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歷史故事表面，從宏觀的社會視野來討論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
更多文章盡在“啟蒙時代的餘孽”，喜歡就點個贊、加個關注吧！
提到法國大革命時，很多人會想到那句著名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也有人會想到米拉波、羅伯茨比爾、丹東、拿破崙等英雄人物，還有人會想到大革命中的混亂與屠殺。不管怎麼說，法國大革命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世紀、甚至20世紀的政治體，都有著法國大革命的影子。
法國大革命的政治遺產自不用多說，但是，其文化遺產則沒有得到多少重視。法國大革命對文化有很多深遠的影響，在本篇文章中，我主要談兩點，其一，法國大革命催生了並推動了現代民族主義。其二，法國大革命催生了遍及歐洲甚至全世界的度量衡觀念。
第一點：法國大革命催生了並推動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觀念的產生基本都要依託於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政治民主化。試想，如果一個國民永遠生活在君主的專制統治之下，他就不會意識到整個國家的情況與自己有關，因為能決定他命運的是那個專制君主，統領一切的也是專制君主，任何國家層面的好事與壞事的責任人都是國王，而不是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國民很難產生“愛國”、“愛自己的民族”等觀念。
但如果政治開始民主化，這位國民有了決定整個國家事務的機會，他就會誕生一種責任感：“我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中的一員，我也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榮辱、興盛與衰落都與我個人的榮辱與生活有關。”這就是一種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節。將國民個人與整個國家相聯繫起來的連接點正是“責任”，當國民意識到自己要對整個國家負責之後，他自然會產生對於國家與民族的熱愛。而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情況下，這種“責任”才成為可能，而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促成了政治民主化，使法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而非王朝國家。
催生民族主義的第二個過程是通過劃分“外國”來建立一種本民族內部的認同。人們的任何一種身份認同都取決於如何劃分共同體的邊界，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他不一定會產生“自己村子”這個概念，因為他不知道還有“其他村子”這種東西。但如果有一天他有幸離開村子去拜訪其他村子，或是有外來遊客來到他們的村莊，村民就會發現，自己居住了一輩子的村子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村子，並不是所有人都遵循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語言和習俗的。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就可以識別出自我與他者，從而產生了“自己村子”這個概念。
而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之後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便幫助法國人界定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區別，並構建身為“法國人”的集體認同。首先，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以及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在君主制盛行的時代十分少見，他們要求廢除一切等級制的主張對於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更是如同驚天霹靂一樣。當革命者與外國人發生接觸的時候，他們便會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
其次，外國的侵略也讓法國人迅速劃分敵我。反法聯盟的規模在歐洲歷史上極為罕見，幾乎除了法國以外，所有歐洲列強都加入了反法聯盟。反法聯盟侵犯、蹂躪法國領土，讓法國革命者們十分憤怒。為了對抗外敵，法國人的團結意識就變得十分重要，他們意識到為了對抗他者的侵犯，共同體內部的所有人有必要合為一體，於是，一種基於對抗外敵而產生的民族認同出現了：“我們都是法國人，應該暫時拋開一切差異共同對抗敵人。”
有意思的是，隨著戰局的轉變，民族主義隨著法國人的擴張傳播到了其他地區。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並非在一直被動挨打，也不斷向自然疆界擴張。德法邊境的城市和邦國首當其衝，成為被法國佔領的對象。這時，體會到滅國之痛的就輪到這些邦國了，在被法國佔領後，他們發現與法國相比，還是與其他德意志人在一起更能讓自己產生“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感覺，畢竟他們都操著同一種語言，都有著類似的歷史記憶。而這種感情是法國佬無法給予他們的，因此在法國大革命乃至拿破崙戰爭結束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此起彼伏。
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第二個文化影響是度量衡公制的建立。在大革命之前，各國甚至各個地區的度量衡都非常不同，各地會按照自己的經驗與生活，來定義各種衡量距離與重量的單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度量衡是權力問題，既然各地與各地的度量衡的不同，那麼為什麼某地區需要捨棄自己的度量衡、接受其他地區的度量衡呢？因此，很難出現一個被全體國民都認同的總量衡。
而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一點。大革命有一項基本原則：法律之下人人平等。這個法律並不一定是由立法機關所定立的實體法，也可能是依託於自然事物的自然法。在大革命觀念傳播之下，法國人開始尋找一種能令所有人都接受的、基於自然理性與自然法的度量衡。
“米”這個概念就是法國人尋找到的結果。因為一米的距離並不是由某人的思想來確定，而是根據客觀而不會改變的天文學計算結果來制定的：一米等於沿著子午線由赤道到南極或北極距離的一千萬分之一。這個概念在法國大革命之中誕生，被革命者四處傳播，最終，所有人都接受了這個基於自然事務的度量衡。
閱讀更多 啟蒙時代的餘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