說完成《史記》不止可以完成其父親的遺願，更可以使他破落的身體和殘缺的自尊得到昇華，以超脫自己於困境和無盡的折磨之中。
所謂的“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與其說是寫與友人任安，倒不如說是寫給他自己的。首先，司馬遷強調了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發憤著書的產物，他援引了“仲尼”、“屈原”、“左丘明”、“孫臏”等多人的歷史事蹟以自證。
位於陝西韓城的司馬遷像
而後，司馬遷又強調了發憤著書的動機大都是緣於個人的遭際不幸所致，突出了個體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提出了文章意義何在的問題，將文章寫作的動力歸結為個人與社會的統一。
也就是《史記》的寫作動機，不僅是為了承擔社會責任，也是為了抒發心中的鬱憤，使個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續。“發憤著書”闡明瞭文章寫作與個人體驗的關係，也突破了“發乎情，止乎禮”的中和為美的傳統儒家道德。
如果說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史書，那麼受刑之後的人生經歷無疑是這部史書中最為激憤慨然的章節。青史留名的背後，居然是忍辱含垢的人生，但是太史公告訴我們：縱使人生悲慘，也要發憤自強。
好一部《史記》，好一個司馬遷
可以看到的是，千百年的司馬遷之所以提筆書史，是大時代的使然，也是史官家世和傳統儒家入世道德的影響，當然還是太史公悲慘個人際遇中的憤然自強。
不管如何，世人不該只記住《史記》這部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鴻文鉅作，也該記住這本滄桑千年的《史記》背後的那個男人，那個光輝耀眼的太史公，那個身受酷刑的司馬遷，那個為了“成一家之言”而發憤著書的人。
好一部《史記》，好一個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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