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故事表面，从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讨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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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法国大革命时，很多人会想到那句著名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也有人会想到米拉波、罗伯茨比尔、丹东、拿破仑等英雄人物，还有人会想到大革命中的混乱与屠杀。不管怎么说，法国大革命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政治体，都有着法国大革命的影子。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遗产自不用多说，但是，其文化遗产则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文化有很多深远的影响，在本篇文章中，我主要谈两点，其一，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并推动了现代民族主义。其二，法国大革命催生了遍及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度量衡观念。
第一点：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并推动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基本都要依托于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政治民主化。试想，如果一个国民永远生活在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他就不会意识到整个国家的情况与自己有关，因为能决定他命运的是那个专制君主，统领一切的也是专制君主，任何国家层面的好事与坏事的责任人都是国王，而不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很难产生“爱国”、“爱自己的民族”等观念。
但如果政治开始民主化，这位国民有了决定整个国家事务的机会，他就会诞生一种责任感：“我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中的一员，我也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荣辱、兴盛与衰落都与我个人的荣辱与生活有关。”这就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情节。将国民个人与整个国家相联系起来的连接点正是“责任”，当国民意识到自己要对整个国家负责之后，他自然会产生对于国家与民族的热爱。而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情况下，这种“责任”才成为可能，而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促成了政治民主化，使法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而非王朝国家。
催生民族主义的第二个过程是通过划分“外国”来建立一种本民族内部的认同。人们的任何一种身份认同都取决于如何划分共同体的边界，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他不一定会产生“自己村子”这个概念，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村子”这种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他有幸离开村子去拜访其他村子，或是有外来游客来到他们的村庄，村民就会发现，自己居住了一辈子的村子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村子，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和习俗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就可以识别出自我与他者，从而产生了“自己村子”这个概念。
而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便帮助法国人界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并构建身为“法国人”的集体认同。首先，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在君主制盛行的时代十分少见，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制的主张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更是如同惊天霹雳一样。当革命者与外国人发生接触的时候，他们便会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
其次，外国的侵略也让法国人迅速划分敌我。反法联盟的规模在欧洲历史上极为罕见，几乎除了法国以外，所有欧洲列强都加入了反法联盟。反法联盟侵犯、蹂躏法国领土，让法国革命者们十分愤怒。为了对抗外敌，法国人的团结意识就变得十分重要，他们意识到为了对抗他者的侵犯，共同体内部的所有人有必要合为一体，于是，一种基于对抗外敌而产生的民族认同出现了：“我们都是法国人，应该暂时抛开一切差异共同对抗敌人。”
有意思的是，随着战局的转变，民族主义随着法国人的扩张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并非在一直被动挨打，也不断向自然疆界扩张。德法边境的城市和邦国首当其冲，成为被法国占领的对象。这时，体会到灭国之痛的就轮到这些邦国了，在被法国占领后，他们发现与法国相比，还是与其他德意志人在一起更能让自己产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感觉，毕竟他们都操着同一种语言，都有着类似的历史记忆。而这种感情是法国佬无法给予他们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乃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此起彼伏。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第二个文化影响是度量衡公制的建立。在大革命之前，各国甚至各个地区的度量衡都非常不同，各地会按照自己的经验与生活，来定义各种衡量距离与重量的单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度量衡是权力问题，既然各地与各地的度量衡的不同，那么为什么某地区需要舍弃自己的度量衡、接受其他地区的度量衡呢？因此，很难出现一个被全体国民都认同的总量衡。
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点。大革命有一项基本原则：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这个法律并不一定是由立法机关所定立的实体法，也可能是依托于自然事物的自然法。在大革命观念传播之下，法国人开始寻找一种能令所有人都接受的、基于自然理性与自然法的度量衡。
“米”这个概念就是法国人寻找到的结果。因为一米的距离并不是由某人的思想来确定，而是根据客观而不会改变的天文学计算结果来制定的：一米等于沿着子午线由赤道到南极或北极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这个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之中诞生，被革命者四处传播，最终，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基于自然事务的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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