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題是
「 方方日記」
1
《方方日記》要在海外出版又引起了不少人反對。有評論家語重心長地指出，方方這樣做不妥，對“公眾是一種刺痛”。
我覺得《方方日記》本身確實是一種刺痛。有誰不為疫情中發生的一切感到刺痛麼，畢竟人是感情的動物，或者按照毒舌祖師孟子的說法，“無惻隱之心，非人”。
並且我覺得刺痛並非壞事。只有往事並不如煙，如芒在背，如鯁在喉，人們大概在許多事情上，方能如履薄冰，如夢初醒，就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人類是為了反抗過去才成就了未來”。
所以說日記是一種刺痛我覺得沒問題。但是，說日記在海外出版是一種刺痛就有點敏感了。好像家醜不可外揚，這時候出版時機不妥，容易授人以柄，非“忠”。
這種帶點民族主義色彩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什麼叫“忠奸”，什麼叫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起碼得懂得什麼是為民族好。對問題諱疾忌醫，對苦難諱莫如深顯然不是。
這方面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裡有一個觀點值得推薦，值得琢磨。知識人一定是生活在具體國家裡的，所以避不開民族認同這個題目。但“即使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忠於團體的生存之戰也不能讓知識分子丟掉批判意識，削減批判意識的必要性。”
2
反對方方的，還有一種“專業論”。大體是說方方不是記者，沒有調查取證，日記不準確，價值不大。動輒被質疑“業餘”，不允許荒腔走板，似乎是我們文化傳統的一大特色。
就拿寫公眾號來說吧，我自己就經常遇到這種問題。常常有人來評論說你們一個體育號談什麼社會，談什麼時事，做好自己的事，別瞎逼逼。
且不說體育本身就是時事之一種，社會之一面，從社會視角解讀、品味體育別有洞天，就拿每個人來說，難道不都是立體的麼，體育迷難道就不關心社會了麼。你說點不一樣的好像就越界了，就不專業了，就業餘了。習慣於給別人劃界，其實是為自己的頭腦設限。
喬姆斯基應該是歷屆美國政府特別討厭的一個美國人。此人系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麻省理工的語言學教授，是語言學大家，但他熱衷於評論政策，從越戰到反恐，揭美國之短數十年不遺餘力。在他眼裡，美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雖然美國在喬姆斯基眼裡一無是處，可他還是選擇生活在美國，按照他的話說，因為美國可以暢所欲罵。你看，某種意義上喬姆斯基成了社會價值的一部分。所以，生而為一個社會人，社會中的議題沒有什麼不能關切的，不論是從道德上，還是在知識上。
3
再有一種“飯鍋論”。
說你怎麼能既在體制內，又做損害體制利益的事呢。吃著鍋裡的飯，砸盛飯的鍋，你這叫偽善，這叫搏取聲名。跟明朝的言官、所謂“臺諫”群體一樣，故意跟皇帝對著幹，被廷杖，打了屁股，就會有人叫好。
這種近乎於道德指控的觀點，乍聽起來似乎很難反駁。其實是沒有深究一些概念。所謂體制是什麼，體制利益是什麼？以現代政治學的觀念來看，體制不過是一種組織形式。體制是社會的體制，國民的體制。體制利益不是個人利益，體制利益就是公眾的利益。
所以批評也好、意見也罷，都是對體制負責，都是對公共利益負責，用亨廷頓的觀點來說，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機構的利益”。這才是一種現代社會人的思維。
“飯鍋論”是一種扭曲的公共視野，一種矯揉造作的道德，必須予以拆穿。《方方日記》在別處的出版，恰恰證明了我們的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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